“这个社会已经让善良的人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未届不惑的走线者权录军说。
权录军来自甘肃定西县乡下，去年3月走线来美前，是南京某公司的普通雇员，拥有机电专业大专文凭、电工证和健康管理师资格证。他给人的印象是平和淡定、老成持重，很难想像他在离开中国前，内心积聚了怎样的绝望和愤怒。
灭绝人性的“计划生育”
权录军对中共深恶痛绝，始于乡村实行“计划生育”的种种举措。
“我八九岁时，外婆对我说过，谁家的女人快要生孩子了，被共产党抓去，绑在床上强制流产了。我在村里也听到老人谈论说，谁家的女人被抓走了。”他说，“好好地把人家的孩子给弄下来，多恐怖啊！”
“我从小就有一个理念：作为政府，你不能不经过人家同意，把胎儿说杀就杀了。”他回忆，那时村里怀孕的女人肚子稍微大一点，常常趁着月黑风高，逃到深山老林里或远方亲戚家躲避，直到孩子生下来。即使孩子安全生出来了，中共的惩罚还是躲不过去：很多家庭面临钜额罚款，家具被拉走，倾家荡产。
年龄稍长，上中学时，他两次听说了六四屠杀：“一个老人，还有一个年轻人，当面给我说过这事。因为屠杀学生，中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制裁。”从那以后在他脑海中，中共就和“杀人政权”联系在一起了。
疫情封锁中加入反抗群体
也许因为从小就知中共残暴，权录军养成了隐忍的性格，外人很难看出他有脾气；而疫情三年的“动态清零”，不但把青年学子逼上了街头，也在他这样的壮年人中广泛酝酿了反抗情绪。
2022年11月，河南郑州富士康工人因园区严酷封锁发生暴动，并开始大逃亡，随后全国多地爆发了“白纸运动”。“当时想造反的人非常多。”权录军说，他疫情期间也被关在家，饿过肚子。这让他按捺不住愤怒，开始在网上寻找反抗的群体。
他加入了一个几百人的抖音群，有河南富士康员工参与，每天曝光中共的极端做法，也商量着如何为在暴动中被警方打死的六名员工讨公道、突破强制封锁。权录军希望大家在群里可以相互照顾，如果有人出事，其他人可以出面“捞人”。
他们这个群虽然希望成为一股反共的力量，但也不希望出事。权录军虽然小心翼翼，但最终因为明显的反共言论，被压力太大的群主踢了出去。
反复遭防疫中心电话威胁
疫情期间，他手机录下了中共大量反人性的措施，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一天深夜，手机被人锁死，使用了一年的密码再也打不开手机，最后只能刷机删除所有资料——他担心自己被盯上了。
紧接着，南京防疫指挥中心连续给他发短信、打电话，确认他的身份和地址，让他去社区报到。他担心自己在群里的反抗言论已被泄露，拒绝透露住址。幸好租房时房东未登记他的身份证，街道工作人员也查不出他的地址。
看到权录军不配合，南京防疫指挥中心反复威胁他：违反防疫政策，将会面临法律后果。最后，他忍不住在电话里怒怼对方：“你天天打电话骚扰我干什么？我欠了一身债，没有工作，你给我介绍工作？你给我寄钱？”对方不依不饶，继续威胁，权录军挂断了电话。
事后他非常紧张，特别是看到当时中国很多地方、包括南京建起了大片的隔离房，他很担心自己半夜被拖走。庆幸的是，两个月后，中共结束了疫情封锁政策。
中国社会看不到任何希望
权录军用“人矿”一词来描述中国人的真实生存处境：没有做人的尊严，没有发声渠道，全社会非常混乱，“一团糟，不是正常的社会”。
“作为打工者，你找不到方向，看不到任何希望。你要去生存，必须去坑害别人，或者去做违法乱纪、违背良心的事情。我不愿意做，也做不来。”他说，“这个社会已经让善良的人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中共党魁打破任期制、作出无限连任的姿态后，他已感到深深的绝望。经历三年的极端防疫，权录军感到无法继续隐忍：“不经民众的任何同意，想封就封，民众被任意压榨，像鸡鸭一样任人宰割。”
虽然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几个月后，他终于悄悄离开了中国。抵达洛杉矶后，他经常参加中领馆前的民主抗议活动，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权录军表示，有独立思维、有政治见解的人，在中国就是个异端，“我几十年都没办法同意它们（中共）”。“在这种压制人的环境里，你什么都说不出来，除非你把自己的良心换了、把脑子换了。国内的政治环境，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他说。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11/9/n1436761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