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共产党的日子里
——忆六四
作者﹕陈纲

没有共产党天下就会大乱吗？ 其实在首都北京我们已经早在1989年春、夏之交就实践了20天左右没有共产党的日子。

1989年5月13日，许多北京高校的大学生来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 为了反对共产党官员腐败和争取更多的人权开始绝食。 从这一天起， 数十万大学生和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自发的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最多时达到300万人。从这一天起，共产党渐渐失去对北京的控制，北京渐渐处于无政府状态。

我当时正上大学三年级，从5月 16日起也跟随我校师生去广场声援绝食的学生。每天都有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自发的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并在广场周围游行。另有几十万大学生自发的汇集在广场中央，当时人山人海。天安门附近，所有交通警察、治安警察、武警从岗位上撤掉了, 交通岗亭、人民大会堂前都再看不见值勤警察的身影，完全靠大学生自己维持秩序。但一点也没乱，而且秩序井然。我当时天天去广场，从没见到或听到打架或偷东西的事情。

首都各界送来慰问学生的食品、饮料堆积如山，应有尽有。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主动承担起各项责任，我和几个大学生正好处在了一个食品饮料堆旁边，就自动承担起分发食品的任务。我们负责分发的人并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先享受，而是先分给其他人。而领取食品的人，只是按需索取，没人多拿多要。当时我很感慨，没想到共产主义的理想——“物质极大丰富，人们按需分配”却在没有党组织的天安门广场首先实现了。

天安门广场当时就像一个净化人们心灵的大熔炉，广场上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其中不乏漂亮的女孩子们。当时我正值青春年少，还没女朋友，在广场找个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应有很多机会。但我在广场上一点私念都不想动，觉得要是动了私念就是对这伟大的爱国运动的亵渎，所以从始至终不曾问过那些与我并肩站在一起的女孩们姓字名谁，来自何方。

尽管北京城秩序井然，上千万老百姓安居乐业，但党中央一小撮当权者眼看就要失去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所以5月20日以“恢复正常秩序”的借口实行戒严，派几十万解放军进城，准备镇压学生。但各路开进的解放军被自发的几十万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拦阻在进城的道路上。从这天起北京基本完全摆脱了共产党的控制。

5月21日我来到离家最近的石景山区古城大街，只见长长的军车队被老百姓以血肉之躯拦截在马路上。当时老百姓除了拦在军车前，并没有对军人采取任何过激行为。那些当兵的荷枪实弹，都是一脸茫然，被上面欺骗：“北京发生了动乱, 前来恢复秩序”。许多老百姓围住军人，给他们讲事实真相，告诉他们北京秩序井然，不需要解放军来维护。我一是觉得那些当兵的也是被共产党欺骗的，觉得挺可怜的，另外想让军人理解，我们对他们没有敌意，只是希望他们别对无辜的学生和市民开枪。于是和几个同学一起，在现场群众中募集了一些钱，为当兵的买了些饮料和食品送给他们。至今还记得一位北京中年妇女感慨道：“怎么联合国不派维持和平部队来北京保护我们呢！？”北京市民在各个进城要道赤手空拳的以和平方式没有让军车前进一步。

北京城区和近郊看不见了警察、武警、军人，摆脱了共产党的统治，连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们在指挥交通。为不给共产党找到镇压学生的口实，首都市民默契配合，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社会秩序井然，商业活动正常。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统计，这一时期，北京市各种刑事犯罪案件却明显下降，交通事故也是历史最低。公交车和地铁被当局停止运营，但许多私人车和属各企事业单位的车辆承担起许多载客任务，而且不要一分钱。这期间，北京老百姓人与人、心与心之间的距离都拉得非常近，连素不相识的人彼此都成了兄弟姐妹。当时北京根本没有“暴乱”发生，社会秩序良好，连小偷都声称罢偷。一次晚上我从天安门骑自行车往家赶，不小心碰到另一骑车人，还没等我开口，那人先开口：“没事，理解万岁。”招招手就走了。要是在过去共产党统治时期，大家心里一肚子怨气，街上相互碰着就往往吵架。当时，北京大多数人脸上洋溢着喜悦，大家被共产党欺压了几十年，终于过上了几天没有共产党的快乐时光。大家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共同心愿，最好这次大家一鼓作气，能让共产党彻底从中国舞台上消失。没有了共产党的控制，首都媒体人的胆子也壮起来，不再为共党歌功颂德，不再为共党欺骗人民，首都媒体开始说了几天真话，当时北京的社会环境从没有过的和谐有序。

可是好景不长，6月3日晚至6月4日，解放军在党中央的指挥下，用坦克和冲锋枪一路杀进城来。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附近的北京铁路总医院，我亲眼看见许多被子弹打死、打伤的市民和学生，亲身感受到什么叫血流成河。第一批戒严部队冲过去之后，我来到军事博物馆前的大街上，看见地铁站的窗户和水泥墙上布满弹洞。一个刚从天安门广场逃出来的北方工业大学的女学生哽咽的告诉我，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驱赶他们，在一字排开的坦克和装甲车从长安街金水桥向广场隆隆开过来时，有些学生还在帐篷里，在坦克和装甲车一路撞倒、碾碎广场上的帐篷时，从帐篷里传出一片骇人的惨叫声。

是共产党指挥的解放军给首都北京带来了屠杀、死亡和动乱！

在六四大屠杀后的大清洗中，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分院就有十几个学生被端着冲锋枪的解放军抓走，同学们各个都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当时的感受是，北京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共产党的枪杆子打碎了北京短暂的和谐时光。

时光流逝已二十一载，相信许多北京人和当年学子还仍然怀念1989年那段没有共产党的美好、幸福的日子。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
[作者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

导言

2001年9月，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博士章家敦先生出版了展望大陆在加入世贸后之政局的书，他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得出结论——《中国即将崩溃》。在章博士出版这本书的前一年，中国作家郑义也出版了《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

从两位学者的书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中国在表面繁荣下潜藏的巨大危机。经济基础和生态底座的坍塌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坍塌，也就是政权的解体。实际上，中共通过几十年谎言和暴力治国，不仅把国民经济和生态推到崩溃的边缘，中国的文化体系和道德体系也被推到了岌岌可危的状态。

历朝历代走到君王无道、民不聊生的时候，都会出现一次社会的大动乱，所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要重新洗牌、整合，改朝换代，江山易主。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的如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上下500年。不过历次动荡之后，只要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新王朝就立即可以开创一个盛世，从“文景之治”到“贞观之治”莫不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民族精神不死，自然资源仍在。

然而今天中国所面对的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困境，除了执政者之腐败堕落、普通百姓之走投无路一如过去的王朝末世，更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

