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龟婿”是指高官厚禄的夫婿，从唐代到清代，“金龟婿”都入了诗词。晚唐诗人李商隐（约公元813年－约858年）《为有》一诗，写了女子后悔嫁了“金龟婿”──“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成了“金龟婿”典故的起源。

“金龟”曾是一种唐代高官佩戴的随身符标识物，它的前身是金鱼符。佩戴“金龟”是高官的象征，然而人们说道“金龟婿”打浑说笑，带着一种明抬暗贬的气味，到底是怎么回事？

“金龟婿”典故缘于佩龟符龟袋

“金龟婿”是怎么来的？要说说从“金鱼符”到“金龟符”演变的缘由。

据《新唐书．志第十四．车服》记载，唐高祖武德四年，开始立车舆、衣服之令。令亲王和官员带随身鱼符，以明贵贱，以应皇上召命。鱼符上题有职位、姓名，进出皇宫要出示鱼符验证正身。当时鱼符只有金、铜两种，亲王的随身鱼符是金的，三品以上官员是铜的。

到了唐高宗时期，高宗恩赐随身鱼袋给五品以上官员。三品以上官员的鱼袋上饰金，叫金鱼袋，四品、五品官员的鱼袋饰银，叫银鱼袋。所以鱼袋和鱼符都是高官的象征，尤其是金鱼袋、金鱼符规格最高。

公元690年10月，武则天擅政改国号周，改元天授，次年，将鱼袋改为龟袋、佩鱼改为佩龟。九年后又加规定，职事三品以上龟袋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过了五年，到了神龙元年，中宗复唐（公元705年），罢了武则天的龟符、龟袋，恢复鱼符、鱼袋。（据《旧唐书．卷四十五 志第二十五 舆服》记载）。

记录历朝制度的《通典》也记载：“武太后天授元年九月，改内外官所佩鱼为龟。至神龙元年二月，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旧式佩鱼袋。”也就是说，神龙元年中宗复唐时，将官员的佩饰礼制也改回原本的唐制。

所以龟符、龟袋和金龟符、金龟袋仅用于武则天擅政期间之中的短短几年。

在唐代之前，汉代高官的印绶以黄金龟纽作装饰，“金龟”自古即赋有贤德的光辉。先秦道家以黄金龟纽为贤者的象征，先秦道家著作《文子．上德》有这样的说法：“黄金龟纽，贤者以为佩。”

《通典》记载，汉代“太子及诸王金印，龟钮，?朱绶”。汉代太子及诸王的金印以龟纽作装饰，系朱红丝带。东汉时期的著作《蔡中郎集》卷九《让高阳侯印绶符策表》讲到诸侯印绶有这样的叙述：“金龟紫绂之饰”（绂就是绶），用来代指身份官位。

武则天也可能是假借了汉代黄金龟纽印绶而改制，只不过武则天擅政违背正统，所以她所采用的礼制也不具有正统的地位，使得闪亮的“金龟”、“金龟婿”也蒙尘了。

“金鱼”和“金龟”的对比

中唐时，人们渐渐就以“金鱼”代指官门、高官显达。

唐代元稹（公元779年－831年）《自责》诗叹“犀带金鱼束紫袍，不能将命报分毫”，元稹曾为唐穆宗时的宰相，紫袍上的金鱼显示了高贵的官阶。

同时代的韩愈（公元768－824年）《示儿》诗，写到：“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韩愈告诉儿子，从玉带悬挂的金鱼袋就能看出来者是否是高官。

从唐到清的历代，人们也没有忘记“金鱼”象征的成功境地。例如清代仝轨诗吟：“四海王新城，金鱼心所向”，以“金鱼”表示人生努力的目标──登朝堂、佩金鱼。

而“金龟”的印记，由于受到武则天的擅权擅政波及，就被后人赋予了一种贬抑、嘲弄味儿，甚至以“钓金龟婿”打浑说笑。

人们说到“金龟婿”时，一种调侃味儿若隐若现，上述李商隐名作之一《为有》中的“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就是代表。官高责重，按规定每日要早朝，天未明即起，进宫朝政去，留给妻子“辜负香衾”的怅恨。

宋代贺铸（公元1052年－1125年，宋太祖贺皇后族孙）《菩萨蛮》更是嘲讽留恋章台花柳的金龟婿，直到马嘶催早朝宿醉犹未醒：“章台游冶金龟婿，归来犹带醺醺醉。……不待宿酲销。马嘶催早朝。 ”

这些文学中反射出来的对“金龟婿”的嘲弄，意味深长，骨子里可不就是反映“金龟”形成的政权背景的不正统吗？因而“金龟婿”也就蒙上阴影，失去了正统正色了。@*#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6/22/n105055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