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九月，我来到了离城二十多公里、祖籍所在的西固小坪山插队落户。
在那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时不时地就要“忆苦思甜”，吃由野菜煮成的“忆苦饭”，要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到农村后，很快就遇到了生产队召开的“忆苦思甜会”。
对于“忆苦思甜”我们并不陌生，实际上从中学时期，我们每年都要下乡两周和贫下中农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访贫问苦”、请贫下中农做忆苦思甜报告则是每次必经的功课。我们满怀希望能听到老贫农们对旧社会的控诉，对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刻骨仇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作文课上，在每周一期的黑板报上写出高质量的“访贫问苦”报告，展现我们与贫下中农结合、接受阶级教育的丰硕成果。
结果却常使我们失望，他们往往以抽象的“旧社会很苦，地主老财压迫剥削我们贫下中农”开头，讲到具体的事例时，却越讲越不对味，不仅听不出什么压迫和剥削，更像是在为地主老财评功摆好。
有一次在榆中县和平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请到了一位地道的三代老贫农，请他忆苦思甜，不料又遇到了这种情况，于是我们就耐心地诱导他回忆地主的罪恶。不料他却无奈地说，“娃娃们，毛主席说要事实求是，我也不敢‘喧谎’，我刚才说得都是事实，人家说起来也对我不错。”喧谎是当地方言，是“撒谎”的意思。我们只好垂头丧气地铩羽而归。
大家心里都在想，什么老贫农呀，他怎么会没有一点阶级觉悟，但谁也不敢说出口来，那可是对贫下中农没有感情，是阶级立场问题。这样的事遇得多了，思想就陷入极大的困惑，哀叹我们怎么就遇不到一个像被周扒皮、刘文彩那样的财主剥削、压迫的贫农呢。也许我们遇到的都是个例，扎根到农村就可能找到当局所宣传的实例。为了应付作文和黑板报的需要，我们只好以苦大仇深老贫农的口气，代他来控诉黑暗的旧社会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二
我第一次参加生产队的“忆苦思甜”，以为很神圣，正襟危坐在那里准备洗耳恭听，接受教育。主持会议的从先队长开场白后，并没有人接茬，在几十个“烟枪”喷出的烟雾和不时传来的剧烈咳嗽声中，三三两两地闲聊起来了。队长也混迹其中，聊到兴致处还不时地狂笑着。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本来庄子里就没有多少拿到会上可以上纲、值得诉的苦，又从五一年土改开始，十多年来“诉苦”就没有消停过，因而早就没有什么可以引人兴趣的新鲜玩意去卖弄。但这是上面的要求，没人敢公然去违背，更不敢对抗，好在只要有个形式，大家凑在一起说要“忆苦思甜”就行了。至于“忆”什么，“思”什么，并无人去追究，所以往往成了闲聊、斗嘴，甚至是打情骂俏。
过了约莫半个多小时，突然子齐叔公笑眯眯地大声提议，让子德忆忆他的腿是如何让“万恶的旧社会”致残的。少顷，全场几乎一致地附和了，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有人已经将他从凳子上往起来拽。子德是贫农成分，和子齐叔公年纪相彷，是个腿有点残疾、走起来一瘸一拐的半老头，在我的印象中话不多，腼腆，待人很和气。不料子德红着脸抗议道，正经些，别胡闹，我的这点破事有什么好听的，拉拉扯扯了半天就是不肯开口，众人开始起哄了。按今天子齐叔公所说，他的腿是“让万恶的旧社会打残的”，因而对他的腿，我还真有兴趣，想听他诉诉苦，于是也一本正经、诚惶诚恐地请他专门说给我听听。
谁知我的意外请求却将已趋于平息的起哄重新推向高潮，众人对子德施加了新的压力，一致要求他给我这个“刚从城里来的孙子”讲一讲，队长也坏笑着敦促他，但他岿然不动，始终不开口。僵持了片刻，失去兴趣的人们又被新的话题吸引了注意，也就没有再继续为难子德。
经会后私下打听才知道了子德不愿“忆苦”的苦衷。原来他的瘸腿与旧社会的“万恶”一点关系也没有，也不是被哪一个“狠心残暴”的地主打断的。在那荷尔蒙居高不下难以控制的年轻岁月，子德出轨偷情屡屡得手，只是一次运气不好，不知何因被人发现抓奸，在慌不择路、翻墙逃跑时摔断了一条腿。阿弥陀佛，善哉！原来如此。这就是我下乡后第一次听到的“忆苦思甜”。
在随后的几年里，为了配合政治运动，大队、小队也都不时地会举行这样的活动，却几乎见不到有老人们出面诉苦。队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只好赔上笑脸，苦口婆心地去劝那些当年给人“扛活”、“被剥削”的老贫农们，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来控诉旧社会的苦，控诉当年“东家”的残酷剥削和阶级压迫。可得到的回答，不是说年成太久忘了，记不起来了，就是说，当年也说不上苦，人家工钱没少给，好吃、好喝的待承着。有的还干脆回忆起当年东家的好处和恩情，弄得这些干部下不了台，只好说他们是老顽固，没有阶级觉悟，被地主富农的小恩小惠迷惑了。