可以说，中共通过它五十几年血腥统治和专制独裁，制造了一座足以摧毁这个民族，甚至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活火山。目前这座火山完全是因为中共的暴力镇压和舆论压制才没有喷发出来。然而这种镇压却似饮鸩止渴。最后的爆发，尤其是生态崩溃引发的灾难，既使是圣人出世也回天无力。同时中共自己也看到了，如果它稍微放松一点镇压，还没有等它从火山口全身而退，那石破天惊的岩浆喷发就会在瞬间把它烧为灰烬，因为它是这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

所以，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

本文愿意从民族、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大众心理等各个层面探讨中共继续其高压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找到病症方可对症下药。有很多知识分子也从不同的角度预见到了这种灾难性前景，他们出于深重的使命感而积极为中国的困境寻找出路，但是这些出路却因为中共出于“被清算”前景的担忧，无法自上而下地配合而搁浅。

《世界经济导报》的前编辑张伟国先生曾经形象地形容中共的“反腐败”斗争，称之为不反腐败是“等死”，而认真反腐败则是“找死”。如果把这句话稍作变动的话也仍然成立。虽然一些知识分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继续努力寻找出路，另一方面，中共却因为不想“找死”而处在一种无所作为的“等死”状态。但最可悲的是，我们的民族似乎无论如何也会被中共拉去垫背。

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我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全文共分八个部分。

一、兵荒马乱

不仅仅是中国人，就连西方政府和中国问题专家都害怕中共垮台后，会在中国出现内战、饥荒和难民潮。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这种冲击势必要波及所有国家。

纵观中国的历史就会看到，历次改朝换代都会有一段“兵争天下”的时间。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是五百年春秋战国之乱，然后统一于秦；秦末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楚汉相争，打了六年，然后统一于汉；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到五胡乱华、东晋偏安、南北朝对峙，中间经过了四百年的战乱，统一于隋；隋末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被李世民扫灭，前后历时大约十年，统一于唐；唐末黄巢起义，经过五十多年的五代十国战乱，统一于宋；宋朝一直受到外族入侵，统一于元；元末红巾军起义，至朱元璋统一经过了十六年；明末从张献忠起义，到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经过了十四年战争，随后清兵入关；清末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体，从 1911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至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统一全国，中间也经历了十七年的时间。

老子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战争会带来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由于饥荒和杀戮造成的人口减少。一般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才能安顿流民、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

这种必然发生的兵荒马乱，其表面原因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个血统继承的“家天下”社会，因此在体制外不存在天然的继承人。当一个皇帝的荒淫残暴背叛了“天道” 的时候，造反的起义军就变成了“替天行道”。虽然如此，皇帝下台后的权力真空到底由谁来填补，各路反王哪个人奉天承运，这个就需要靠实力说话了。

中共在建政后，其独裁程度远远甚于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封建王朝，也从来没有给过百姓真正的民主，同时用无神论砸碎了“君权神授”的传统概念。对于民间控制之严厉使得在中共体制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更没有一个人具有统一全国的军事威慑力，很难想象中共现行体制内那些手握重兵的人不会抱着和袁世凯一样的野心成为新的独裁者，或者成为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那样的大军阀。当SARS爆发之后，尚且有许多村庄挖断公路，划村而治，当中共彻底失去镇压能力后，怎能保证民国初年各省通电独立的故事不会重演？

更为严重的是，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封建社会或者辛亥革命后的农业经济了，各省无法自给自足，而发展工业的资源当地又不齐全。尤其在中共对环境毫无顾忌地污染和糟蹋之后，中国的生态体系正面临全面崩溃，争夺自然资源、包括饮用水这样最基本生存资源的战争就可能会在各省之间展开。而武器的发展，又早已跨越了冷兵器时代，进入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和原子武器时代。即使不用这些武器，常规武器的杀伤力又岂是过去的大刀长矛所能相比？

中国现在承载着巨大的人口和环境压力。在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下进行生产，才可以勉强维持民众的生活和基本物资的供给。如果社会出现剧烈动荡，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遭到破坏，那么中国陷入大饥荒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国际社会需要拿出多少粮食才能填饱几亿张饥饿的嘴？拿出多少钱来才能遏制中国的难民潮？花费怎样的政治努力才能让中国的各方力量坐下来谈判？这些对于所有地球人来说可能都是一场劫难。

这是第一个看上去无解，但是却并非绝对没有出路的难题。

二、民族分裂

在中共垮台后，民族问题会立即浮出水面，成为新一届政府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一直在争取新疆独立的维吾尔人可能会趁机建立自己的国家，西藏和台湾问题也都会浮出水面。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旦垮台，有两种趋势耐人寻味。一个是苏联分裂为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分裂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以及马其顿共五个国家；与此相反，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却在 1990年宣布统一。我们分开来看看这两种趋势背后的原因。

国家之所以分裂和统一，与民族问题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信仰、风俗、历史、生活习惯，甚至地域，当然希望按照本民族约定俗成的方式进行生活，由本民族的人进行管理。在前共产党国家，一方面共产党试图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去替代不同民族的不同信仰（精神手段）；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收买和暴力镇压（物质手段）来对付民族分裂。然而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暴力镇压的力度一旦减弱，曾经因为暴力积累的仇恨就会爆发出来，至少不同的民族都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如全民公决等脱离曾经统治他们的外族人。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专制造成的民族问题往往被专制镇压掩盖，等到民主转型时爆发。”

中共在宣传自己的民族政策时，经常标榜自己给少数民族拨了多少款，多大幅度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了经济，实际上，民族问题跟经济问题并不绝对相关。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虽然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同属于斯拉夫人，但是历史上斯洛伐克民族长期为匈牙利人征服，经济比较落后；而捷克民族更靠近日耳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开始工业化，经济比较发达。斯洛伐克却并不想绑在捷克这个富裕的兄弟身上，不顾失业率大幅上扬，外来投资大量减少，毅然与捷克分道扬镳。

很多人会说，中国与这些国家都不相同，因为中国文化中历来有“大一统”的意识，所以在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过了无数次的战乱和分裂，但“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点到了问题的关键。

一个国家要统一就必须有共同的文化基础，这几乎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历史上曾经有不少英雄横空出世，如波斯王大流士、罗马的凯撒大帝、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等，都曾经建立过横跨亚州、欧洲和非洲的庞大帝国。蒙古人崛起大漠的时候，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但这些帝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几十年的时间就分崩离析，而且破碎得没有办法再统一起来。究其原因，就是他们在当初创立帝国的时候，纯粹靠的是武力征服。

