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三、　是人祸，不是天灾

一九六○年一、二月间，全国各地饿死的农民以成百成千万计，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顾全国人民、包括该报编辑记者都在饿肚子的事实，日复一日地朦骗世人、粉饰太平。 人民从《人民日报》上只看到《从长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夏季大丰收的序幕》的喜讯，字里行间找不出一丝一毫饿死人的迹象。甘肃和四川都饿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人民日报》上宣告：“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大跃进。”四川省委办的《上游》杂志也在吹嘘“农业战线上仍然是连战连捷，情况良好，是持续大跃进的形势……”（１）

不过，十月一日国庆日那天，《人民日报》突然一反常态，强调起天灾来：“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特别荒诞的是，此时各地饿死的农民至少已达两千万，《人民日报》竟公然欺人欺天，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好象农村中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似的！

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一九五九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正式将国民经济的“困难”归诸于“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２）到一九六二年，“两年”变为“三年”，从此“三年自然灾害”就成了对“困难”的官方解释。官家成功地用谎言蒙住了城里人，许多中国人居然至今一开口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如何如何……

中国这块黄土地，自然条件不算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丰、平、歉年交替，丰、平、歉大致相当。天灾在所难免，翻开《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３），天灾几乎年年都有，但总是地区性的，根本没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天灾，更不要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了。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绝不至造成全国大饥荒。正如一九六三年河北霸县王五房村的一位老农对县委派去的工作组说：“旧社会再不好，这么大个国家，也不可能全国水洗了一样的挨饿，总会有个地方你能去逃荒要饭吃。这可好，六○年一到，全国都一样，无处躲藏。许多人干瞪着眼睛饿死……”（４）

邓小平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５）所谓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编造出来。就全国而言，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有不少天灾；一九五八年则是个难得的好年头。一九五九年有自然灾害，但成灾面积（丁注：中国国家统计局将因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定为“成灾”）低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６）而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都没有发生饥馑。可见一九五九年并无却无影响全局、足以引致全国大饥荒的天灾。当全国范围的饥馑从一九五九年秋收后两个月开始、农民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时，中国并没有严重的天灾。

譬如，“湖南发生粮荒并出现人口非正常死亡是在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一年春刘少奇前往调查时曾询问农民天灾的情形，得到的回答是“天灾有，但是小。”随刘一起调查的夫人王光美也说：“湖南那两年，虽不是风调雨顺，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７）又如甘肃，黄土高原历来的问题是干旱，而一九五九年并没有可引致全省饥馑的天灾。陕西、甘肃两省自一九二九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是在一九九二年，（８）一九五九、六○年的旱情甚至还比不上一九七一、七二年，可见甘肃的非正常死亡也与老天爷无关。

四川省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都风调雨顺，气候出奇地好，全省范围基本没有天灾。可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非正常死亡已分别高达一百○三万、二百五十七万，可见饿死人与老天爷毫无关系。特别只得一提的是成都平原上的粮仓──都江堰灌区所在的灌县，饿死四万多人，这是两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而造成此大规模饥馑的唯一原因，说来也很简单：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国家分别征购了百分之四十四和百分之五十的粮食，而以往仅征购百分之三十。（９）

四川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有旱灾，这正是丰、平、歉年交替的规律，决不至饿死人，更不至成百万成百万地死人。纵观四川历史，人口曾两次锐减。一次是十三世纪宋末元初，蒙古军队几次攻破成都等数十城，大肆掳掠，“搜杀不遗”。川人长达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终被入侵的元军打垮后，许多县“宋代遗民惨遭杀戮，或徙或逃，无复存者”，全川六百万人只剩下不到一百万。又一次是十七世纪明末清初，张献忠造反、清兵入侵，兵祸绵延几十年，人口由三百多万锐减至五十万。（１０）政府不得不组织往四川移民，谓之“湖广填四川”。那两次灾难虽也属人祸，与一九六○年的灾难毕竟不同。一九六○年的中国，既无内乱、又无外患，却饿死了那么多人，真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事！

