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脑控受害者的不断维权，被中共有意混淆、掩盖的“脑控”真相逐渐被揭开。中国某大型报业集团的一位高级职员披露了他被脑控的亲身经历，以此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用脑控（微波技术）实施迫害这一反人类的罪恶。

王先生曾是中国某大型报业集团体育部主任，2015年调往该集团下属的印务总公司做老总。他告诉大纪元记者，2016年开始，他遭到一种类似像幻听的“脑控”攻击。

在3年前的一段时间里，王先生突然发现他在接听电话时经常听到电话里有很多杂音，包括他远在美国的母亲打过来的电话都有这种刺耳的杂音。之后他就把通话声音录了下来，“我就听背景的声音，发现确实有人在跟我说话。”王先生说，从那时开始，无论他想什么，那个声音都会把他想的东西说出来，“而且我听得到的，别人听不到。”

之后，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王先生说，这种没完没了的声音干扰令他非常痛苦，“我叫它语言暴力，如影子强盗一般如影随形，无所不在，而控制声音的人能洞察他人一切思维和想法，掌握他人所有的隐私和记忆，了解他人全部软肋和短处，并且，还处心积虑，精挑细选专门针对他人所有的要害之处，各种羞辱、训斥、讥讽、谩骂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极地施以暴风骤雨般精确语言暴力打击我。”

王先生说，为了搞清楚自己听力是否出现状况，他透过在耳鼻喉科做专家的同学，对他自己的听力做了两次系统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他确实能够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比如在8000赫兹区域的听力达到15dB—10dB，我具有听力特异，也就是传统讲的特异功能。”

之后，王先生花了大量的时间才搞清楚他是受到了“脑控”的攻击，“脑控跟幻觉非常相似，”王先生说，刚开始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但我自己很清醒，不可能出现幻听，因为幻听总会有一些状态出现，但我没有，“他们就是故意营造幻听的状况让我去感受。”

王先生曾自己做了一些实验来证明自己是被“脑控”了，“我用印报纸的金属板将一个平方的房间的六面墙全贴上，我待在这个房间里发现，我想什么他们就读不出来了；我有时也测试他们，我想一个非常高的声音，结果他们唱不上去，把调降下来了，他们的声音是人唱的，而且我想的方言他们也读不出来。”

由于长期受到“脑控”的干扰，王先生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我在国有大型企业工作，每天要考虑很多问题，但你要考虑问题几乎很难，在2018年干扰最严重的时候，人会极其烦躁，甚至发怒。”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先生还先后出过4次车祸，“有一段时间，我每一次开车，除非很短很短的距离，超过10分钟车程，我一定会睡着，这种睡觉不是完全沉睡，是似睡非睡，而且是不可抗拒地想睡。每次都是发生‘追尾’，只有一次是撞到屋檐，车子撞到竖起来了。”

王先生说，让他长期极度苦恼的问题是，由于“脑控”太过虚幻，又拿不出什么证据来证实其真实存在。以至于几乎无人认同“脑控”者，甚至根本都不认可其真实存在。

“我曾经尝试跟上级领导透露了一点，他们根本不相信，我最后就不说了，尤其在绝大多数的人对这个事情没有概念，不知道存在、完全无法理解的情况下，最好不说，说得越多，也说不清楚，越抹越黑，对我越不利。”

谈到为什么会受到“脑控”，王先生怀疑这可能跟他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

王先生的姐姐早年留学美国哈佛，之后曾是美国总统小布什科学家智囊团的成员，“这个智囊团有几十个人，她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中共安全部门的人来找我，希望我能提供他们相关的一些信息，被我拒绝了。”

王先生说，最初他的想法就是“他们拿我当试验品，了解具有听力特质的人与其他人有何不同；或者对于他们盯上的人做这个实验，想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者最终是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很多事情不是我想像的，到最后，慢慢受到他的影响，他们通过某种手段逼着你按照他们的路径在走，他们从中找到一些经验和手段。”

“就像当年日本的731，但他们把这个做到极致，到什么极致情况下会发生质变，或者某种情况下是底线。”王先生说，“他们想控制人，就采集人的大脑的数据，远程搜集、远程式控制，把采集来的数据进行对比研究。对于他们给我造成的这种痛苦，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死，你无法忍受。”

至于是谁在搞这个“脑控”实验，王先生曾怀疑或许是某一个团队买了一些高科技监听在干坏事，“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团队干得了的事情，我有几次跟他们‘对话’，最早了解是总参2部、3部的情报部门在做这个事情。”

另外，王先生说，他中央的朋友反馈给他的信息是，“‘确实有脑控的事情，而且国家很重视，但不是我们国家搞的，是世界上很霸道的美国搞的，还说，我们苦于没有证据’。我知道肯定不是美国人搞的。他们是绝对不承认的，而且知道的人不会很多，即使公布出去它都不会承认，说你是瞎说，这个套路我在新闻界搞了多少年，这种事情多了去了。”

（待续）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9/10/n115107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