反观中国的历史，中国对于其版图控制内的民族一直以文化征服为主。在秦朝以前的五帝三王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是最先进的，无论是农业、科技、历法还是礼仪。远方的人为了学习中国的文化，需要经过几重翻译，但是前来朝拜的人仍然绵绵不绝。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推行了“书同文”的政策，这使得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可以轻易地传播到秦朝武力控制的所有地区。

中国文化从轩辕黄帝开始一直是道家文化占主导。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正统地位正式确立，即使是匈奴等少数民族也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的姓氏都有使用汉姓的。实际上，中国人内向和含蓄的性格都来自于道家的清静和儒家的克己，这种修炼文化注定了这个民族在战争中，他的优势不在武力上，而在谋略上。但是，也正因为这种修炼精神决定了民族文化的道德起点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各个少数民族的认同。

由于汉人一直在体力上和少数民族相比占劣势，从秦朝开始，大部分时间统治中国的实际上并不是汉人。秦朝本身属于“西戎”，就是少数民族；汉朝上下四百年属于汉人统治了，但是到西晋司马炎统一三国不到二十年后，就开始了长达一百三十多年少数民族入侵的“五胡乱华”时期。随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鲜卑人）在公元439年统一北方，至隋文帝统一全国又经过了一百四十多年。隋唐这两个朝代都不是纯正的汉族血统，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娶的都是鲜卑人独孤信的女儿，因此隋唐的君主都有鲜卑人的血统，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也是鲜卑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唐朝一直用少数民族军官如安禄山、哥舒翰等人做藩镇的节度使，也是佛教这样的外来宗教走入鼎盛的朝代）。宋朝时，西夏、辽和金占据了全国将近一半的土地，也都是少数民族。元朝是蒙古人，清朝是女真人。算下来，中国历史上倒有一半以上时间都是胡人做皇帝。

然而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化却一直在传承发展，“儒、释、道”作为信仰和文化的主流一直没有中断。中国文化是一个包容文化，无论是哪个少数民族入侵，都会被汉地文化所同化，而且汉地会把其他民族文化中最好的部分吸收进来。佛家思想进入汉地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元朝的时候喇嘛教、犹太教以及其他西方宗教开始流入汉地；基督教由明朝的礼部侍郎徐光启介绍给汉人，康熙大帝向汤若望学习历法、向白晋学习几何等也都是鲜明的例证。

正是这种先进文化形成了一个民族的粘合剂，北魏、隋、唐、元、清被汉化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五胡乱华时一些国王使用汉姓，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统治者也一直在依靠汉族士族，虚心学习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管理国家。昭君出塞、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西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郑和下西洋等也都是汉地向少数民族和国外输出文化的时候。因此，无论国家怎么分裂，最终还是这个文化认同感把中国各个民族统一到了一起。司马迁曾经以“重译款塞”来形容少数民族对汉地文化的崇拜。唐朝的时候，日本甚至不顾航海的巨大风险，不断向汉地派出“遣唐使”。蒙古、朝鲜、越南和大理自愿认中国为宗主国，都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地域是其物质的一方面，那么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有了共同文化做基础，统一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举例来说，从公元70年罗马总督提图斯在耶路撒冷屠城之后，犹太人开始散居世界各地，经过无数次的颠沛流离和屠杀后竟然于1948年复国，在特拉维夫开始重建以色列国。东德的共产党垮台以后，东、西德的统一障碍就被清除，共同的文化又使分裂了四十多年的日耳曼民族走向了统一。

反观中国，中共在执政大陆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恰恰在以摧毁中华文化为己任，这就等于在摧毁民族统一最坚实的基础。说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外来学说。它的无神论和中国传统的以人体修炼为核心的文化必然存在冲突。问题是虽然中国文化可以包容无神论，做为共产党来说，他们却绝不敢允许在其学说之外存在一个独立的意识形态。

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历时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现在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享乐主义”和“金钱至上主义”的个人独裁国家。“马列主义”成了上个世纪造成几千万人头落地的最大谎言。那些中共高官们在夺权的第一天起对此就心知肚明。真理是不怕探讨和争论的，只有谎言才害怕，因此中共为确立“马列洋教”的统治地位，从上台伊始就把所有的舆论工具抓在手里，用暴力来保护谎言，对全民洗脑。

用中国传统的有神论价值观，和“儒、释、道”信仰衡量中共的所作所为会看出其一系列说法的虚伪，一系列做法的反人性和反人类。这就会危及到中共赖以生存的谎言基础。中共的做法是宁可让人没有信仰，也不能让人信仰“马列主义”以外的东西。所以，他们视传统文化为一大威胁，而且破坏起来极其疯狂，用以表达这种破坏欲和指导破坏行动的词也都是“捣毁”、“横扫”和“砸烂”之类。虽然这在短期内帮助他们巩固了统治，却给中华民族的分裂种下了最致命的祸根。且莫说，少数民族是否对中共“党文化”有认同感，即使是汉人又有多少人欣赏“党文化”，并因此产生民族归属感呢？

三、全民破产

中共在当初夺取政权的时候号称要建立一个以全民所有制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公有制经济，实际上他们也是在这个幌子下把一切财产收归国有，对于地主、富农、民族资本家和小资本家进行镇压，关的关，杀的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运动之后，除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所有的工人、农民和那些曾经比较富裕的人都成了真正的无产者。

不过在改革开放以前，工人作为城市人口还是以自己毕生只得极其低廉的工资为代价享有政府福利性的廉价住房、养老金和公费医疗等社会保障。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保障体系全面瓦解，工人不但丢失了铁饭碗，而且丢失了政府曾经许诺给他们的一切福利待遇，而陷于几十年来农民一直处于的自生自灭状态，生不起病、住不起房，“一生献给党，老了没人养，想要靠子女，子女都下岗。”

一个人能够生活下去至少需要有希望和未来。当他想“我明天要干什么”的时候，最起码他得有明天。也就是说，对未来的安全感非常重要。但由于政府不提供社会保障体系，城市人口只能从极为有限的收入中拿出来一部分存进银行，希望靠存款给自己提供一点安全感。而中共为了维持其经济繁荣的假象，却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存款借贷给那些经济效益极差的国有企业，或者那些依靠贿赂而与政府高官建立了良好关系的私营企业主。这些钱因为收不回来而变成了坏帐。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全部破产，每天靠挪用老百姓的存款和外国公司的巨额投资混日子。中共内部的高官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正亲眼看着这座千疮百孔的经济大厦摇摇欲坠，那么他们最大的希望就变成了力争在经济大厦坍塌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贪污最多的钱，然后逃亡国外隐姓埋名过上逍遥日子。被枪毙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生前就曾对其情妇说：“共产党早晚会垮台，最多大概只有十年时间，我们要为自己留后路，如果共产党垮了台，出现象前苏联那样的局面，没有后路，大概只有去给人家看大门。”