鱼米之乡湖北也一样，“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真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但是，“一九五九年春节之后……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１１）这显然也与天灾毫无关系。

一九五八年大放粮食“高产卫星”时，河南省偃师县岳滩大队负责人刘应祥怕当“白旗”，不得不虚报产量，宣布全大队平均“小麦亩产千斤”。可是他和几位大队干部同时做了个手脚，压缩了该队的耕地面积，这样总产量就没有夸大，于是也不用把口粮拿去充“余粮”上交了。结果是：“随后两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岳滩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１２）这个例子从反面证明了灾难非由天灾所致。

非正常死亡与天灾无关，若以县为单位来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以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的安徽全椒县为例，一九五七年、五八年、六○年都没有天灾，仅一九五九年有轻度旱灾，旱情比一九六六年、六七年两个夏天都轻得多。“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准”的四川井研县也是这样，一九五八年没有天灾，五九年仅有轻度水灾。一九六○年的夏旱与一九四三年程度相同，远不如一九三七年的旱情严重，也是不该死人的轻灾。可是每八个人就饿死了一个。（１３）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甘肃武山县，那几年什么天灾也没有。从一九五八年起，公社食堂就“吃饭不要钱”，放开肚子吃饭，一直吃到一九五九年底。直到粮食吃光、发现要不要钱都没饭吃的时候，已为时太晚。三分之一社员死去，与老天爷毫无关系。云南昆明郊区撒梅族人集居的阿拉人民公社也是这样。二十年后一位学者前去调查时，人们告诉他，那几年气候好得很，四季如春象往常一样，可是该公社也死了数百人。（１４）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贵州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大批人饿死“主要责任在于县、市委。”“第一，他们……以粗暴的办法扣发口粮，大搞反瞒产运动。第二，他们报喜不报忧……第三，对人民生命漠不关心。第四，混进干部队伍里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乘机进行破坏，残害人民。此外，从遵义地委来说，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１５）他完全没有提到天灾。可见贵州一九六○年春严重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天灾造成的。

全国普遍饿死人的灾难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许多地方秋收甫结束、粮食被“国家征购”后不久就开始了。广西扶绥县是个典型的例子。“素称鱼米之乡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队……秋收后口粮标准由上半年每月人均三十市斤下降到二十市斤谷……死亡率达百分之八点七”。（１６）

从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夏收前那几个月间饿死的农民不是天灾的受害者。一九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与这场灾难无关。一九六○年的天灾只是使饥馑持续而已。一九六○年，整个华北干旱，山东亦干旱少雨，一九六一年夏收因而大幅减产，比一九六○年减产了一半。但早在那之前一年，山东的农民已成百万地饿死，与老天爷的确无关。河北省的天灾也是在一九六○年，位于北京西北方一百公里处的官厅水库，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１７）但在那干旱发生之前，大批河北农民已经死去了。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笔记里抨击毛泽东的政策：“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月不杀猪”（１８）（三个月内禁止农民杀猪自己吃）。彭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大量出口搞征购得来的粮食，正是一系列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错误中极重要的一环。

与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千五百万吨，出口却增加了二百二十三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１９）这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出口的粮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农民的口粮。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十三万吨粮食就够四千万人吃几个月，足以从一九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然而，这些粮食都被地方干部当做大跃进的伟大成果交给了国家，转而被政府运到国外去换硬通货了。

进入一九六○年，各地农民正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中国的粮食却在一船船地运往国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２０）

要是留下出口的粮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八十万吨粮食留下一半（六十八亿斤），送到缺粮最严重的地区，濒临饿死的农民是可以得救的。然而，这不可能。因为中共中央的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两眼一摸黑。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饿死人的最高峰时期，中共中央竟发出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档：“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三四三亿斤的基础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将达到五百亿斤……”而实际一九六○年六月底，全国的粮食库存仅一百二十七亿斤，少得甚至不敷粮库的铺底和正常周转。正是在对粮食不摸底的情况下，周恩来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决定。当时外贸部有人主张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换取外汇购买粮食，可是周恩来却认为黄金价格正低，是买进的好机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结果非但不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２１）