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这一政治任务，不知何人想出了一条李代桃僵之计，即由这些“老顽固”们的后人们出面来诉苦。这些年轻人们并没有亲身经历过过去的实际生活，又从小被长期洗脑，头脑简单，容易驾驭。想要他们说什么，他们就会说什么，甚至有时只要稍给予暗示，他们就会心领神会。他们的阶级觉悟与他们的父辈相比，那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套用现今流行的话就是“甩出几条街去了”。在他们的心目中，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地主老财都和黄世仁、周扒皮、刘文彩一样，吃穷人的骨头、喝穷人的血。于是乎先辈们成了他们手中的道具，经他们的魔术棒一挥，在他们声泪俱下的控诉下，一件件血海深仇的家史就被呈现在众人面前。
有个青年就控诉某地主对他们家残酷剥削，导致他的一个兄长被活活饿死了。据知情人讲，东家待他们家不薄，工钱从没少过一文，还常给予额外的救助。他家孩子多，日子不好过，只要揭不开锅去求，总会得到照应，而且常是有借无还。那时，卫生环境差，缺医少药，婴幼儿死亡率极高，甚至一次发烧、痢疾都会夺命。因为相当普遍，一般家庭对婴幼儿的夭折虽也悲痛，却迷信地认为是前世的讨债鬼，并不十分在乎。他的兄长当年就是死于痢疾，当时东家还拿出一个银元要他们去看大夫试着救救，可他的父母看着奄奄一息的可怜孩子，认为没救了，就忍痛放弃了。
于是对这样的“忆苦思甜”，就常有知情人在台下悄悄地反驳、讥笑，他们的当事人长辈也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当然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地富分子是没有机会、也没有胆量去辩解和澄清，只能什么也不说地默认了。
三
“忆苦思甜”实际上是个伪命题，当局时时要农民用“忆”旧社会的“苦”的路子，“思”出“新社会”的“甜”来，以感激党国的英明，来拥护他们的统治，显示他们执政的合法性。可除了土改时，一些没有土地的穷人分到了土地，他们无偿地种了两、三年不用交租的地，也许比他们过去的境况“甜”一些外，一经合作化以至以后的公社化，他们被一纸户口划地为牢，圈在农村不许迁徙、外出，被剥夺了除种地以外其他所有谋生技能的可能，所有的农民都成了土地的奴隶。
马克思当年为他们所许的愿“无产阶级所失去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并没有实现，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全世界”，相反却穷得一无所有、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者”。他们也没有失去“他们的锁链”，而又被加上了不止一条新的锁链。
各级官僚们把心思都放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上，以斗人为主业，在“农业学大寨”的蛊惑和误导下，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生产水平低下。于是不仅中农的实际生活水平不如四九年前，许多贫农，甚至给人帮工的雇农也如此。尤其是“大跃进”的人祸造成了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饿死三千多万人、其中受害者主要是农民，即使由土改确实带给一些人的短暂的“甜”，也被这空前绝后的灾祸洗刷得一干二净。这种“甜”的经济内涵被无情地撕去，而只徒剩空洞的政治内涵，即“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一切权力归贫下中农”等空头政治支票。连饭都吃不饱、甚至活活被饿死的“一切权力”又有什么用。朴实的农民们一诉苦，“旧社会”的“苦”半天还没有想起来，六零年挨饿、甚至亲人被饿死的惨痛就涌上心头，于是乎，一个好端端诉旧社会苦的会，就瞬间成了控诉六零年悲惨生活的会。这样的例子其实在我下乡务农以前早已接触了不少。
四
纵观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不难发现，消灭地主、富农阶级只是中共秉承苏俄的意志、遵照他们的模式，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打出的旗帜，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在战争年代，他们为了吸引贫苦农民加入他们的队伍，更为了能合理地抢劫到维持暴力运转的财富，他们将所有的富裕农户统统说成土豪、劣绅，用他们的头和血来祭“革命”的大纛，用他们的财产来充当“革命”的粮草。实际上地主和农民之间并不是农村的主要矛盾所在，把地主作为封建势力，当作革命对象，完全是别有用心、张冠李戴了。