用政论家胡平先生的话来说，中共贪官不是在 “腐败”，而是在“抢劫”。他们有许多我等平头百姓无法了解的手段把《宪法》里写着归劳动者所有的财产变成他们的私产，在极短的时间内用权力洗劫百姓，劫贫济富，迅速积累巨额财富。因此，目前国内很多暴富阶层的私有财产是没有合法性的，就象中共领导人至今不敢向民众公开他们的实际财产。

与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资产流失远远没有中国这么严重，因此理清产权关系，把原来充公的财产物归原主，对其它资产采取拍卖等手法进行私有化还是可行的。而中共垮台后给中国留下的将是一笔烂账、一锅浆糊，对于现有资产的清算将成为极为棘手的问题，同时绝大部分资产可能早已通过资本外逃转移到国外，下落不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清晰必然会带来生产停顿，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同时，如何对剩得可怜的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才能让全体民众满意，从而平息他们的怒火？

可以设想一下，中国的老百姓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寄托了他们全部未来希望和安全感的存款已经化为泡影，他们将会以什么样的心情看待这个社会。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绝望的支配下铤而走险，引发杀贪官、吃大户和抢劫风潮，从而使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四、生态崩溃

一个政府要执政，其权力来源必须具有合法性。否则别人就会问，“凭什么你当国家元首把持权力而不是我呢？”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君权神授，血统继承。”在民主社会，这个合法性是靠选票承认的，是大家伙儿把这个人选出来做总统的。到了中国这就是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了。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前，中共一直在宣传它是最先进、最革命的政党，只有它才能领着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而且它的领袖永远英明伟大、一贯正确， “指引我们向前进”。这种说教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过狂热，也蒙骗了相当数量的人，从而成为当时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六四事件”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中共让用来抵御外国入侵的野战军掉转枪口、开着坦克在天安门广场屠杀那些并没有要中共下台，而只是让中共惩治官倒和腐败的无辜学生时，民众对于政府的希望开始走向破灭。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日暮途穷。

从那时候开始，中共已经没有办法再用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那么他们就试图用执政的有效性来代替合法性。也就是说，也不要争论“姓社姓资”了，干脆咱们摸着石头过河，大家全心全意地发展经济吧。中共力争给老百姓造成一个印象，就是只有它才能领导中国的经济腾飞，每年保持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才能早日走向小康。而且要让老百姓觉得今天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必须要保持“稳定”，这样在走向小康的路上才能少一些波折，走得更快一些。换句话说，它用经济发展来支持它的执政合法性，目前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被掩盖或被堂而皇之地解释为“发展中的问题”，都是“暂时的”，都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解决。然而一旦经济发展无法持续，失业人口会迅猛增加，其它那些被掩盖的社会危机也会一总爆发出来。

这里必须明确两个问题，首先中共所谓“每年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是外界无法核实的，完全来自这个全无信誉可言的政党自己的宣传机器，同时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资本外逃足以抵消这一经济增长。确实有一些人生活得到改善，但那却是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以掠夺弱势群体的财富，扩大贫富差距实现的。

另外，这种经济增长的生态成本要远远大于收益。目前中国森林锐减、西北地区沙漠化、华北平原水资源奇缺、淮河污染、黄河断流、长江大洪水、湖泊面积减少等等都是中共为发展经济付出的生态成本。假如说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十万亿元人民币，可是却付出三十万亿元的生态成本，谁还会为这样的“经济成就”欢呼雀跃呢？

这里仅仅举水资源为例。为降低生产成本，工厂采取对环境污染放任自流的态度。中国年污水排放量达600亿立方米，为了省钱，其中有超过80%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本来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就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现在加上水污染严重，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荒。中国九大水系－－珠江、闽江、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和松花江水系全部污染，甚至成为毒河。

地表水的缺乏使中国人不得不超量开采地下水，以华北平原为例，整个华北平原的地表一直在陷落，七十年代抽取地下水的机井只要打二十米深，现在要打到二百米深井。人人都知道北京的夏天地表温度四五十度的时候，自来水龙头里流出的水却冰冷刺骨，可见地下水的水位之低已经无法和地表形成热交换。

我引用一段新生网2001年9月14日的一篇报道：“由于水资源的短缺和地表水源的污染，而工农业用水又逐年剧增，向地下榨取水源已成为唯一的选择，密密麻麻的机井亦成了华北平原的一大景观。这一杀鸡取卵的行为，造成两大恶性循环。第一，深层地下水被抽取后，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渗入，大约需要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第二，地下水为各土壤层的张力填充，它被抽取后，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东西来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将来环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净洁的水源，但也根本无法将已经鹊巢鸠占的污水咸水排挤出去。所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悲剧。”

如果华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紧接着就是此处寸草不生，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沙漠化，几亿人口将面临着无家可归、无粮可吃的绝境。华东平原现在也正在步华北的后尘。不幸的是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几乎无法扭转的残酷现实。丝绸之路上楼兰古国的覆灭不就是沙漠化的结果吗？

水资源仅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森林、草原、矿产等许多资源都在中共为发展经济涸泽而渔的政策下被盗被抢。同时由于社会道德沦丧，国有财产产权不明确，大家都抱着我不污染别人也会污染、我不拿别人也会拿、我不偷别人也会偷的态度对待自然资源，使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本来已经万分巨大的国家陷入生态资源的全面崩溃中。

可怕的是，中共在自己制造了这场生态大灾难后，却害怕老百姓一旦知道了真相后引起恐慌和社会动荡，不敢关停污染企业以暂时阻止生态继续恶化，也拿不出钱来进行治理，因为这都会让其经济发展陷于停顿和倒退。中共官员们可能发现，做为经济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的国家，不对污染进行处理是 “最好”的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办法（中共一直想办法拒绝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提高出口竞争力吧。）。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仍然在继续糟蹋环境。等到中共垮台以后，下一届政府可能会发现治理生态的成本高得让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而巨大的人口压力又只能通过继续榨取自然资源维持社会运转，这种恶性循环会让整个中国陷入更大的生态灾难之中。

搞体育和搞经济的可能都知道，必须在规定时间完成规定动作才有意义。比如买卖股票，如果晚上几分钟，可能就是发财和破产的区别。西方国家经常抱着希望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走向民主和法制的天真想法，然而他们却不会料到，也许还没等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就会因为生态崩溃而给全球造成以十亿计的难民。到时候，哪一个国家还会幸免于难呢？


五、无神论的恶果

从进化论中派生出的无神论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石。在共产党的说教中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天国，所以它才要建立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就连国际歌里也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共产党从进化论中进一步发展出了被他们自己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套东西，也就是人类社会也是从低级到高级不断 “进化”，而“社会主义”就是“进化”的结果，“共产主义”更是社会“进化”的最高形式。