当时，只要十斤粮就能救济一个人不死，若周恩来将那笔购买黄金的钱用去购买几十万吨粮食，一九六○年绝不会有那么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残酷的事实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间，中国出口了六百八十万吨粮食，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五百万。

以安徽为例，该省死了那么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亿斤粮食就很有关系。（２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粮食可以“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跟腔说“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好象安徽的粮食多得成了灾。当时若留着那四亿斤粮食不出口，用于接济缺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们完全可以挺几个月熬到夏收而活下来的。

当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国家粮库有的是粮食，并不在乎卖了那四亿斤粮，问题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时曾说：“（一九）五九年调（安徽的）粮食是中央叫调的，死人同调粮食有关系，但不完全是粮食问题，其他政策不当也有关系，例如：收回自留地、干部作风不好，水利搞那么多。”（２３）

甘肃饿死十分之一人口之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率领的工作组就发现甘肃饿死那么多人完全是由于省委“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征收过头粮所造成的。”当年征购入库的粮食后来有百分之四十又返销给了甘肃农民，但那是饿死人之后的事了。（２４）

全国各省大同小异，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反瞒产”，横征暴敛之残酷、之普遍，使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望尘莫及。一九六一年五月，刘少奇在他老家湖南老家对乡亲们说：“中央只晓得多征粮，搞得下面没饭吃，家破人亡。”（２５）真是一语中的！

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开始，无数农民成为饿殍，侥幸活下来的农民也因饥饿而无力操持农活，荒废了农作物，有的干脆就没有种上。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所说，春耕季节，“地里看不见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这是第二年大幅减产的根本原因。恰好一九六○年风不调雨不顺，而饥饿的农民无以对付天灾，抗旱、排涝都谈不上。河南省一九六○年农业产值下降三分之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２６）一九六○年是有天灾，但这不是当年大幅度减产的首要原因，更与死人无关。

一九六○年春天，国家仓库里还有粮食，问题是县委书记怕不怕戴“右倾”帽子。譬如作家赵树理当时在山西阳城县任兼职县委书记，在“反右倾”的声浪中，他坚请上级拨给粮食，及时分发，救了不少人。赵在几年后的文化革命中被斗争、整死前，有人到阳城县去收集赵的“罪行”，老百姓不予合作，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２７）可见，当时只要县委书记们如实向上报告，还是可以得到“返销粮”的。

当然，也有县委书记向上伸手而要不到粮食的情况。河南省唐河县陷入大饥馑时，县委书记毕可旦曾五次要求上级拨给五百万斤粮食救急，可是南阳地委无动于衷。毕可旦一粒粮食都没要到，反被点名批评为“反瞒产私分”不积极。结果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子民一批批地活活饿死。后来毕可旦全家跳井自杀，还能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原因也在于此。

据当时的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回忆：“鉴于蔚县死人太多，省委工作队……来到蔚县……调查解决饿死人问题。他们惊异地发现，在大多数公社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的情况下，阳原片（丁注：蔚县后分为蔚县和阳原县，阳原片指现在属阳原县的部分）却死人很少，特别是东城公社情况最好。”原来东城公社的书记武万升瞒着县委秘密放粮，从公社的储备粮中分给每个农民十斤，由社员领回家食用。相邻的公社闻讯，也秘密放了粮，今阳原县的农民就是这样获救的。（２８）可见只要干部不在乎“右倾”帽子，不怕引祸上身，农民是不致饿死的。

反对虚报产量、把农民的口粮当做“余粮”交上去邀功的干部各省都有。但他们往往要为说实话付出代价。山西河曲县委第一书记刘毅将本县虚报产量后征购的二百万斤粮食压住，不让上交，结果不仅被撤职，中共中央还发了个一九六一年第六六三号文件，把他“隐瞒产量”的问题通报全国。（２９）

