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判儒家道统、力推“新文化”，到潜心研究中华文化；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到彻底抛弃共产主义思想。是什么经历，让他发生这样大的转变？

上个世纪初，中国社会风云激荡。巨变之中，有一大批人走入了公众视野，陈独秀就是其中的一位。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创建中共，这些影响历史的大事件，都与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而如此积极投身运动，除了因缘际会，也与陈独秀叛逆狂傲的性格密不可分。老友章士钊曾这样评价他：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阪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意思是说，陈独秀像匹不受羁绊的野马，不陡峻的坡不爬，回头之草不吃，最后一口气没了，路也走不通了，会像普通的马一样倒地死去。

这个描述，恰恰成了陈独秀一生的写照。俗话说，三岁看老。我们的故事，还得从他的儿时说起。

1879年，陈独秀出生在安徽怀宁的一个书香门第，原名庆同，字仲甫。两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他先后由祖父和大哥抚养成人。

从五岁开始，陈独秀就在祖父的管教下念书，学的是《四书》、《五经》。他从小聪明过人，却不爱读古书。十七岁那年，他考上了秀才，但批评科举制度是“玩猴子”。

在家人的眼中，陈独秀是个玩世不恭的孩子，无论挨了怎样的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有时还把严厉的祖父气得咬牙切齿，说他“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从小让祖父头痛的陈独秀，还在日本闹出过一个乱子。1901年，22岁的陈独秀去日本留学。两年后的一天，因为对留学生监督姚煜不满，他跟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强行剪去了姚昱的辫子。这在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陈独秀因此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而这一剪刀下去，也开启了他后来波折起伏的人生。

1913年，陈独秀参加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以失败告终。之后，他再赴日本，帮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并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宣扬无政府主义，造成舆论哗然。1915年，陈独秀回到上海，创办月刊《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自任总编辑。

就像洪秀全因为科举失败而造反，革命不成的陈独秀，也把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归咎于中国长久以来的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于是，他主张将文言文改为白话文，还不断发表文章，攻击儒教和传统道德，认为需要“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先进行伦理道德革命，才可能实现政治的改革。

这波“新文化运动”风潮，对当时的青年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如此离经叛道的陈独秀，也引起了苏俄的注意。1920年4月，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代表维经斯基到中国宣传马列主义，鼓动建立中国共产党。5月，维经斯基在上海拜会陈独秀，双方达成合作意向，由共产国际提供经济资助，在上海展开建党工作。

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独秀当选中央局书记，也就是中共的第一任党魁。后来又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共成立后，在共产国际操控下，在当时的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反政府活动。用今天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进行了大量的“颠覆国家政权”活动。

比如，1922年的3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用渗透的方式夺取权力。陈独秀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应该以民主的方式建立党对党的合作，而不是像附体一样潜伏在国民党内。但是，反对无效，他只能勉强服从。之后，对于共产国际的一些做法，陈独秀还提出多次反对，结果都是徒劳。

1927年，国民党右派开始“清党”，抓捕中共党员。面对重大失败，共产国际又将全部责任都推到陈独秀头上，宣布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经历了这些事后，陈独秀踏上了与共产党的决裂之路。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第六次党代会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和王若飞亲自去拜访陈独秀，带去共产国际的邀请口信，陈反问：“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断然拒绝出席。

转年7月，中国和苏联为“中东铁路事件”发生冲突。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拥护苏联”等口号。陈独秀致信中央，反对这些卖国口号。几个月后，他被开除党籍。

陈独秀随后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承认中共的领导的确有很多错误，他个人要负主要责任，但他揭露，事实上每一个错误，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做出的。他还说，“甘心做斯大林留声机器的中共中央负责的人们，至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在狱中的5年，他开始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思想发生转变，也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出狱，国共两党都想拉拢他。国民政府提出要给他劳动部长的职位，被拒绝了；中共方面想争取他到延安，并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要他作书面检讨，陈独秀拒绝说：“我不知道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为表明立场，他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

创立中共的陈独秀，最终脱离了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却没有放过他，开启了造谣抹黑的舆论攻势。

1938年1月28日和2月8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在《解放》周刊上连续两期发表1.6万多字的长文，声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与陈独秀进行共同合作的谈判。结果是：陈独秀“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每月给陈300元津贴。收到津贴后，陈接受指示，大唱帮助日本侵华的双簧戏。

康生文章的发表，犹如引爆一颗炸弹，立即引发舆论哗然，不仅反共人士，就是非共和亲共人士，也群起为陈独秀抱不平。一个月后的3月17日，周恩来任董事长的《新华日报》继续煽风点火，发表短评，追问陈独秀是否是汉奸，一再要他作“公开正式声明”。

第二天，陈独秀在《致〈新华日报〉的信》中回应说：“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

陈独秀对共产党的反思是深刻的。1940年11月28日，他写出《我的根本意见》，文中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还多次表示，这些看法是“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形成的。

晚年的时候，陈独秀一直客居在重庆江津鹤山坪的一个石墙院里，生活非常窘迫。夫人潘兰珍瞒着他典当首饰、衣物补贴生活，还在院子外的空地上种过土豆。即使如此，他也不接受国共两党人士的馈赠。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时年六十三岁。

去世后，他的衣裳、棺木、墓地等，都由当地的乡绅邓氏叔侄赞助。据记载，蒋介石当时也送去了一万元。陈独秀曾经说，蒋是他“不共戴天”的死敌，但在去世安葬时，对方竟慷慨出资，表达悼念之意，让朝野上下都非常意外。

而中共方面呢？毛泽东在此后的党内斗争中，多次提到陈独秀，称他是“大叛徒”、“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对我们党危害最大”，“只能打倒”。被打倒后，他又被扣了至少九顶大帽子，包括：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共产国际、反党、汉奸，等等。

2009年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叶匡政所著《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一书，里面说，学术界重新考察了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此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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