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1岁的巫宁坤正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攻读博士。新年时，他忽然接到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的急电，邀请他前去燕京任教。巫宁坤决定放弃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归祖国。

当时，芝大同学、李政道博士劝他不要走，他不听，李政道就帮他打箱子。7月中旬，在登上邮轮前，巫宁坤问前来送行的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一笑了之，二人话别。

1957年，李政道荣获诺贝尔奖，迎来事业最高峰。在大陆，巫宁坤被打成“右派”，先后在监狱和农场被关押劳改近20年，九死一生。

1979年，“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回国讲学，而巫宁坤进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此乃命运弄人？

“共产党你不要跟它讲道理，没有道理，……黑白永远是颠倒的。”巫宁坤的夫人李怡楷如是说。

1993年，巫宁坤在纽约以英语出版了回忆录《一滴泪》，记叙了自己从肃反到文革期间受迫害的经历。

中共在1957年发起的“反右”运动，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大的创伤和灾难，被指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作为主要受难者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之后，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中共也不再允许来自党外的批评。巫宁坤的遭遇，确实是苦难海洋中的“一滴泪”。

“双百方针”与“阳谋”   
                
1951年，中共在全国大学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人人被逼“改造”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思想改造”之后，又来了“忠诚老实运动”。1955年，肃反运动再掀肃杀之气。几经打击，知识分子由此噤若寒蝉，人人自危。不料，到了1956年，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竟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松动。

1956年4月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伯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毛泽东在当天的会议总结时说：“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

5月26日，时任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郑重地向各界人士宣布此“双百方针”。陆还称，中共“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

7月20日，陆定一对出席会议的中共各省市负责宣传、文教的官员们讲话，要他们听取批评，勿乱扣帽子：“什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反领导等等。”“人家不讲话，我们就耳不聪目不明，再过若干年就变成木乃伊了。”

1957年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们只有500万知识分子。这500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没有这500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情也做不好。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在社会大变动时期。”

在谈到“双百”方针时，毛泽东说：“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造现在这种面貌。那么，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

毛的讲话让很多原来对共产党存有戒心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与会的著名翻译家傅雷，事后给家人写信，表明自己当时的感动和对毛的钦佩。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文，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随后，《人民日报》接连在5月2日、3日、7日发表社论，进一步推动党外人士畅所欲言。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在如此“诚恳”的邀请下，响应号召，开始向党和政府提出改进建议或表达不满。新闻界也大力跟进。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

5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批评，特别是右倾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继续去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的，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好处”。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着手撰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后又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 6月12日印发党内。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式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做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驳斥，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

文章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在高等学校的校园里，鸣放更为激烈。从5月19日到22日，北京大学的学生陆续贴出几百张大字报，很多内容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等。《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用“北京大学民主墙”称呼做了报导。

在“鸣放”后期，各种意见都提了出来。共产党对于涌现的批评不能接受，例如“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储安平的反对“党天下”等观点。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

1957年6月14日，风向彻底变了。《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据说是毛泽东亲笔所写），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反右”风暴

《九评共产党》中写道：“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结果，中共出尔反尔，将实话实说、对党忠心耿耿的人划为“右派分子”或“极右分子”。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问题的通知》。通知把6月29日指示中指出的右派人数扩大一倍，全国的骨干名单从4000人增加到8000人，北京从400人扩大到800人。报纸上点名人数，也允许把右派骨干总数的3%，逐步增加到10%左右。

当时，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因为分别提出了“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和 反对“党天下”的意见，被称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大右派，认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要和共产党争天下。

高度赞扬歌颂中共的费孝通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北大校长马寅初，曾经赞成高校党委制，也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

以北京大学为例，1957年，有1500位青年教师和学生在反右中被开除公职和学籍，发配到荒原大漠。20年后，1500人又全部被“平反”接回北京。

曾经因为毛泽东的讲话而心潮澎湃的傅雷，命运又如何呢？1957年，傅雷连续公开发表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以配合“反右”的暴风骤雨。在《比一比，想一想》中，他明确表态，“反右”斗争“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

1957年下半年，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的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自8月22日起，上海各大报纸开始批判傅雷。作家协会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会，傅雷做了三次检讨都不能通过，一切工作停止。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精神极度痛苦。

《人民日报》先后刊登了一批知名“右派分子”的认罪书，还刊载了他们互相揭发的文章，这样既分解了“右派分子”，也从道德上摧垮了他们。

政治“帽子”一旦扣上，这些右派便沦为政治“贱民”，按照罪行的轻重被依次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受到前两类处罚的人员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久，爆发了全国性的饥荒，大批右派相继死亡。那些所谓的“极右分子”，有的被枪毙，更多的人自杀。被划成右派的人遭批斗打骂，受尽屈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

至1958年整个反右运动结束时，共有55万人被划分为右派分子，占500万知识分子的11%，受到牵连的达几百万人。1979年，中共“改正”了552,877名“右派”，发现整错者达99.98%，但是对96人决定“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级的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5人，还有地方级91人。

“右派”血泪

在反右运动中，甘肃日报编辑和凤鸣的丈夫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受到牵连，成为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二人一同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在十工农场，王景超到了夹边沟，在那里活活饿死。