由于“反右倾”运动清洗了一大批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许多干部打肿脸充胖子，宁可让老百姓饿死也不愿向上级承认缺粮。饿死四万人的江苏宝应县就是一个例子。若不是县委书记徐向东“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粮食他不要”（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语），宝应的四万农民是不会被困在家中活活饿死的。（３０）

这个例子绝非个别。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曾在一九六一年的一个会议上这样说：“省委曾经三申五令，要求各县如果粮食确实不够，会发生人口死亡时，应该如实向省委报告，省委可以保证各地每人每月安排口粮。但是，不少的县既没有反映情况，又没有很好安排群众生活，其结果在去年春天多死了一些人，而且超过了百分之二的死亡率，这难道还不应该追究责任吗？”（３１）他所说的“多死了一些人”的地方应包括死了两万人的德庆县，但所谓“追究责任”，只不过是撤了县委书记的职而已。

江渭清和陶铸提到的“死官僚主义”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们，对子民饿死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为了护住乌纱帽，他们竭力掩盖真相、封锁消息，以免饿死人的实情流露出去。譬如安徽有的地方对死了的人规定“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上面种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３２）由于民兵把守了交通要道，邮政局也奉命截扣告状的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农村饿死人的实情掩盖了很长时间。

城市回乡探亲或外界去搞调查的人虽可将消息传开去，但反右倾运动搞得人人自危，敢说实话的不多。譬如有个省的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年到省内一个去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却不吭声。有人问随该司令去那里的一位元处长为何不反映情况时，他答道：“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３３）

在党组织的严密控制下，就是敢讲话的也未必能帮农民做些什么。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去信阳调查，见到农民饿死的惨状后，回到省会郑州向民政厅长和省委监委书记呼救。可是上司毫无反应。他决定亲赴北京向中央面陈，可是刚到火车站就被省里派去的人截住，终于没能去北京。

不过，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那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作依据的。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是一九五六年农村搞社会主义之后出现的新名词。但自一九五六年底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以来，档发了不少，“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却一直解决不了。现在这份新档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

中央文件一下，全国都大抓起“盲流”来。除少数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会剥削对象的农民幸运地被准许“不予遣返”外，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惨。因为大城市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到他们，而收容遣返他们后，他们还是会设法往外跑，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改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将他们视作劳改犯，与真正的犯人无异，尽管他们的唯一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外流”而已。

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三百五十余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留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二百多人。（３４）

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一九六○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３５）

当然，成功外逃的人总还有。但那时城镇居民也都吃不饱，“盲流”们很难讨到食物充饥，不少人千辛万苦到了城里，最后还是饿死。据北京作家黄秋耘回忆，当时“在北京前门外的某些贫民区，例如龙须沟、金鱼池一带，几乎每天都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人，其中多数是从附近农村逃荒来的。”（３６）

在党的控制力稍弱的边疆地区，把关堵道不那么容易，老百姓逃出生天的机会才比较大。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分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起的几年间，云南边境不少居民逃到了国外。如云南潞西县景颇族聚居的三台区与缅甸接壤，“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大量外出缅甸。”一九六○年，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后曾说：“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可见问题之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获者都是五花大绑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对逃港者不要武装扣押，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３７）结果两年间至少有十万广东人成功地逃出中国，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怀抱。

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边境塔城、裕民、霍城六万余人逃往苏联。那固然与苏联暗中挑唆有关，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大跃进人祸使那里的百姓也沦于缺吃少穿的境地，苏联人用面包、黄油一诱惑，对人民公社失瞭望的边民们连同中共的县委书记、县长们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国，逃亡了。对这件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如实说：“因为这几年新疆少数民族生活太苦了，吃的少了，穿的也比以前少了，所以发生了叛乱。”（３８）

