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输了民族精神
河山变色
东北战事失利，国军形势急转直下。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军队攻克济南。当时济南守将王耀武认为与共军的战争是内战，“此不同于抗日，不必萌发轻生的念头”。济南战役初期，黄百韬率二十五军北上解围。黄百韬说：“济南被围之初，我在无线电话中听到王耀武向南京家属通话，告其夫人，某事如何，某事如何，细细叮嘱，达半小时之久。大敌当前，身为统帅，指挥之不暇，何能顾及家事？私而忘公，已无必死之心。”吴化文率两万人阵前投共，济南城门大开，济南随后易手。
国军参谋总长陈诚回忆：“津浦、陇海两路的交叉地带，是绥靖时期的主要战场。济南为山东心脏，济南一失，整个山东全成了一块死棋，而打通津浦，连贯南北，遂全然绝望。本来在绥靖后期，剿共的形势大致是六个战场互相对峙的，这六个战场是：东北战场、华北战场、中原战场、苏鲁战场、陕甘宁战场和华东战场。以上六个战场，兵对兵，将对将，虽然不像球赛那样一个人看守一个人，但就大体来讲，双方互相控制，旗鼓相当，那一方也没有显着的压倒优势。可是济南易手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共军抽出山东的兵力，加在什么地方，就造成什么地方显着的优势……”（《陈诚先生回忆录》）
蒋介石1935年8月偕陈诚前往峨嵋军官训练团堂主持毕业典礼。（国史馆）
蒋公计划在徐蚌地区与共军决战，任命白崇禧统一指挥汉口、徐州两个剿匪总司令部。白崇禧由汉口飞回南京，第二天忽然拒绝接受指挥权。蒋又点将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但东北战场的局势告急，杜被紧急调往东北。蒋一时无人可用，于是以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做主将。
一九四八年冬，国共两军进行徐蚌会战（中共称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具体作战方案，由中国共产党潜伏特务郭汝瑰制定。战役开始，黄伯韬兵团被围碾庄，黄力战，援军不至，兵败成仁。黄维兵团援徐州被围双堆集。杜聿明为保持高度机密，单独向蒋介石作报告，决定放弃徐州，由杜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从徐州西侧，经永城到涡阳、阜阳，以淮河作依托，向共军攻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危（王禹廷《大决战（下）：裂岸》，一九九一）。杜聿明、邱清泉、李弥放弃徐州，却被合围于陈官庄。杜聿明被俘，邱清泉阵亡。国军被歼五个兵团——廿二个军五十五万精锐部队。
徐蚌会战，共军以坦克和步兵攻击国军。（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国军将领孙元良回忆：“长期以来我一直怀疑国防部有潜伏共谍在作怪，他们假最高统帅的名义把徐蚌前线五十多万将士驱赶到了绝境。……黄伯韬兵团被歼时，我就当众说过：‘消灭黄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叫王泽浚四十四军由海州撤向徐州、叫黄伯韬带一个兵团去援救王浚一个军、叫黄维兵奔驰千里去双堆集袋形之地挨打、叫刘峙轻易放弃徐州、叫杜主任的三个兵团在公路上排成无法作战的难民式长龙沦为庞大软体动物的，都是刘斐、郭汝瑰。”
华东战场结束后，东北中共军队进入华北，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攻陷天津，当月月底进入北平，此时华北战场除太原外，战局已定。
蒋公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李有心与共产党谈和，却被中共利用。和谈之门大开，才知道共产党的和谈只是投降的别名。“李宗仁等于备受共党揶揄玩弄之余，才对和平断了念，而残破的江山和部队，再也抵抗不住共党的冲击了。”（《陈诚先生回忆录》）
欲救不能
蒋公借鉴当年孙中山下野的启示，毅然下野，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彻底从共产党的灾祸中醒悟，也为了最后挽救局势。
“记得是三十七年底戡乱局势逆转的时候，国内有些‘智识分子’，尤其是外国共党同路人，完全受了共产国际邪恶宣传的影响，都认为非蒋下野，美援不来，和平无望，只要我一下野，则一切危机都可消除，一切问题就可和平解决。当时我们虽明知那种看法和想法不仅不能解救中国的危机，缓和世界的局势，而相反的却只会加深加重，我在当时的心境已认为是进退存亡即决于此——这是‘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的时机，所以不能没有大的决心，来应付这大的变局，最后乃就决定这‘置之亡地而后存’的战略。因为惟有如此，我们革命战争乃有最后转败为胜的希望。
“如果能够通过我下野以后所经过的事实证明，当可以让一般智识分子觉悟，更可使西方国家直接的认识共产灾祸的惨烈和严重，决非如他们想像的那回事。否则我继续苦撑到底，仍对共产侵略战争孤军苦斗，长为自由世界来独当其冲，而掩护其安全，则决不能使他们彻底觉悟，而改变其原来幻梦和迷误的视线。”
蒋介石在办公室留影（中华民国总统府网站）“三十八年撤离大陆这一决定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我认定是没有错误，或许还是正确的惟一道路。即如对内部来说，在危难紧急中，终于促成了党的改造，也促成了军事、政治与经济的改造，特别是所有被共匪欺骗利用的大陆民众，现在都回过头来拥护政府惟恐不及了。我们虽然一时放弃了大陆，但却赢回了全国的人心。对国际上来说，无异拆除了自由世界阻塞共产烈焰的风火墙，迫使民主国家不得不与俄帝奸匪发生直接的冲突；最后，我们乃得由孤立的困境发展成为反共世界大结合的一个重要环节。”（蒋介石，《党的基本工作和发展方向》）
蒋公下野也是为了保护台湾成为未来反共的基地：
中华邮政发行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复行视事纪念邮票，此邮票为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中枢主持无人，迄1950年春，国内外情势甚为紧张，蒋介石以全国军民殷切愿望，并鉴于国家民族存亡绝续所系，爰于同年3月1日在台北复行视事，万民鼓舞，齐集总统府前广场高呼“总统万岁”。纪念票以蒋介石半身像及国旗为主图，并以当日总统府前万众欢呼之情景为背景。（中华邮政）
“我下野时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俄帝集团侵略之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坚强堡垒。三十五年我到台湾看了以后，在日记上曾记着这样的一句话：‘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持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的下野。”（蒋介石，《对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蒋介石从成都乘飞机离开大陆。
人们以为取得胜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掩盖了人类当代历史上最大的失败——让共产党以其天地间魔鬼异类之身，全面成功地附着于人类社会，俨然登上正位，成为一种社会模式和意识形态，为祸至今。
中国变色后，自由世界失去中国这块屏障，不得不直接面对共产扩张。#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7/2/6/n878279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