和凤鸣在回忆录中写：“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双双被打倒在地，我们的灵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那时候，正义、善良、热诚，对不幸者的同情等等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都被‘政治’湮没了。……人们都甘当驯服工具，服服帖帖，这就使我的境遇格外地增添了许多悲苦，许多凄凉。”

当年头号学生右派、始终未得平反的林希翎说，当年他们这批知识分子所以上当受骗，全是因为毛的号召。毛泽东让人们反对“三害”，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给党造成的极大的危害，说“你们应当帮助党整风，批判这些‘三害’，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讲得漂亮得不得了”。

云南昭通的李曰垓，13岁参加“革命”，16岁被划为“右派”，从1958年元旦过后到1978年底，李曰垓总共度过了20年零8个月的劳改岁月。李曰垓恢复自由后，在网路发表专集《噩梦醒了吗》。他写道：“而且直到今天，我并未得到片言只字的处理通知书，但残忍的无期徒刑待遇却实实在在耗去了我21年的黄金年华。这是真正的杀人不见血。”

2007年6月6日至7日，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了“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些昔日的“右派”特地从中国大陆前往参加。

时年72岁的黄泽荣，笔名铁流，原《成都日报》记者。童工出身的他，15岁参加“革命”、追随共产党，是当年共青团系统三大右派之一，历经劳改23年。“划右”原因是他在1957年创作的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他说，8800多字的作品，相当于为了写的每一个字，关了他一天。

黄泽荣说：“做右派的，都是讲真话，相信共产党的，有个人见解的。”他强调，下一代不能够再在“狼奶”中养大了，“现在对孩子就是不能够再接受这种谎话的教育，不能再吃狼奶。一定要在小时候就告诉他们历史，告诉中国发生了哪些事，什么叫反右斗争？什么叫文化大革命？什么叫三反？什么叫五反？什么叫镇反？反胡风？”

黄泽荣表示，中国人至今还不敢讲真话，还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作为现在活下来的人，作为受害者，我们要把这个历史留下来，留给子孙，留给民族，留给世界，绝不让当局掩盖这个历史。”

时年74岁的任众说﹕“实际上我们对国家是负责任的，我们为国家提一提意见，能够早一点改进，国家更能够前进”，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全都成为“右派”和“阶级敌人”，“这对我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参加会议的还有“右派”的后代，比如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黄炎培的孙女、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黄炎培曾是中共大力统战的对象，利用他赢得知识分子的信赖。但是他的7个子女中，有5人被打成右派，其中两人被逼自杀。

与会的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汉学家余英时教授也做了发言。他说，中共第一次正式整知识人，是反右。“1949年（中共）一进了城，看你知识人就是次等人，或者是潜在的敌人。所以它绝对不会相信的，你怎么投降也没有用。它认为你口是心非，它认为你心没有交出来。所以后来一再要挖心，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2008年，一部四卷、120万字的《五七右派列传》问世，共有四百余篇、涉及1300多名右派的受迫害经历。作者申渊，本名陈愉林，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56年加入中共，1958年在反右补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放逐内蒙古边疆劳动。

陈愉林说：他之所以要写右派历史，就是为了揭穿中共的谎言。“共产党害怕的不是小骂它，它害怕的是说清真相。因为中共的政权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最怕人揭穿谎言。”

结语

著名学者胡平在《1957‧苦难的祭坛》指出：“反右运动的实质是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是利用国家权力对公民实施诬陷直至剥夺人身权利和拘禁。”

王世三在《反右运动之一：引蛇出洞》中写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从肉体上消灭了知识分子，从精神上打断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脊梁，不仅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几乎丧失殆尽，而且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尊严也荡然无存。至今，‘反右’的阴影依然笼罩当下的中国，造成大陆知识分子难有担当，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犬儒主义者’及‘精致的利己者’。”

2006年的一个春日，林彪的长女林晓霖，致电其中学同学－－反右时期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诒和。林告诉章，她从黑市上购得章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林晓霖说：“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

其实，她不必说“我们共产党”，不可把自己和中共混为一谈。因为在中共发动的整人运动中，中共欺骗了太多的民众，包括数千万共产党员，还有高高在上的领导人，他们都是受害者。作为“副统帅”的林彪，他的人生何尝不是一个中共治下的悲剧？中华儿女，是炎黄后人，不是马列子孙。远离中共、抛弃中共，不要继续把自己和共产党捆绑在一起，才是对自己负责的明智之举。

章诒和在《五十年无祭而祭》中说：“纪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义是为了五十年后，百年后。”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六十年。回顾昨日，我们理应深思－－那一场灾难，引发的最大的悲剧，究竟是什么？又是什么原因，让类似的悲剧，不断重演？我们必须谨记，必须清醒地面对，过去的岁月，留给今天和明天的警示。

参考资料：

1. 丁抒：《阳谋:“反右”前后》，1991年， 九十年代杂志社。
2. 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2013年1月8日，大纪元新闻网，美国。
3.  “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一）”，2007年6月7日，自由亚洲电台。
4.  挥不去抹不掉《整风反右运动》50周年 (19)，2007年6月，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7/11/n937920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