一九六○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所以空前，还由于有个史无前例的公社食堂。

一九五八年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实行了没几个月就险象丛生，各地开始零星饿死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是安徽无为县人。一九五九年七月初，他回到老家食堂，发现已有不少人饿死，气得斥骂县委书记：“你把人还给我！”他应农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无为县的几千个食堂。那时，公社食堂的弊病有目共睹，毛泽东也同意作政策调整，在食堂问题上对农民作些让步。一九五九年五月间，中共中央明文规定，“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结余全部归己”。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上还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六月底他访问老家韶山冲，当乡亲们明白表示对吃食堂不满意时，他没有打官腔，只说了一句“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脚离开韶山，后头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是，才过了不到一个月，为了批判彭德怀，他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并把和他一样解散了老家公社食堂的张凯帆定成了“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说他“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云云。（３９）（题外话：黄山玉屏楼门额的题字是张凯帆书写的；笔者一九七二年登黄山时，“玉屏楼”三个字还在，张凯帆的名字已被斫去。现在不知恢复了没有？）

张凯帆作为“反革命”进了监狱，几亿农民则又被赶进了公社食堂。中国人从没见过的大灾难就此蔓延开去，再也无法收拾。

一九六○年初，贵州省委闭眼不看正在大批饿死人的现实，给中共中央送上一份《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说公社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毛泽东亲笔将该报告批转全国，说它“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４０）

《人民日报》立即回应领袖指示，为食堂大造声势，用通栏黑体大字刊登长文：《贵州农村公共食堂成为社会主义坚强阵地》。当时，贵州至少已有数十万人饿死，奄奄待毙的更多；省检察院已将“革命圣地”遵义人吃人的报告秘密上报。可是《人民日报》竟然宣称：贵州“十一万九千多个食堂越办越好……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在毛泽东指令下，中共中央要求全国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人在公社食堂吃饭；而且出尔反尔，一改去年五月的“粮食分配到户”的规定，重新规定：缴了“征购粮”后，收获的粮食一律直接送到公社食堂，不得分给农民。（４１）

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并非不知道公社食堂是饿死人的祸源，可是努力贯彻中央指示是他们的天职。到了四月间，就河北、山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统计，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户又入了食堂。河南省由于吴芝圃下令“不许一家农户烟囱冒烟”，入食堂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九，显然将山沟沟里的农民也赶进了食堂。（４２）

对一九五九年已经饿死了一万六千多人的江苏高邮县县委书记来说，解救饥民是小事，学习中央文件才是大事。他们于四月初召开了一个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办好食堂现场会”，研究如何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研究的成果是：高邮县一九六○年和六一年又相继饿死了两万人！（４３）

“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只是《人民日报》画出来的仙境。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４４）

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当时，因“右倾机会主义”被革职、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就有这种经历：“我带着两个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一九六○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阎红彦在总结云南饿死人问题时说：“不顾实际情况，硬要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也造成了死人。”本来，自留地生产的粮食菜蔬由农民自己支配，除集体分配的口粮外，这是另一个食物来源。一九五九年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档上批示“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但是，庐山会议后，毛又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将早先下达的档作废。才发给农民没几天的自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农民唯一能获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么，农民吃什么，食堂没粮了，农民就只好等死。譬如四川井研县，县志记载：“起初食堂吃饭不定量，吃饭不要钱，浪费了不少粮食。一九五九年粮食严重缺乏，不得不实行定量供应。先是每人每天定量六至十二两（十六两为一斤），后又降至三至八两不等。”三两粮不到一百公克，谁也没法靠这点粮食活命，结果每八个人就死了一个。（４５）

公社食堂是卡住农民脖子的钳子，食堂散伙是唯一的办法。一九六○年春江苏宝应县饿死四万人后，省委派去的工作组向省委书记刘顺元汇报说，不解散食堂便不能遏制饿死人，建议先解散三分之一的食堂。刘立即回答：“该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但刘明白，若消息走漏、让中央闻知，那是要问罪的。他叮嘱工作组干部说：“要严格保密，对内对外都只说是‘调整’，不要说‘解散’。上面查问，也照这样说，出了岔子我们共同负责吧。”当时的江苏省长惠浴宇后来回忆道：“这样一个决定……在当时需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又救了宝应多少条人命啊！”（４６）

