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物理学家、留美博士饶毓泰先生，拒绝了南京政府的邀请，没有登上为著名教授安排的前去台湾的专机。他选择继续留在北大执教。

1956年，留美博士、力学家、计算数学家董铁宝携妻儿绕道欧洲、历时3个月回到中国，受聘于北京大学。当时北大校刊96期作了报导，写道：“本学期开学以来，共有7位教师，冲破种种阻挠，从资本主义国家归国到北大工作。他们是……力学博士董铁宝和夫人植物生理学硕士梅镇安，……”

1968年10月16日，在 “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饶毓泰不堪折磨和迫害，在校内自杀身亡。

1968年10月18日，董铁宝上吊身亡。这位中国计算机研制的先驱之一，被打成了“美国特务”、遭隔离审查。那天晚上，他离开了关押他的大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场十年“文化大革命”，吞噬了多少大陆的科技和文化精英。当年，这些才华横溢的名流才俊，轻信了中共的宣传鼓惑，对红色政党心生幻想，对“新”中国充满期望。然而，在无情的政治风浪中，他们不仅报国梦碎，而且坠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文革”是中共发动的最大的政治运动，灾难空前。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再一次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波受难者，遭遇灭顶之灾。毛泽东号召“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表层的器物、古迹，到深层的精神、信仰，被彻底砸碎、摧毁。中共的谎言、暴力、强迫式思想改造，重创文化精英的肉体和灵魂，也给中华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灭顶之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了“516”通知，把阶级斗争的矛头直指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等文化领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通知说：“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1966年6月初，文革的旋风席卷了北京校园。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还号召“坚决彻底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挥舞棍棒，在一个月内打死了1772人，其中包括许多中学、大学的校领导和教师。“红小将”的暴力，得到了领袖的默许；“红八月”的得名，浸透著血腥和暴力。

“无产阶级的革命号令”响起，讨伐知识分子的运动在全国展开。知识分子阶层被中共明确列入专政对象的清单，称作“臭老九”（其它8类专政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惨烈的迫害轮番上演：口诛笔伐，批斗毒打，羞辱栽赃，下放改造。这些残酷的折磨令大批知识分子如堕深渊。他们百口莫辩，众叛亲离，无语问天。

单少杰在《毛泽东执政春秋》中描述了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境地：“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在批斗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名学者、名教授、名作家的问题上，都是不遗余力的。即使在那些后来也被打倒的学校领导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曾积极领导过或参与过对后者的整治，有意无意地把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从自己身边引开，引向那些既无任何党派庇护又无自我保护能力的知识分子身上。”

“几乎所有‘学术权威’都受到严厉批判，其中一些人还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被罚站、被罚跪，任人打骂、任人羞辱。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来羞辱知识分子，尤其可以来羞辱大知识分子。心术不正者可以喊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目不识丁者可以喊出‘知识越多越愚蠢’的口号，甚至知识分子自己也整起自己来。”

据单少杰记述，北京一所大学的一位老教师告诉他，在整“反动学术权威”最厉害的那段时间里，就有好几位教授从正对着这位教师家的一幢高楼上跳下来。“他亲眼目睹了这些学术名流尸横水泥地面的惨状和尸体旁的标语：‘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仅以北京大学为例，那里被关、被打的“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自杀的著名教授就有24人。上海市在1968年至1969年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饱受侮辱和折磨自杀的有10,000多人。有学者研究认为，“文革”初期就有20多万人自杀，其中知识界人士占相当的比例。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在谈话中炫耀：对于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小学教员，“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王来棣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中评说：“文革”时期是毛泽东一生敌视知识分子情绪的一次最彻底、最疯狂的发泄。

梦断家国

中共在夺权建政的过程中，依靠谎言和欺骗获取了许多党内和党外知识分子的支持帮助。他们有的放弃了优越的生活，从海外归国；有的拒绝了前往台湾的机票，义无反顾要为建设“新中国”效力。但是，中共领导人深知，中共的集团利益与知识界的自由理想不可兼容。对于知识分子，中共始终心怀仇视，这种态度，源自其对于传统文化的恐惧。因此，在中共的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始终摆脱不掉悲剧的色彩。

文革飓风里，梦想破灭、生命骤逝的故事，上演了千重万回。

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之“士可杀，不可辱”的结局，是文革历史中异常凄凉的一笔。傅雷本是个体制外的文人，在书房内静静地翻译著书，却被卷进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他曾经努力地“跟党走”，试图跟上“反右”浪潮，自己却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文革风起后，居委会和红卫兵都上门抄家，不仅没收了他的藏品和生活用品，还查到了荒唐的“反党罪证”。1966年9月2日，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周围是“打倒傅雷”的大字报。9月3日，傅雷夫妇上吊自尽。

在《重看傅雷之死：体制外生存艰难 被批斗对生存绝望》中，作者（未署名）分析了傅雷的绝望心态。

“在政治运动中，他彻底迷失了方向。反对政治运动，他将被政治运动碾碎；支持政治运动，他同样难以幸免于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站在时代洪流的风口浪尖，傅雷彷徨无奈，向左走是死路，向右走仿佛早晚要死，原地不动好像也无活路。不能说话也不能沉默，那么剩下的只能是‘自决于人民’了，这也是傅雷夫妇的最终抉择。”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是在文革中被处死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位音乐艺术家，只因为在会上直言说，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主义没有错，就被当作“反革命”关进监狱。陆洪恩多次被在“斗争会”上被侮辱和毒打，最后，他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既无审判过程也无上诉手续。