这种共产党自说自话，没有经过任何实践证明的无神论成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和真正宗教信仰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人作为神所创造的万物之灵，从内心最深处还是渴望神的眷顾和生命的永恒，这种自发的宗教情结唯有信仰能够填补。共产党虽然在宣传无神论，但同时它又把自己打扮成神，打扮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领袖，以填补人的信仰需求，这就是共产国家最最常见的造神运动，或曰“个人崇拜”。

在一个社会中，道德是约束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则，而道德却是神给人制定的。共产党在打倒了人对神的信仰之后，就自己摇身一变成了道德的化身，并拥有了对道德的解释权。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永远“光荣正确”，死不认错（它认错也是不诚恳的，而且是为了继续证明自己“光荣正确”的，所以算不上真正的认错，比如它虽然否定文革，但却绝对禁止民间深入反思和讨论文革）。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中，经常出现“社会主义道德”这个词，似乎原本是普世价值的道德在这里具有了阶级性。而是否“热爱社会主义”竟然成了衡量一个人道德与否的标准之一。而且中共自己对道德的定义变来变去，最后似乎变成了只要和党保持一致，就是最“道德”的人，哪怕这个党已经堕落得五毒俱全。

共产党的这种说教是经不起推敲的，更不符合它自己一贯宣扬的“科学”精神，在许多方面无法自圆其说，而它所面对的又是一个具有五千年修炼文化作为传统的民族，和几亿曾经深受“儒、释、道”信仰影响的人群。因此，为根除有神论对中国人的影响，中共除了砸烂传统文化之外，在建政之初，还给寺院、道观、修道院和民间的修行人士扣上种种帽子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并派它的地下党员打入宗教团体，把佛、道、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彻底“统战”在中共旗下，接受中共的领导。中共这种打着宗教旗号反宗教的“宗教灭绝政策”使中共本身成了中国超越一切宗教的准宗教组织。这一极具邪教特征的“准宗教组织”因为知道自己的理论漏洞百出，因此具有鲜明的“排他性”。

一个保持了对神自由信仰的社会是一个“博爱”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爱”（关怀）是社会关系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造物主创造和赐予，因此人心中会知道尊重生命，也会敬畏和爱惜神为人创造的自然界，在神的面前众生平等。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信赖，会形成一种独立于共产政权之外的凝聚力，这是共产政权最不愿意看到的。

对神的信仰，会给人一个不同于共产党说教的价值判断，而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和紧密关系又会使真理的传播变得非常迅速。这会极大地威胁到中共掌权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共采取了一个系统的办法把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无论谁说了什么，别人都会怀疑。

其中一大发明就是上面定一个“阶级敌人”的百分比，然后让下面去抓。比如一个单位有1000个人，一定要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那就是50人。但是人人都知道，在共产党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的国家，谁要是被党定为敌对分子，那就意味着一生幸福的完结，从此在万人唾骂中苟延残喘。但是上面定下来了这个指标，不抓又不行，领导不抓领导就得自己去填补这个指标，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互相揭发，只有揭发了别人才能保住自己。被揭发的人除了拼命辩白外，还要揭发别人“戴罪立功”。这样仇恨很快就在群众中煽动起来，在政治斗争的大环境下，既使亲密如父子、兄弟、夫妻也无法信任。这一套花招，共产党玩儿得炉火纯青，民间称之为 “挑动群众斗群众”。

无神论的宣传灌输使大多数老百姓在人性被中共“异化”、“奴化”的过程中失去了最后的道德防线。尽管有一些有识之士，可以清醒地看穿中共的这套把戏，但是他们的声音却被中共彻底封杀掉了。同时，当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变成一盘散沙的时候，中共强大的专政机器是可以轻易地把他们各个击破的。

在“六四”事件以前，中共还有一些理论说教，蒙骗了一些人。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杀人，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了。中共已经不可能再发明出什么理论学说统一思想，此时中共的策略就变成了让人根本不去考虑精神领域的追求而完全沉迷于物欲的追求和满足中，以免民间或外来的民主启蒙或信仰启蒙会逐渐整合成新的意识形态，挑战中共的权威。

无神论的一个恶果就是人失去了“作恶会遭报”的概念，而敢于为所欲为。穷惯了的中国人在“不管白猫黑猫”的利益驱动下迅速演变为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这里的“娼”不仅是指那些出卖肉体的妓女，还有那些出卖灵魂为中共政权涂脂抹粉的“知识分子”。同时，为追求利益，中国人开始了对自然界和对同类的疯狂掠夺。对自然界的掠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生态灾难，而对同类的掠夺使全国各地假货横行，从毒米、毒面、毒油到假烟、假酒、假药，从商品造假到文凭造假，坑蒙拐骗、五毒俱全，只要能赚到钱可以不择手段。人的自私心理急剧膨胀，一切以个人安危和享乐为中心，缺乏对他人最起码的尊重和关怀。

同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用卑鄙手段对待别人时，别人也会这样对待自己；当自己看到一个落水求救的人、或者流氓当众强奸妇女而默不做声的时候，如果自己落难，也同样不会有别人施以援手，因此在社会上人人自危。

共产党虽然靠无神论和拜金主义把全体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可以收买、恐吓、各个击破，从而延续了自己的统治，却让整个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生态成本和道德成本。“六四”以后，江泽民用最卑鄙的手段继续延续中共的生命，但却是以彻底毁灭整个民族的前途为代价的。


六、仇恨的发作

网上曾经流传一篇中共杀人纪录，中共建政五十多年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八千万之巨，可以说血债累累。比如中共在大陆刚刚夺取政权就以“镇压反革命”等名义处决了四百万人。接下来反右斗争中抓了二百多万右派，数万人自杀或非正常死亡。从1959到1961年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中国人。文革时迫害致死的至少数百万之众，牵连上亿人，并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六四”事件更是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当着全世界的面杀人。连林彪自己都说，今天一小批，明天一小批，加起来就是一大片。仔细算下来，全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到过中共的迫害。

中共一直对“阶级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被这架绞肉机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除了肉体折磨之外，更厉害的是精神迫害。刘少奇临死前还要被强迫听中共 “九大”将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无论谁被中共指为阶级敌人，最亲爱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亲朋好友必须马上与他划清界限。还有没完没了的“批斗”、 “公审”、“认罪”、“检讨”，把一个人的人性和尊严彻底摧毁。

在这样一个国家中生活，每天面对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残酷现实，如果不与那些迫害者变得同样残忍，就必须变得麻木。在有神论的人眼中，人命至重，人命关天。在无神论者的眼中，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恩格斯语），人死了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一些蛋白质的存在形式改变了而已。