惠浴宇说的是对的。但毛泽东还在坚守他的“社会主义阵地”，直到一九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在向全国发指示：“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４７）于是食堂制度继续掐着绝大多数农民的脖子，农民也就继续饿死。可惜的是，敢于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阵地”挑战的干部太少了。

从一九六一年起，在“自然灾害”之外，中共又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是造成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祸首。理由是，苏联一方面“背信弃义”地单方面中止执行数百个援华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包括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协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一方面趁人之危、对中国“逼债”。中国不得不把食物送到苏联去还债，以致食物短缺、发生饥荒。“好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用民族主义蒙蔽人民往往奏效，毛泽东成功地挑动起人民对“苏修”的仇恨，转移了人民的不满情绪。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赫鲁雪夫接待得十分殷勤。他安排毛住在克里姆林宫原沙俄女皇叶卡特林娜的寝宫里最豪华的房间。但毛泽东对赫鲁雪夫反史达林的忌恨未消，他怕身后与史达林一样被批判，认为赫氏批斯的“秘密报告”立了个极坏的榜样。一九五八年七月底赫鲁雪夫访问北京时，毛非但不回礼、不热情接待，反而刻意羞辱赫，特穿着游泳裤与不会水的赫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会见，“就像古代帝王般将赫鲁雪夫视做前来称臣纳贡的蛮吏”。（４８）

在会谈中，毛泽东拒绝了赫鲁雪夫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与中国搞“联合舰队”的提议；其时赫氏正在与美国搞缓和，担心中共与台湾的战火将苏联卷进纷争，希望中国承诺不以武力进攻台湾。这也被毛拒绝。按毛的说法，赫鲁雪夫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走了。”（４９）他走后不久，毛为牵住苏联，不让赫鲁雪夫与美国拉得太近，发动了对金门岛的炮战。那时赫氏虽对毛破坏他与美国搞缓和的战略不满，却对中国还抱有幻想，在金门炮战开始后，他于九月十六日告诉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可派携有火箭的图─十六轰炸机到中国助战。中国虽没有轰炸机，却不愿接受苏联人助战，只想自行制造轰炸机，希望苏联援助。赫立即同意。一九五九年一月，两架样机以及另外两架的散装件和有关图纸已运到中国，使中国从组装开始，进行仿制，从此有了自己的轰炸机。

接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苏制萨姆─二地对空导弹运抵满洲里；前后共六套发射器、六十二枚导弹运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苏方还派了专家及一个导弹营前来一对一地教练中国官兵。中方的学员认为：“苏联人教课是严谨、认真的，真心实意帮助中国人尽早掌握技术。”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从台湾出发的美制Ｕ二型高空侦察机在北京近郊通县上空被击落，世人皆瞠目结舌，美、台更是不明所以。这是世界在实战中用导弹击落敌机的首例。毛泽东认为对外国访客承认使用苏制导弹不光彩，便说是“用竹竿捅下来的”。其实那枚开创世界首例的导弹，正是苏联送的。（５０）

中国拒绝与苏联搞“联合舰队”并不错，可是说苏联企图以此“控制中国”、觊觎中国主权，却无根据。此两项要求被拒绝后，苏联仍然送来轰炸机、导弹、潜水艇，并没用断绝援助为要胁，逼中国就范。但毛对赫鲁雪夫毫不领情，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国十年大庆，赫鲁雪夫到北京参加庆典，毛与赫争吵时说：“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不该（在金门）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认为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５１）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曾当着赫鲁雪夫的面提议由苏共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但那是屈于形势不得不而为之。毛从来也没瞧得起过赫，对赫氏作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他心口皆不服。赫批判史达林，是“背叛马列主义”；赫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是“修正主义”；苏共不同意中共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更是“右倾机会主义”。两党决裂势不可免。

