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坎儿”，民间流传的“逢九必乱”之说对中共的命运不是虚言，从美中贸易战，到香港“反送中”，到台湾“反红媒”，以及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反共声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势不可挡的历史阶段。

这股历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动者就是辛灏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统治摇摇欲坠的这个年头里，各地邀请辛灏年教授演讲的安排接连不断。本台节目制作人方伟也特别专访了辛灏年教授。

辛灏年教授现在已是71岁高龄，定居美国。他的原名是高尔品，安徽巢县人，在中国大陆时是著名作家，后专注研究历史，来到海外后著有揭示中国现代史真相的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因对中国现代史深刻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辛灏年教授被誉为“中国现代史忠诚守护者和代言人”。

在访谈中，辛教授从他的个人成长和成名，到他对历史的学术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对台湾和两岸未来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满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谈更像是一场精彩的演讲，而他早早就洞见中共之命运真相的真知灼见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把这次对辛教授的专访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称），陆续发表，敬请关注。

（接上文：辛灏年专访(1): 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源于我的生活经历）



“文革”经历：看到太多痛苦、死亡、迫害、血腥

当时已经学生不斗学生了，他们“造反派”就去“革命”去了，我的班上几个同学搞了个什么“敢死团”，成天斗老师，紧接着去参加武斗了。那我干什么呢？我本来成分不好，人家造反不要我，而我自己心里面根本就没想造反，而且当时我还说过一句话：“当阳光最为灿烂的时候，你的眼前常常是一片漆黑。”这是我19岁说的话。为什么？我对这个“文革”有看法，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灭天理的、灭人欲、绝天理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政治运动。我亲眼看到太多的痛苦、死亡、迫害、血腥。

1966年8月31号我在北京，是被班上团支部书记强迫着长征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第二次接见。接见完了以后，当时宣布成分不好的人必须滚出北京，伟大祖国首都不容许你们这些“四类分子”（“文革”时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四类人的统称）的儿子女儿呆在这里。第二天，我们就成群结队，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班35个都是成分不好的，当我们走到北京火车站的时候，看见一队女“红卫兵”，非常威武地唱着“血统歌”——“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的歌，走过来，然后对着一个老太太，一皮鞭抽下去，鲜血从她脸上一蹦，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看见北京火车站前面，一片花头，都是北京被遣返原籍的所谓“四类分子”、“五类分子”（“文革”时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统称）及其子弟、家属们。花头就是阴阳头。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亲眼所见的被一队女“红卫兵”用大宽军用皮带打死的那个老太太，就是共产党早期的领袖彭湃的妈妈。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所以过去有人问我这个，我讲过，当然我没讲过她就是彭湃的妈妈。彭湃——共产党第一个把自己父母赶出去，把家产分掉，发动农民革命的人物。

象这样一些经历，它使得我在给了我一点点创作自由的“思想解放”时期写作的时候，我如果不批判这个社会，不批判这个现实，那我就成了一个没有良心的作家。

一批作家怀着对痛苦的反思提出“干预生活”创作方针

我们要承认从1978年到1980年左右这两三年时间里面，那个时间冲出来的作家，象我们这一批作家，都是怀着相当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对于自己苦痛的反思，而且也是对社会的苦痛的反思，我们公开提出来了“干预生活”这样一种创作方针。

什么是“干预生活”？就是作家要干预生活，作家描写生活要描写生活当中应该改善的东西，作家不能够一味地去歌颂党和国家领导，要描写人民的痛苦，社会的病态，要象鲁迅那样敢于直面人生。因为我们所遭遇到的人生，是比鲁迅所面对的人生要痛苦一万倍，血腥一万倍。

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就被压下来了。所以这样一压下来以后，我不仅有自己的这一番经历，我又亲眼看见了太多的痛苦，我从小到我当作家这三十多年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清清楚楚地看见，历次政治运动给人民所带来的灾难，让许多无辜的人民遭受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迫害，甚至于是种种难以想象的死亡。

那么这个社会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变革？要不要改变这个社会的状况？我自己从小就喜欢历史，我当然就通过自己对历史的了解，我认识到：这个社会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最反动、最黑暗的社会。当然了，尽管“思想解放”，它也不容许你完全去揭开这一切。那我们就采取种种办法，去争取、努力地干涉生活，去表现真实的生活。

我讲了，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因为共产党需要“思想解放”，从毛泽东的“文革”思想里解放出来，来搞改革开放，来救党，我们就趁着这个空子写了。可是到了八二、八三、八四年的时候，就感觉到头上的紧箍咒越来越紧，所以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恪守内心原则，转笔历史题材，拒名辞官

我去南开大学看我哥哥，哥哥就跟我讲，你写的这些小说，我最近休息都看了。夸我的话，我就不说了。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你是不是不能再这样写下去了？如果你再这样写下去的话，你迟早一天要坐大牢。我认为，你的基础很好，学识也比较广。我想很多青年作家在学问上是没法跟你比的。你还是写历史小说去吧，不写现实，这样你既能够很真实的去写，又不触犯当今。

我想来想去，觉得也对啊，大哥给我指了一条路。直到20年以后，我到海外了，大哥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一句话，改变了你的人生，让你成了一个很好的学者。我心里想，你是让我改变了人生，可是我回不去了。

为什么呢？当时我觉得他的话对，因为我已经感觉到在这个文坛上，这个专制文坛上，紧箍咒越来越紧，压力越来越大，尽管从表面上看，我很有地位，也很有名声，可是我觉得我创作不自由，这是最大痛苦。搞创作的你没有自由，我想写的不能去写，我不想写的拼命叫我去写，这就没有意义了嘛。

我跟一些其他作家不同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原则：必须忠于生活。我研究美学多年，美学讲真善美，真善美也罢，真善忍也罢，真是第一位的，没有真，就没有善，没有善何来忍？何来美？我这话对吧？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要忠于生活的真实性，我就不可能按照他们那样去写。在我的同伴当中，可以说，我的这些同学基本上统治了中共文坛30年。我如果没走上这条路，至少安徽一方恐怕也是被我所管辖，只要我不去大骂共产党就可以，愿意入党，愿意做官，我就可以，因为我的资历在那儿。最后一次请我入党，党组书记跟我讲，你再不入党，不好安排你了。我就笑了，说了一句话：你们在整党，我看你们是改不好了，学不好了。我当时的原话：你们还是让我清清白白地过一辈子吧。

所以1983年提我副处长，我拒绝。1985年安徽省召开作家代表大会，我拒绝参加，因为安排我做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联副主席，我拒绝参加。1984年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我把我的名额让给了安徽的老作家曹予缪，一个被打过“右派”20年，一辈子没去过北京的人。

（待续，敬请关注）


希望之聲 / 原文网址：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9/08/16/n31112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