在欠下累累血债后，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一旦失去权力，无法用掌握的暴力机器保卫自己的时候，遭到老百姓的清算，因为中共自己就一向教育民众“血债要用血来偿”。在传统文化被破坏之前，“人命关天”的概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约束民间行为。许多人也把人世间的苦难委之于命。但是，当“无神论”的宣传不再让人敬畏生命，而人性中恶的一面又被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不断放大和放纵，仇恨就变成了可以吞没人的理智、而让人疯狂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仇恨尚未发作的原因是中共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把所有的舆论工具和暴力机器抓在手里。在中国，老百姓虽然知道党内的黑暗，但大多数是从自己亲身经历出发，没有对中共逆天叛道、腐败、残忍和累累罪行的全面认识；中共暴力机器的严厉镇压，更让老百姓对自身受到的剥夺敢怒不敢言。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沿着现在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话，重大的天灾、生态崩溃或经济崩溃都在所难免，随之而来的就是政府管制失灵。在生存都成为问题的一片混乱中，军队和资讯都将失控。

资讯的失控，会让老百姓全面认清中共的罪恶；军队的失控，会让老百姓认识到“翻身”的时刻终于来了；加上全民破产，生活失去着落；生态的崩溃让整个民族失去了前途和一切希望，此时绝望中的民众自然会把一切不幸算到中共的头上，并因失去道德、信仰和文化的约束而在仇恨的驱动下把普通党员视为复仇对象，重演土改时的杀人惨剧。到时候，且莫说中共贪官，既使是那些稍微富裕的人也会成为洗劫和打击的对象。

在假恶斗成风的社会里，仇恨的发作会使人做出极其激进和危险的行为，同时法律体系失控，做坏事无法得到立即有效的制止和惩罚（这也是中共一直以行政命令凌驾于法律之上造成“有法不依”的恶果），人在中共长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身教和无神论“洗脑”下，无法用理性约束自己，会在社会上形成恐怖氛围。在人人自危的心理下，人们可能会出于自保的目的而以家族或村落为单位联合起来（SARS爆发期间曾经出现过这种联合的雏形，因为对外面的人无法信任），慢慢发展出一些黑帮化的团伙，社会治安从此不可收拾。


七、民主的滞后性和短视性

与专制制度相比，民主的优越性无疑是巨大的，比如制度透明、媒体监督、权力制衡等。在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有很多，在此不赘述。

同时也必须看到，民主并不是万灵药。正如丘吉尔所说，民主只是所有坏制度中不太坏的一个制度而已。我们不谈民主不象一种信仰或者宗教一样可以约束人的物欲，因为在政教分离的社会，信仰问题本来也不是民主要解决的问题，而要谈谈另外两个问题，是民主社会的先天弊端。

一个就是民主的短视性。比如一个人当总统只能干两届，那么争取连任当然成了第一届的一个重要任务。在物欲越来越流行的现在，拼经济发展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拉选票手段。这会派生出许多短期行为，比如为了从中国拿到廉价商品可以姑且把人权问题束之高阁，或者仅仅在嘴上做一个姿态。至于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比如中国因为成为世界加工厂而生态急剧恶化会不会危及我们的子孙；中国会不会利用从我们这里赚到的钱去发展它的军工等等，那么都留给下一届政府吧！这就是一种短视的做法，虽然短期红红火火，但是长期的危害却非常之大。

另一个就是民主的滞后性。确实在民主国家，百姓可以通过弹劾总统的办法让他下台。但是往往一些问题和严重后果是在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才发酵出来。此时，再吃后悔药就来不及了。好比当年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养活了希特勒，给全世界带来了长达六年的战争和数千万人伤亡的惨剧，但当年绥靖政策还是很受欢迎的，《慕尼黑协定》还曾经被认为是给“整整一代人带来的和平”。一直到二战爆发，美梦才被惊醒，可惜为时已晚，虽然张伯伦下野，丘吉尔上台，但大错已经铸成，战争已无可避免。

解决中国的问题仅仅依靠民主还远远不够。同时，民主仅仅是一种制度，而不是一种文化。如果在中国立即实行民主还会出现前面提到的因为缺乏统一文化而民族四分五裂的乱局。另外民众在刚刚获得民主，但一直没有必要的信仰、法制和理性观念引导的情况下，残酷清算的激进思想可能会成为社会主流思想，而使中国被复仇主义所笼罩。让社会再次平息下来，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中国的生态和经济是否还给我们的民族留下这么大的动荡余地，都是一些未知的变数。


八、法轮功――大中华复兴的希望

在前面提到的那些看似无解的难题中，除了生态问题属于物质领域之外（实际上也和精神领域关系极为密切），其他问题本质上都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信仰，可以重建我们的道德体系，使人和人回到互相友爱、互相信赖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时这种信仰能带来和平，消弥人心中的仇恨，让人与人之间充满着体谅和帮助；这种信仰让人从内心深处就满怀善念和宽容，并时时以诚信待人；能够教人远离贪婪，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能够互相扶持共度难关，而不是诉诸暴力为自己抢夺利益；能够教人敬畏自然，爱惜环境，等等等等，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就彻底地解决了，而且是平稳解决，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和生态危机。无论对任何人、任何政府来说，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天赐良机。

实际上，良机已经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这就是以修炼“真、善、忍”为核心的法轮功所提供的信仰。法轮功并非为解决社会问题而来，但他却能不经意地顺带解决了这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让我们抛开中共的宣传，来看一些简单的事实，而答案就在这些事实背后。

Ａ、法轮功迅速在中国重建信仰和文化

法轮功洪传迅速的事实人所共知，1992年从长春开始传出，到1999年镇压发生以前，中共下属的公安部调查结果是全国有近一亿人在修炼法轮功，这个数据还上了上海的东方电视台。

很多人忽略了这个事实背后的意义，那就是七年的时间，法轮功的团体不但从无到有，从国内传向海外，而且吸引了一亿人。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信仰能够有这样的发展速度，而且法轮功在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做过一分钱的广告，也没有政府政策介入推广，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口耳相传。（这也打破了其他知识分子给中国找到的出路都需要中共自上而下地实行、而中共却拒不实行这一僵局。）

中国的道家修炼曾经在西汉初年、唐代、宋代和明代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推广；佛教修炼是得到了隋唐两代皇帝的推广；儒教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受到所有朝代政权的推广，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以及从宋代开始的尊孔读经、八股取士，曾使儒教的地位达到鼎盛；基督教从传入中国开始，就先后有礼部侍郎、太子太保徐光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重量级信徒，基督徒汤若望、白晋也曾经和康熙大帝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然而这些宗教少的经历了几百年，长的经历将近两千年的传教，现在在中国也没有达到法轮功在镇压前的规模。