他们执政后，坐上中南海龙椅的那位真命天子总是杞人忧天，老是担心有人要推翻它，感到四处都是暗藏的反革命和反对他的人。为了巩固权力，强化独裁，也为了满足他那“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恶斗嗜好，只能制造阶级斗争、制造阶级矛盾，煽动一部分人去仇视另一部分人，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
他们首先向地主富农开刀，不论是非善恶，完全依照土地和财产的多寡将这些人置于死地，使得他们成了共产党为将共产主义理想付诸于中国社会的第一批殉难者和冤死者，由此使农村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除了不按自然规律和经济法则办事，倒行逆施、胡乱折腾外，这也是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农业不能发展、农民贫困、经济几乎崩溃的重要原因。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只要有个和平的环境，统治者不要过分地横征暴敛，农业就会发展，人口就会兴旺，整个社会财富就会迅速增加。
其实从四九年以来的六十多年里，前三十年他们用土匪、流氓的手段，通过“土改”和“公私合营”将中国城乡所有生产资料和一切社会财富以充公的名义剥夺到他们手中，城乡社会各阶层实际都成了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成了他们的奴隶。
后三十年，他们又以改革的名义，将这些财富通过各种合法、非法的手段侵吞到他们和他们子孙的囊中，人人成了亿万富翁，成了新资本家。历史转了一个甲子，又回到了四九年时的原点，六十多年社会还在原地踏步，只不过是“新桃换旧符”而已。难怪他们既要肯定前三十年，也要肯定后三十年。
八十年代以后，“忆苦思甜”才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消停下来，并最终绝迹成为历史。大概当局也意识到，民众已开始觉醒，对他们历年来倒行逆施、横征暴敛的苛政有了清醒的认识。如再强行要民众“忆苦”，那不仅五八年大跃进后三年时间里饿死三千多万人的罪恶首当其冲地被“忆苦”，连五七年以“莫须有”罪名迫害了数百万精英的反右、以流氓手段剥夺了工商业者财富的“公私合营”也将被“忆苦”而受到清算。尤其是对于浩劫了十年的文革，带给中国人民空前绝后的灾难每个人都还记忆犹新，再“忆”，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画皮就会被剥得一丝不挂，他们的“伟光正”就会轰然倒塌，他们极权的合法性也会受到置疑甚至挑战。让这种在国家和民族内部，人为划分和制造族群之间的对立，以卑劣手段来挑动民众互相仇恨的“忆苦思甜”永远绝迹，远离我的子孙后代则甚幸。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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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却常使我们失望，他们往往以抽象的“旧社会很苦，地主老财压迫剥削我们贫下中农”开头，讲到具体的事例时，却越讲越不对味，不仅听不出什么压迫和剥削，更像是在为地主老财评功摆好。
有一次在榆中县和平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请到了一位地道的三代老贫农，请他忆苦思甜，不料又遇到了这种情况，于是我们就耐心地诱导他回忆地主的罪恶。不料他却无奈地说，“娃娃们，毛主席说要事实求是，我也不敢‘喧谎’，我刚才说得都是事实，人家说起来也对我不错。”喧谎是当地方言，是“撒谎”的意思。我们只好垂头丧气地铩羽而归。
大家心里都在想，什么老贫农呀，他怎么会没有一点阶级觉悟，但谁也不敢说出口来，那可是对贫下中农没有感情，是阶级立场问题。这样的事遇得多了，思想就陷入极大的困惑，哀叹我们怎么就遇不到一个像被周扒皮、刘文彩那样的财主剥削、压迫的贫农呢。也许我们遇到的都是个例，扎根到农村就可能找到当局所宣传的实例。为了应付作文和黑板报的需要，我们只好以苦大仇深老贫农的口气，代他来控诉黑暗的旧社会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二
我第一次参加生产队的“忆苦思甜”，以为很神圣，正襟危坐在那里准备洗耳恭听，接受教育。主持会议的从先队长开场白后，并没有人接茬，在几十个“烟枪”喷出的烟雾和不时传来的剧烈咳嗽声中，三三两两地闲聊起来了。队长也混迹其中，聊到兴致处还不时地狂笑着。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本来庄子里就没有多少拿到会上可以上纲、值得诉的苦，又从五一年土改开始，十多年来“诉苦”就没有消停过，因而早就没有什么可以引人兴趣的新鲜玩意去卖弄。但这是上面的要求，没人敢公然去违背，更不敢对抗，好在只要有个形式，大家凑在一起说要“忆苦思甜”就行了。至于“忆”什么，“思”什么，并无人去追究，所以往往成了闲聊、斗嘴，甚至是打情骂俏。