陆洪恩被拘捕后，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受到株连。16岁的儿子陆于为被发配新疆，十三年后，陆洪恩“平反”，其子才获准返回上海。他说，父亲没有留下骨灰、遗书，所有音乐手稿被抄，上海交响乐团就交给他一根陆洪恩用过的指挥棒。

沈元，1955年中国高考文科状元，历史学界的奇才。在反右运动中，沈元被划为“极右分子”，几经沉浮。文革期间，事业渐有起色、组建了家庭的沈元和妻子被红卫兵扫地出门，走投无路，四处躲藏。沈元后铤而走险，闯入某外国驻华使馆，欲求庇护不得。1970年4月18日，沈元以“反革命叛国罪”被枪决，时年32岁。

1980年，一张平反通知书送达沈家。沈母痛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

沈元的北大校友，郭罗基撰写了回忆北大反右运动的文章，题为“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

2007年6月22日，沈元的亲表哥沈君山在《表弟沈元》一文中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假若只允许一个人有大脑，有思想，无论这个人多么英明、多么天才，而不允许其他亿万人有思想有大脑，那不只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里的个人悲哀，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无论人口怎么多，疆土怎么广，也只会是关闭的小国，因为没有敢思考能创新的气氛和人才，就不会有科学上文化上的突破，所以那个时代中国确实是翻了个身，把精英分子面朝上的翻成面朝下，却并没有站起来。”

四个“S”－－屈辱和灭亡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潘光旦，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精神和体力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1967年，潘光旦病重。这时，老友叶笃义前来探望。潘对叶说，他在生活中一直实行三个S的政策：SURRENDER， SUBMIT，SURVIVE，即：投降、屈服、活命。叶笃义说，那就继续吧。潘光旦说，现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SUCCUMB（死亡）。1967年6月10日，潘光旦病重未得医治，在费孝通的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王友琴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里记叙了这个故事。她分析说，这四个S，来自潘光旦内心深处的思考，不仅是对潘光旦教授一人，而且是对一群与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学者的生平概括。“仅仅由于在权力的高压下，这样的说法在公众生活中长期不被准许，所以流行于人们口头的才是另外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些真实的说法长久地被淹没和掩盖”。

王友琴写：“他这样的人，曾经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文革后得到‘平反’，他们又被称为‘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报纸上的这些称号，是权力当局出于不同的需要对他们作的不同说法，但是他们的内心想法，其实我们知之甚少。而不被了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没有表达渠道，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说出来，更不能公开发表。潘光旦的遗言在他死亡多年后，文革结束了，才由他人来说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后，活着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说出有关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辞来表达他们那一代人的痛苦和辛酸。”

冲破谎言 找寻良知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都在探讨极权专制下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反思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反思这个群体的各式表现，是此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

刘杰在《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失去良知》中说，“文革离开我们的时间并不太久，当代中国已经普遍地失了良知和诚信。”他写道：“知识分子的良知，涉及在共产极权制度下那些普遍性的价值观、文化、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种种问题。暴虐共产专制统治下的思想史：谎言和欺骗，人的软弱和自欺、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者成为了加害者，背叛、告密和出卖……对于这些严肃的问题，人们往往下意识地选择了遗忘。”

“文革”暴烈之下，知识分子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道出真相，慷慨赴死；有人为保气节，愤然自尽；有的忍辱负重，在悲苦中挣扎，还有人为求自保，违心地揭发、批判他人，丧失了起码的是非观念。作为那场运动的亲历者，有些知识分子在事后选择遗忘，有人则以“宽容”的姿态表示原谅运动的发起人及执政党，也有人深刻自省，强调自身的良心“污点”，希望警示后人，警示未来。

许多人依然沉默，但是，终于有勇气的声音，打破了可怕的寂静。

关于“文革”，诗人邵燕祥在《人生败笔》的序言里忏悔：“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总编辑韦君宜在回忆录中检讨和剖析了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更应该惭愧、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跟着那种丑角去参观，甚至还随着帮腔，点头赞扬，闭眼不管，还签字……这是干的什么？是不是帮同祸国殃民？我们能够不再这么干了吗？我只希望自己……不再帮这种腔，不再点这种头，想想古人，好像该并不很难做到这一条。”

作家巴金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时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文革并未远去。对于持续十年之久、毁灭民族文化、扭曲几代人灵魂、颠倒黑白、泯灭良知的恶浪，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明真相、汲取教训。在那场浩劫中，到底发生了哪些丑剧、悲剧，留下了怎样的深刻教训？在恶意的挑动下，群众斗争群众，阵地和角色不断变换，今天的整人者，就是明天的被害者。揭发批斗，周而复始，“乐此不疲”。十六七岁的少年，被骗得失去了理智和同情，向自己的师长、向邻居挥起了皮带棍棒。

文化革命的红色海洋，写满了愚昧、无知和疯狂。为什么，在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知识、尊严和生命变得一钱不值？为什么，在动乱之后的四十年，“文革”仍然是一个敏感的禁忌？无数历史的碎片，沉积在民族的书简里，等待更多的破译和记忆。

反思，因为昨日和明天；反思，纪念逝者，警醒生者。今天，红色的谎言仍在缠绕，禁锢灵魂，阻碍自由。反思，需要面对事实、剖析自我的勇气，需要以智慧去辨识真伪，以良知拥抱真相。

参考资料：
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联经出版公司 ，2001年12月29日。
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3期。
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正见网: https://www.zhengjian.org/node/238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