这里反映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重建信仰体系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俗话说“百年树人”，几百年、上千年的传播、礼拜、布道；统治者的倡导；信徒的捐赠；一批又一批的僧侣、传教士孜孜不倦地研究宗教经典；一次又一次民众持经问难的集会；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艺术上方方面面的支持等等，才可能让一门宗教为广大民众认识，形成规模。然而这个漫长的过程，竟然被法轮功轻而易举地跨了过去，他的规模形成简直是一蹴而就。

这除了凸显出法轮功强大的生命力外，他必然与民众潜藏心底的最深层诉求一拍即合。从法轮功信徒的人员构成来看，各个阶层、各种教育背景、各种职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从几岁的孩子，到90多岁的老人；从大学教授到目不识丁的农民；从政府官员、到商人、律师、军人、经理、医生到普通工人，都可以找到大批的法轮功追随者。

除此之外，法轮功从1995年开始传播到海外，到1999年，就弘传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1998年3月到1999年6月，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东南亚总共召开过十多次有众多外国人参加的数千人规模的修炼心得交流会。许多白人和黑人为了学习法轮功，甚至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在修炼法轮功的人中，不但包含西方各个种族，中国的蒙、回、藏、朝鲜等各个少数民族中，也都有大批的法轮功追随者。

这表明法轮功所传播的是一种普世价值，完全超越了人表面看到的一切人与人的差别。

正是这种普世价值不但在短短七年内迅速恢复了中华民族信神、敬神的传统；发扬了曾经辉煌、但在中共破坏下断裂乃至濒临灭亡的修炼文化；更具有深刻的道德感召力，而使修炼的人凝聚为一个整体。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共不对法轮功进行镇压，而采取允许其发展的态度，也许几年后，信众就会滚雪球一样发展到两亿、四亿、八亿……当然不可能全民都信仰法轮功，但是这个信仰会形成民族凝聚的强大力量。这样的一个国家绝不会成为分裂的国家，这样的民族也绝不会是一个分裂的民族。虽然，法轮功并非为国家统一安定的世俗目的而传，但是客观上却会起到这样的效果。

Ｂ、法轮功弘传奥妙何在

法轮功能够弘传奥妙何在？这是一个可以写一本大书的课题，而且恐怕只有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才有最终的解释权。这里我仅仅做一点简单化和世俗化的探讨。

法轮功有两个方面是最吸引人的。一个是他的原则，就是“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另一个是由此派生出来的神奇的袪病健身效果，简而言之这两个方面就是“修”和“炼”。

如前面所说，中国的很多中老年人曾经经历过三年大饥荒、走过很多上山下乡、屯垦戍边的苦日子，在营养不良又几乎没有劳动保护的情况下参加重体力劳动，身体的健康状况普遍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而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取消了城市人口用低工资交换来的公费医疗等福利待遇后，仍然只给工人很低的工资，甚至在买断了他们的工龄后让他们彻底失业，因此他们处在一种生病看不起的状况，从来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广大农村人口就更无法负担日益昂贵的医疗费用，而衰老却一天天降临。

被病痛折磨是非常痛苦的，而这些人却只能通过锻炼身体等方法尽量增加对疾病的抵抗力。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许多气功得以迅速普及，其动力就是人们对健康的追求。然而这些气功鱼龙混杂，真伪并存，还有很多骗子冒充气功师骗取钱财，另外许多气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疗效也并不太明显。法轮功就在这个时候，适时地出现了。他最初出现的形式与历史上很多正教出现的形式是一样的，就是给人解除病痛，且立竿见影。

健康的问题常常是许多人认识一门正教的缘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圣经》的《新约全书》中记述的那些有关耶稣治病的神迹。耶稣在传法前医治了麻风病人、百夫长的仆人、彼得的岳母、被鬼附身的人、瘫痪病人、瞎子和哑巴，并让一年轻女子起死回生，随后才差遣十二门徒把福音传遍四方。此外，象天主教明代传入中国的时候，第一个受洗的人也是个被利玛窦救治的患了不治之症的人。中国道家的一些流派一开始也是以治病的方式吸引信徒。

法轮功在传出的时候，李洪志先生曾经两次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并亲自动手给人治病。其疗效之显着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李先生也因此成为博览会中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在那之后，虽然李先生不再给人治病，但参加过李先生气功学习班和自己后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人，很快就体会到了法轮功神奇的治疗效果。许多曾经患过不治之症、被医院宣判死刑的人，却在修炼法轮功短短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中重获新生。

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界对当地法轮功修炼人群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被调查人数近三万五千人，其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98%以上，其中痊愈及基本康复率在70%以上，被调查者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都迅速得到极大改善，在炼功期间他们能做到不需继续吃药和打针，而疾病不会加重与重发，反而身体状况越来越好；患有医学上认为的顽症、绝症或疑难病的学员也得到了康复；法轮大法修炼者普遍出现身体向年轻方向退的现象，许多老年妇女还会重来例假。（具体统计数据可参见“《法轮功健身功效北京万例调查报告》、《法轮大法武汉学员修心健身效果部分调查》、《[广州]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97.9％”》http: //package.minghui.org/qita_ziliao/health_survey/survey_index.html）

这些鲜活的例证对法轮功的传播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一个人见证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后，他自然就会把这种改善告诉亲朋好友。而亲友之间天然的信任胜过任何广告媒介。更为重要的是，法轮功的学习和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和免费的，甚至在互联网出现以后，法轮功的一切书籍和音像磁带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修炼法轮功既不需要登记，也不交纳会费，来去自由。人可以在零成本、零风险的情况下进行自由尝试，并会因此受益，从而把消息告诉更多的人。所以整个的传播可以说是指数型增长，在七年的时间就突破了一亿大关。

从这个角度来讲，法轮功袪病健身的效果有效地弥补了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美国有一本杂志叫《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在1999年2月刊登的报道中说，朱镕基对法轮功的这种健身效果非常赞赏，因为如果有一亿人在修炼，而每个人一年节省1000元医药费的话，一年国家就会省出1000亿元。无疑，这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有巨大好处的事情。

当然，袪病健身并不是简简单单地练一练法轮功的动作就可以的，法轮功也不是为了给人治病才传出来得。袪病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要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来约束炼功人的行为，而得到了健康身体却是修心向善的副产品（这里面的奥妙原因需要读者自己去看《转法轮》才能了解）。也就是法轮功把道德的提升看得非常重要。至少从字面上看，做到“真”，那么就不能说假话，欺骗别人；做到“善”，那么做事情就要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不能欺负别人；做到“忍”，那么遇到矛盾时，就要宽容大度，不和别人一般计较。