过了约莫半个多小时，突然子齐叔公笑眯眯地大声提议，让子德忆忆他的腿是如何让“万恶的旧社会”致残的。少顷，全场几乎一致地附和了，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有人已经将他从凳子上往起来拽。子德是贫农成分，和子齐叔公年纪相彷，是个腿有点残疾、走起来一瘸一拐的半老头，在我的印象中话不多，腼腆，待人很和气。不料子德红着脸抗议道，正经些，别胡闹，我的这点破事有什么好听的，拉拉扯扯了半天就是不肯开口，众人开始起哄了。按今天子齐叔公所说，他的腿是“让万恶的旧社会打残的”，因而对他的腿，我还真有兴趣，想听他诉诉苦，于是也一本正经、诚惶诚恐地请他专门说给我听听。
谁知我的意外请求却将已趋于平息的起哄重新推向高潮，众人对子德施加了新的压力，一致要求他给我这个“刚从城里来的孙子”讲一讲，队长也坏笑着敦促他，但他岿然不动，始终不开口。僵持了片刻，失去兴趣的人们又被新的话题吸引了注意，也就没有再继续为难子德。
经会后私下打听才知道了子德不愿“忆苦”的苦衷。原来他的瘸腿与旧社会的“万恶”一点关系也没有，也不是被哪一个“狠心残暴”的地主打断的。在那荷尔蒙居高不下难以控制的年轻岁月，子德出轨偷情屡屡得手，只是一次运气不好，不知何因被人发现抓奸，在慌不择路、翻墙逃跑时摔断了一条腿。阿弥陀佛，善哉！原来如此。这就是我下乡后第一次听到的“忆苦思甜”。
在随后的几年里，为了配合政治运动，大队、小队也都不时地会举行这样的活动，却几乎见不到有老人们出面诉苦。队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只好赔上笑脸，苦口婆心地去劝那些当年给人“扛活”、“被剥削”的老贫农们，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来控诉旧社会的苦，控诉当年“东家”的残酷剥削和阶级压迫。可得到的回答，不是说年成太久忘了，记不起来了，就是说，当年也说不上苦，人家工钱没少给，好吃、好喝的待承着。有的还干脆回忆起当年东家的好处和恩情，弄得这些干部下不了台，只好说他们是老顽固，没有阶级觉悟，被地主富农的小恩小惠迷惑了。
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这一政治任务，不知何人想出了一条李代桃僵之计，即由这些“老顽固”们的后人们出面来诉苦。这些年轻人们并没有亲身经历过过去的实际生活，又从小被长期洗脑，头脑简单，容易驾驭。想要他们说什么，他们就会说什么，甚至有时只要稍给予暗示，他们就会心领神会。他们的阶级觉悟与他们的父辈相比，那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套用现今流行的话就是“甩出几条街去了”。在他们的心目中，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地主老财都和黄世仁、周扒皮、刘文彩一样，吃穷人的骨头、喝穷人的血。于是乎先辈们成了他们手中的道具，经他们的魔术棒一挥，在他们声泪俱下的控诉下，一件件血海深仇的家史就被呈现在众人面前。
有个青年就控诉某地主对他们家残酷剥削，导致他的一个兄长被活活饿死了。据知情人讲，东家待他们家不薄，工钱从没少过一文，还常给予额外的救助。他家孩子多，日子不好过，只要揭不开锅去求，总会得到照应，而且常是有借无还。那时，卫生环境差，缺医少药，婴幼儿死亡率极高，甚至一次发烧、痢疾都会夺命。因为相当普遍，一般家庭对婴幼儿的夭折虽也悲痛，却迷信地认为是前世的讨债鬼，并不十分在乎。他的兄长当年就是死于痢疾，当时东家还拿出一个银元要他们去看大夫试着救救，可他的父母看着奄奄一息的可怜孩子，认为没救了，就忍痛放弃了。
于是对这样的“忆苦思甜”，就常有知情人在台下悄悄地反驳、讥笑，他们的当事人长辈也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当然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地富分子是没有机会、也没有胆量去辩解和澄清，只能什么也不说地默认了。
三
“忆苦思甜”实际上是个伪命题，当局时时要农民用“忆”旧社会的“苦”的路子，“思”出“新社会”的“甜”来，以感激党国的英明，来拥护他们的统治，显示他们执政的合法性。可除了土改时，一些没有土地的穷人分到了土地，他们无偿地种了两、三年不用交租的地，也许比他们过去的境况“甜”一些外，一经合作化以至以后的公社化，他们被一纸户口划地为牢，圈在农村不许迁徙、外出，被剥夺了除种地以外其他所有谋生技能的可能，所有的农民都成了土地的奴隶。
马克思当年为他们所许的愿“无产阶级所失去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并没有实现，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全世界”，相反却穷得一无所有、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者”。他们也没有失去“他们的锁链”，而又被加上了不止一条新的锁链。