毛泽东的大跃进、“大炼钢铁”、金门炮战，常人均觉不可思议。赫鲁雪夫头脑正常，当然有理由怀疑毛泽东得到核武器后会在台湾海峡制造事端，把与中国结盟的苏联和与台湾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都牵进去，破坏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的战略。中止协助中国制造原子弹、撤走帮核武器专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即便这么做是撕毁协议、“背信弃义”的行为。中苏共决裂，苏方中断对华援助，单方面停止执行援华合同当然不义，但十年后中共与“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毛泽东语）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决裂时，也一样中止援助、撤走专家，一样“背信弃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明显至极。

对苏联如何不顾中国的经济困难拼命逼债一说，当时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也都相信了。但是，苏联的“逼债”是被当时的宣传机器夸大了的。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韩战期间苏联提供的军火和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的设备，一共才七十七点五亿元。到一九六一年底，共还掉四十七亿。（５２）所谓逼债，不过是一九六○、六一两年间逼迫中国还掉的债，十亿元上下。这数目小得不值一提，再说中国还有钱每年购买几十万两黄金，断无理由怨人家逼债。

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据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说：“大跃进……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三年大跃进中，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二百四十五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５３）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这些投资之所以白白浪费，多半是因为开工前未经专家论证。譬如甘肃省搞的“引洮工程”就是个实例。按毛泽东的说法，“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该工程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样板，规模是不小，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十万民工，从一九五八年一直干到六一年。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了上万人不说，工程整个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的金钱难以计数。仅仅在一九六一年内，全国报废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币达一百五十亿元”。（５４）这刚好是中国对苏债务的一倍！

其实，苏联的“逼债”并不如官方公开场合下说的那样无情冷酷。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一九六一年曾说：“去年没搞好，我们应该给苏联的猪肉也没有给，什么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的也没有给，这个很不好。好呵！你们是大跃进，欠了人家的东西不给，你什么大跃进啊？”（５５）可见，苏联并非如中共告诉人民的那样逼债，一点余地不给。

至于苏联借粮给中国度荒的事，中共更加严密封锁，不让任何老百姓知道了。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５６）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可是中共却毫无感激之情，对人民封锁苏联借粮的消息，一味煽动老百姓的反苏情绪，使老百姓误以为中国的“困难”来自“苏修”破坏，“背信弃义”……。

一九六○年七月，在中国饿死了数千万人、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中苏交恶，自然加重了在那之后中国的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经济复苏。但若毛泽东没搞大跃进、没在金门兴风作浪、没批判赫鲁雪夫的“右倾机会主义”，两国绝不至弄到撕破脸皮、剑拔弩张的地步。中苏交恶，受损害的是中国，惹祸的却是毛泽东。至于苏联停止的对华援助的项目和撤走的专家都是在工业建设方面的，并不直接造成饥荒，与几千万非正常死亡毫无关连。更不是造成“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的原因，即便是次要原因也谈不上。看看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就一目了然了。

空前的灾难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他虽不认账，倒是作了一点表示。他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起不吃猪肉和鸡，为时七个月。（５７）这有点像一千四百年前的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杨坚视察正闹饥荒的关中一带，派员去看看乡民们吃什么。随从取回一碗“样品”──豆腐渣与杂糠混成的饭。杨坚要群臣都看看这碗东西，随即承认是自己的过错，并下令以后不得给自己摆宴，吃饭不得有酒和肉。如是坚持了一年，比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还长五个月。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不吃肉，另一方面生活却日益腐化。曾抨击他以成立中南海“文工团”为名“选妃子”的彭德怀被他软禁了，没有人再敢对他的行为说三道四，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改成了毛泽东专用的“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潢、家俱、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的规模”。名曰“会议室”，其实是毛专用的、与大会堂的女服务员秘戏的“行宫”。与此同时，中南海为毛泽东举办舞会的场所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中南海机关的女机要人员、服务人员以及从各部队文工团选去的年轻女演员为毛伴舞，兼供毛挑选上床物件。若以装修“一一八”和春藕斋的所费去换粮食，足以挽救几万条农民的生命。相比之下，毛的不吃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更显得虚假可笑。至于他的夫人江青还在用牛奶喂她的猴子，就更不必提了。（５８）