在法轮功的修炼人群中，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水平要远远高于社会上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同时，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提供了一种全然不同于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道德衡量标准。这些都有助于约束人的欲望和不好的行为，把社会改变为一个更加祥和、充满信任和关爱的社会。这是一种无价的无形资产。

法轮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遇到矛盾的时候，无条件地向内找，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去改掉它。因此，修炼的群体是个人人锋芒内敛的群体，这样的群体自然不会互相伤害，也不会伤害他人。与这样的群体接触，人是很容易产生安全感的。

对人身心两方面的改善（有时，这种改善还包含着更深的内涵），成了法轮功对信众的吸引力所在。可以说，他在客观上有效地满足了人对个体健康和社会安全感两方面的追求，而这两点一定是人生活幸福的基础。

Ｃ、法轮功的和平精神

法轮功认为“宗教和政治是不能够合一的”（见《精进要旨》之“大法金刚永纯”）。虽然法轮功并非宗教，但他也有严格的规定不许信徒借法轮功参与政治。李洪志先生还告诫弟子说：“弟子们切记，无论将来有多大政治与权势的压力，也不可以为政治权势所利用。”然而在中国就是这样，中共是个“讲政治”的党，你不参与政治，但政治却要来参与你。从法轮功传出后不久，中共就派出特务打入法轮功内部，几年下来虽然没有发现法轮功任何的违法行为，但却发现这个团体已经成长为一个数量超过中共党员人数的团体了。

如前所说，中共不希望中国出现一种人们真心相信的有神论学说，也不希望这个社会是个人们互相关怀和信赖的社会。虽然法轮功不会对人间权力感兴趣，但是对那些权力来源没有合法性的独裁者来说，却会把任何大一些的民间团体视为威胁，因为他们自己的权力是偷来的、骗来的，没有安全感的。同时，法轮功学员在修炼后日益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廉洁自律，会自然反衬出这个腐败政党的堕落和其某些成员（包括一些“领袖”）的低下人格。

就这样，中共党魁江泽民在1999年7月下令取缔法轮功，所有传媒上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谎言、诋毁、欲加之罪，所以镇压者也决不可能允许国际社会进行公开和公正的调查。而面对维护自己最基本信仰权利的法轮功上访者，镇压者也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与法轮功公开辩论，所以一切的媒体都被中共严厉控制，只能发出江泽民这一种声音。江泽民一定曾经自信，在他掌握了全国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源、一切媒体和暴力机器的情况下，对这些以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为信条的法轮功学员来说，“三个月消灭”绝对没有问题。

然而江泽民显然低估了信仰的力量。法轮功从前赴后继地走向天安门请愿发展到了在全国通过各种方式揭穿江氏谎言。此时的江泽民已经骑虎难下，谎言一旦戳穿，他给自己编造的“伟光正”光环就会破产，同时他会被追究镇压责任。所以他除了继续给法轮功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之外，动用了拘留所、劳改营、精神病院以及古今中外摧残人肉体和精神的最野蛮酷刑对付不肯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仅仅透过层层封锁而传递到国外的数据就显示有超过八百人被酷刑折磨致死。

这场镇压已经整整持续了多年了。每个人都会从这场正邪对比黑白分明的较量中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法轮功虽然被打死了那么多人，虽然有数十万人被关到劳改营里受到洗脑和酷刑，虽然有那么多人家破人亡，虽然有那么多人被剥夺了一切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但是法轮功却从来没有诉诸暴力。如果看一看这些虽然老实、但并不懦弱的信徒的内心世界，我们看不到仇恨和仇恨的酝酿。一直到今天为止，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对江泽民及其帮凶的法律起诉也都不是为了仇恨，而仅仅是为了还法轮功的清白，仅仅是为了营救那些仍在狱中备受摧残的同道，仅仅是为了人间正道。

毫无疑问，事实已经证明法轮功团体是一个理性的、有节制的团体。针对那些真正在这场迫害中手上粘血的凶手，他们公开诉诸法律渠道寻求公正惩罚，而对于那些在迫害中轻微犯罪的人以及被谎言蒙蔽的普通民众，法轮功信徒不断以各种方式和他们接触，告诉他们法轮功真实情况，并规劝作恶者赶快悬崖勒马。

法轮功的和平精神在这场极端残酷的镇压中表露无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场镇压没有发生，而法轮功真的成为一个很大的团体，那么这个以理性、诚实、慈悲和宽容为原则的人群必然对中国可能发生的一切摩擦和动乱起到巨大的润滑、缓冲和消除作用，这就是社会安定的最大因素。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将受益。所以有人说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对法轮功镇压的荒谬和邪恶也由此可见一斑。

反过来讲，我们假设一个不可能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法轮功具有大善大忍的精神而对暴力镇压揭竿而起，那些指望靠着共产党维持“稳定”，以便他们可以和平地和中国做生意并赚取超额利润的公司或政府必然陷入严重的难民潮和经济危机之中。这样看来，那些坐视中共镇压最基本信仰自由的人权而缄默不语的公司和政府都是短视的；那些继续往中国投资――实际上等于在为中共千疮百孔的经济大厦输血的公司和政府，难道不是在支持这架暴力机器，不是在吃法轮功信徒的“人血馒头” 吗？最后为一切将会发生的悲剧――即最终的经济崩溃或生态崩溃――买单的不也有他们自己一份？

结语

法轮功并不主张禁欲和苦行，但是修炼法轮功以后的人自然会远离贪婪，并逐渐看淡人间的享乐。他们懂得珍惜自然、敬畏生命。法轮功作为迅速传播的信仰提供了重新整合民族文化的契机；他的和平理性精神可以消弥仇恨，使社会回到道德自律的社会；他对人身体健康和道德风气的改善提供了最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从中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在苦难面前互相扶持、共度难关。法轮功信徒宽宏大度的气量可以最大程度地达成社会各方的和解，而只在法律的范围内惩办元凶巨恶。虽然法轮功的传出不是为了解决世间这一切危机，但是这一切世间的危机却能被法轮功轻而易举地化解，而且这种化解已经成为一种既成事实。

同时，法轮功永远不参与政治和人间权力的争夺；不需要官方的支持而仅仅需要个人信仰的自由；甚至对其他正教信仰都保持包容的态度，这种与世无争的指导思想可以形成社会上一个巨大的缓冲层，缓解来自社会各方的冲突。

行文至此，在本文开篇提出的所有那些灾难性问题在法轮功这里都找到了答案。这一答案给陷入绝境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出路和重新起飞的平台。消弥中国的崩溃危机和难民潮对于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等于挽狂澜于既倒。且法轮功能给人带来的远远不止这些益处。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应对法轮功珍惜万分，因为他可以说是人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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