各级官僚们把心思都放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上，以斗人为主业，在“农业学大寨”的蛊惑和误导下，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生产水平低下。于是不仅中农的实际生活水平不如四九年前，许多贫农，甚至给人帮工的雇农也如此。尤其是“大跃进”的人祸造成了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饿死三千多万人、其中受害者主要是农民，即使由土改确实带给一些人的短暂的“甜”，也被这空前绝后的灾祸洗刷得一干二净。这种“甜”的经济内涵被无情地撕去，而只徒剩空洞的政治内涵，即“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一切权力归贫下中农”等空头政治支票。连饭都吃不饱、甚至活活被饿死的“一切权力”又有什么用。朴实的农民们一诉苦，“旧社会”的“苦”半天还没有想起来，六零年挨饿、甚至亲人被饿死的惨痛就涌上心头，于是乎，一个好端端诉旧社会苦的会，就瞬间成了控诉六零年悲惨生活的会。这样的例子其实在我下乡务农以前早已接触了不少。
四
纵观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不难发现，消灭地主、富农阶级只是中共秉承苏俄的意志、遵照他们的模式，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打出的旗帜，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在战争年代，他们为了吸引贫苦农民加入他们的队伍，更为了能合理地抢劫到维持暴力运转的财富，他们将所有的富裕农户统统说成土豪、劣绅，用他们的头和血来祭“革命”的大纛，用他们的财产来充当“革命”的粮草。实际上地主和农民之间并不是农村的主要矛盾所在，把地主作为封建势力，当作革命对象，完全是别有用心、张冠李戴了。
他们执政后，坐上中南海龙椅的那位真命天子总是杞人忧天，老是担心有人要推翻它，感到四处都是暗藏的反革命和反对他的人。为了巩固权力，强化独裁，也为了满足他那“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恶斗嗜好，只能制造阶级斗争、制造阶级矛盾，煽动一部分人去仇视另一部分人，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
他们首先向地主富农开刀，不论是非善恶，完全依照土地和财产的多寡将这些人置于死地，使得他们成了共产党为将共产主义理想付诸于中国社会的第一批殉难者和冤死者，由此使农村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除了不按自然规律和经济法则办事，倒行逆施、胡乱折腾外，这也是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农业不能发展、农民贫困、经济几乎崩溃的重要原因。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只要有个和平的环境，统治者不要过分地横征暴敛，农业就会发展，人口就会兴旺，整个社会财富就会迅速增加。
其实从四九年以来的六十多年里，前三十年他们用土匪、流氓的手段，通过“土改”和“公私合营”将中国城乡所有生产资料和一切社会财富以充公的名义剥夺到他们手中，城乡社会各阶层实际都成了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成了他们的奴隶。
后三十年，他们又以改革的名义，将这些财富通过各种合法、非法的手段侵吞到他们和他们子孙的囊中，人人成了亿万富翁，成了新资本家。历史转了一个甲子，又回到了四九年时的原点，六十多年社会还在原地踏步，只不过是“新桃换旧符”而已。难怪他们既要肯定前三十年，也要肯定后三十年。
八十年代以后，“忆苦思甜”才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消停下来，并最终绝迹成为历史。大概当局也意识到，民众已开始觉醒，对他们历年来倒行逆施、横征暴敛的苛政有了清醒的认识。如再强行要民众“忆苦”，那不仅五八年大跃进后三年时间里饿死三千多万人的罪恶首当其冲地被“忆苦”，连五七年以“莫须有”罪名迫害了数百万精英的反右、以流氓手段剥夺了工商业者财富的“公私合营”也将被“忆苦”而受到清算。尤其是对于浩劫了十年的文革，带给中国人民空前绝后的灾难每个人都还记忆犹新，再“忆”，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画皮就会被剥得一丝不挂，他们的“伟光正”就会轰然倒塌，他们极权的合法性也会受到置疑甚至挑战。让这种在国家和民族内部，人为划分和制造族群之间的对立，以卑劣手段来挑动民众互相仇恨的“忆苦思甜”永远绝迹，远离我的子孙后代则甚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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