不过，同各省、市竞相为毛泽东建宾馆、建带游泳池的“水晶宫”（因为毛爱游泳）相比，“一一八会议室”、春藕斋就都不足道了。譬如，庐山上原蒋介石的别墅“美庐”本归毛使用，庐山管理局却又为毛兴建了一座巨型别墅，仅主房的建筑面积就达四千五百平方米，是“美庐”的好几倍。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亲自督战，几千名工人夜以继日地施工，赶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庐山会议前完成。毛泽东见到新落成的别墅，丝毫没为在数千万子民饿死时为他挥霍民脂民膏而内疚。相反，他很高兴有了那座修在半山腰的新别墅，他正好利用那座别墅躲过江青的耳目，与一名女士逍遥。

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被毛视作亲信，马上拉进了中央政治局。（５９）他食髓知味，加倍在溜须拍马上化工夫。上海本有的是高级宾馆，柯庆施却又为毛建了个规模宏大的西郊宾馆，连同园林、花木，占地一千多亩。（上海市委称它为“四一四工程”。）一九六二年毛住进去的时候，既没斥责柯庆施不该在各地饿殍遍野的时候大兴土木，更没为一百多人长年为他守着那空别墅待命而内疚。偌大一个宾馆，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浪费的金钱不计其数。

各省、市抢着为毛盖“行宫”，倒并非出于毛的指示。只有毛泽东老家韶山的“滴水洞工程”是个例外。那是毛一九五九年六月回韶山时，指定为他盖的。工程规模很大，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工，直到六二年底才完成。从此，一个连队守卫着那片空房，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湖南饿死了一百五十万人的时候盖起来的。更没有人问，要是一九六○年用那建别墅的钱去换粮食，可以使多少湖南老乡免于饿死。而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后，那片房子就永远空闲在那里了。

对于全国各省在大饥馑期间为他盖行宫，毛泽东从没表示过异议。政府管家周恩来要为那些个“工程”一一拨款，心里虽不满意，却只能批评下面的省委：“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６０）那些高级宾馆，多少年空着用不上，虽说是浪费，但中国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所有的钱包都由共产党掌握，浪不浪费都是它的钱，只不过让人民看了不甚高兴，“对我们的党不利”罢了。

应当说，若各省委书记们死心塌地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的话，灾难会更严重不知多少倍的。一九六○年初，还在发疯的人已没几个，唯独毛泽东豪情不减，还在发跃进烧。他一方面表示不吃肉了，一方面却又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继续大跃进，“到一九七二年我们钢达到一亿五千万吨，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一九六○年的钢产量计划则几度加码，成了二千二百万吨。（６１）

这个计划本无完成的可能。到了七月，毛见计划要泡汤，着急了。他将主管计划和工业的两位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找去谈话，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冬要动员七千万人来干。”“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十年搞一亿吨，上天。”（６２）在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能否完成钢铁产量计划是个“政治性问题”，要求在“右倾机会主义”进攻面前“争气”，完成钢铁生产计划。

不过，任凭毛泽东怎么鼓吹，各省的第一书记们也没兴趣响应号召了。小土群也罢、小洋群也罢，他们无法拿画饼充饥。空前的大饥荒已弄得他们焦头烂额，没粮食给农民果腹不说，可拆的建筑已在一九五八年拆得精光，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器早被收罗一空，小土群也罢、小洋群也罢，他们做不了无米之炊。对这第二轮“大炼钢铁”，他们“冷处理”，慢慢拖掉了。毛泽东的再次“动员七千万人来干”的疯主意始终没能在全国付诸实施。

毛泽东的第二轮“大炼钢铁”连开场鼓都没敲响，就悄没声地无疾而终了。不然的话，那七千万青壮年农民就会在还没饿得走不动之前变成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毛的农民替他打来的江山被农民拱翻，也是有可能的。(http://www.dajiyuan.com)

作者:丁抒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5/7/27/n99914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