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审判共产党领导人(6) 莫斯科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例如在1951年7月完全重组了安全部门,以及逮捕了秘密警察首脑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引发了第三个假设:就是苏联安全部门的内斗可能在受害者的选择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包括与安全部门合作的人以及这些人的刑期。捷克历史学家卡普兰最近指出,“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清算一批与苏联安全机构合作的人及其接班人(如巴齐莱克[Karol Bacilek]、凯普尔特[A. Keppert]等人)是否是源于莫斯科的中央安全机构内的冲突和变化。” 阅读全文...
《共产主义黑皮书》:审判共产党领导人(5) 第二个假设,在这里提出看来很重要,是有关在镇压共产党人时,普遍的一种反犹主义。对这些审判的分析经常提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斗争”。毫无疑问,这个方面,与苏联对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政策的变化有关。在以色列这个新国家的诞生中,捷克斯洛伐克尤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提供武器给哈加纳(Haganah,译者注:是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时期的一个犹太人准军事组织,后来成为今日以色列国防军的核心)。当以色列成了“重要的敌人”之后,苏联政策转向支持阿拉伯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阅读全文...
《共产主义黑皮书》:审判共产党领导人(4) 这里出现了各种问题。对这样高级别的共产党人的镇压是怎么形成的呢?在选择受害者时是否有一个逻辑?档案的开放证实了1989年之前提出的许多想法:审判全是捏造的、供词都是通过暴力有系统地提取的、行动是由莫斯科指挥的而且有着疯狂的意识形态背景──最初是反铁托分子,但很快就加上了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反美国的内容。一些事实补充了我们对事件的了解。但是档案的开放也使我们能够就出于消灭南斯拉夫异端邪说的迫切需要而发起的、针对共产党人的第二波镇压,提出一些假设。 阅读全文...
《共产主义黑皮书》:审判共产党领导人(3) 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们于1949年6月被警告,有一拨人结伙在共产党内搞阴谋。为了把他们冲刷出去──特别是找到“捷克的拉依克”──在布拉格成立了一个特别组织,由中央委员会、秘密警察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控制委员会的负责人组成。首批共产党领导人于1949年被捕,首先是第三序列的。但在第一波审判期间,当局只能组织起一个反铁托审判。这个审判于1952年8月30日至9月2日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举行,包括10名南斯拉夫人在内的16人受到审判。他们的头儿是南斯拉夫驻布拉迪斯拉发的副领事凯维奇(Stefan Kevic)。两名斯洛伐克人在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其中一人Rudolf Lancanic被处决。 阅读全文...
《共产主义黑皮书》:审判共产党领导人(2) 1948年初,罗马尼亚共产党开启了帕特雷斯卡努(Lucretiu Patrascanu)的案子,他是一位知识分子、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1921年年仅21岁时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并在1944年开始担任司法部长。他的案件的某些方面预示着针对铁托的这场运动。帕特雷斯卡努在1948年2月被解职,并被监禁,在斯大林去世一年后的1954年4月被判处死刑,并于4月16日执行。这迟到的极刑至今还是个迷。一个理论是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Gheorghe Gheorghiu-Dej)担心帕特雷斯卡努会康复,认为他是潜在的竞争对手。然而,这个想法只是部分合理,但确实这两人自战争以来一直不合。 阅读全文...
《共产主义黑皮书》:审判共产党领导人(1) 20世纪的前半期,对共产党同仁的迫害,是中欧和东南欧压迫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无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其任一地方分支都没有停止过对“资产阶级正义和合法性”以及对法西斯和纳粹压迫的谴责。毫无疑问,成千上万共产党武装人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纳粹和法西斯压迫的受害者而离世。 但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并没有因为“人民的民主”逐步建立起来、“无产阶级专政” 取代了“资产阶级独裁”而停止。 阅读全文...
程晓容:《共产主义黑皮书》对今日中国的意义 在中国大陆,《共产主义黑皮书》是一本禁书,尚无完整的中文译本。这本黑皮书,异常沉重。数以亿计、几代中国民众,早已通过亲身经历体验了此书的主旨。这种体验,饱含血泪,付出的是生命、自由以及梦想的幻灭。而对于那些在中共治下,却或许尚未感到切肤之痛的百姓来说,了解《共产主义黑皮书》所阐述的内容观点,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当阴霾扑天盖地、阻挡视野、窒息呼吸时,我们必须破茧而出,寻求光明和自由。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