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却因为留下一篇《多余的话》，死后被批判，父母被掘坟。他到底说了什么呢？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年真相》节目。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所走过的短暂人生，和他彻底卸下政治负担后，写下的临终告白。

1935年6月18号，瞿秋白被中华民国政府“就地枪决”。

行刑当日，政府贴出布告说：“凡民国十六年以后（也就是1927年后），各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唆使，以赣皖闽粤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杀戮焚毁者，不可以计数，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

那一年，瞿秋白才36岁。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让他加入中共，并在当时的中国掀起巨大波澜，以致“罪不容诛”？

1899年，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祖上世代为官，是个望族。瞿秋白自幼喜好读书，读的是十三经、二十四史等传统文化书籍。他的父亲擅长绘画、剑术和医道，但生性淡泊，不治家业，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在浙江做知县的大伯瞿世琥接济。

辛亥革命后，瞿世琥辞官，资助断绝，瞿家的生活陷入困境，靠典当一些旧物和借债维持生活。瞿秋白的学费也没了着落，被迫辍学。

1917年，瞿秋白免费考入民国政府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三年后，作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特约通讯员，被派驻莫斯科。期间，他见到了列宁，并成为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翻译和助教。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瞿秋白，为什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宣扬的共产社会与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社会并没有冲突。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还告诉他怎样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

加入中共后，瞿秋白接受陈独秀的邀请，在1923年回国，开始了他人生中看似最高光的时期。他翻译了关于列宁、斯大林理论等方面的文章，做了大量介绍俄国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随后，孙中山推动“联俄容共”政策，他和其他中共党员接到共产国际的指令，要“借壳发展”，于是纷纷加入国民党。

1924年，瞿秋白出席国民党一大，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从1925年1月起，他又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的领袖之一。可以说，在两党内都混得风生水起。

但是，朋友们不要忘了，以暴力颠覆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才是中共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所以，国共第一次合作好景不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不断夺取各项领导权，引发国民党警惕。

1927年，国民党右派开始“清党”，抓捕中共党员。对于中共何去何从，当时苏联内部出现过分歧。可以与斯大林抗衡的苏共领导人托洛斯基主张以温和的手段从国民党手中夺权，陈独秀表示赞同，但他们遭到斯大林的批评。于是，陈独秀被共产国际免职，而瞿秋白被正式指定为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1927年8月1日，瞿秋白参与制定南昌暴动，开启了以暴力颠覆中华民国的进程。他领导了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并积极准备“全国总暴动”。除湖南的“秋收暴动”，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河北、陕西多地，都出现武装暴动。

到1927年底，这些暴动接连失败了，但瞿秋白仍然强调，中国革命正处在“高潮”中，还作出了“尽量施行红色恐怖”的决策，指示各地“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说到这儿，我们再回头看看国民政府贴出的那张枪决告示，真是高度概括了瞿秋白犯下的罪行。

1928年6-7月间，瞿秋白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并留在莫斯科，在此后两年里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期间，他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产生矛盾。内斗，开始逐步瓦解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

在米夫的支持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将右倾等帽子扣在瞿秋白头上，1930年，他被撤销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回国后又被解除领导职务、遭到党内多次批判。1933年底，他被要求离开上海，去中共“中央苏区”所在地江西瑞金，而且明确不许他深爱的妻子杨之华同行。

不久，在国民党的围剿下，中共被迫撤离江西北上逃跑，也就是开始所谓的“长征”。当时，有一部分中共领导人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瞿秋白几次要求随军离开，但被时任中共党魁博古拒绝。

有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患有严重肺病，无法进行长途跋涉，但毛泽东认为，这是王明、博古“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他们“客观上做了借刀杀人的事”。瞿秋白就这样被中共抛弃了。1935年，他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抓捕。因为拒绝接受劝降，蒋介石下令“就地枪决”。

从一个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望族后代，到中共党魁，再经历残酷内斗，最终沦为死囚。瞿秋白走过了短暂又动荡的一生。如果时光倒流，他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吗？在被处死前一个月，他在狱中写下长文《多余的话》，开篇就说：“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他直言，自己“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参与政治运动，甚至成为中共领袖，是一场十几年的“历史的误会”、“一场恶梦”。他根本没有系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本论》更没有读过，所知道的一点理论，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他还说，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个“更重要的误会”，因为这是由自己这个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所谓“专家”开始的，这样的研究能有什么结果呢？

加入中共后，瞿秋白说他完全失去了独立的思想，成了一个“演员”，“始终带着假面具”，而且在最后的七八年里，“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不仅如此，赤化了无数中国青年、在各地实施红色恐怖的他，竟坦承自己的所谓革命，是一出“滑稽剧”，他已经不相信共产主义了。

在“告别”一节中，瞿秋白写道：“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文章的最后，他也没有提到任何马克思主义书籍，而是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可以看出，瞿秋白终于摘下了沉重的假面具，流露真情。但是，真话、真相，正是中共所不能容忍的。

1966年6月10日，文革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说：“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就这样，《多余的话》被当成了“一个叛徒的自白书”、“自首叛变的铁证”，瞿秋白被定性为“叛徒”。

愤怒的红卫兵先后将他父母的坟墓刨掘，又冲进八宝山，砸坏瞿秋白墓，把他的尸骨扒出来抛扬。更泯灭人性的是，他们强迫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对着丈夫的森森白骨进行批判。1967年6月17日，中国革命博物馆里召开了“声讨叛徒瞿秋白大会”。会后，他的大型塑像被从八宝山扫地出门。随着瞿秋白被打成“叛徒”，杨之华也被隔离审查，关押到秦城监狱，最后，含冤病逝。

瞿秋白最终对中共和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刻的反省，但他仍拒绝了国民党的劝降，拒绝与中共决裂，选择了死亡。他或许没有想到，正因为他的反省，在其死后，家人遭到迫害，父母坟墓被毁。为这样的中共而死，瞿秋白值得吗？如果他地下有知，一定会深切地认识到，自己“多余的话”并不多余，一定会希望曾经被自己毒害的年轻人远离中共。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0/7/n1328907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