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后，兰州大学生物学博士生谭晓荣和丈夫张启虎（兰州大学数学博士），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书写标语、上访等多次被抓、被打、被抄家，被关押在洗脑班、拘留所和劳教所期间经历暴打、背铐、多根电棍电击、长期剥夺睡眠、吊打等各种酷刑折磨 。2001年两人分别被判劳教一年半。 当时两岁多的孩子失去父母的照看，在全国各地的几个亲戚家流转。
谭晓荣说：“任何一项普通的劳动，在劳教所里都可以变得非常残酷，因为他们有极为变态地定时定量要求，强迫人时刻达到体能的极限，精神高度紧张，才能勉强达到他们要求的速度，要每分每秒都拚命干，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快！快！快！’否则有更残酷的折磨等着你。”
在重体力劳动之外，对法轮功学员还有额外的酷刑折磨。谭晓荣曾被吊打几小时，也曾被强迫站立4天3夜，腿脚浮肿麻木、头晕迷糊。
劳教所还专门给法轮功学员抽血、量血压，当时大家不明所以。几年后，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被爆出后，谭晓荣才明白劳教所的目的。
与谭晓荣同期关押的多位法轮功学员被活活打死，但中共对这些消息封锁得极严，即使是关押在一处的人也不知内情。
谭晓荣说：“我所知道的其他同修的迫害情况只是冰山一角，多数是从其他人口中得到的零碎消息拼凑起来的，或者根据一些迹象推断出来的，完整的是出来后看明慧网得知的。中共的邪恶超乎想像。”
以下是谭晓荣7月17日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前集会上的发言：
我叫谭晓荣，1996年在兰州大学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庆幸自己在有生之年得遇大法，了悟生命的真谛。炼功以后，我的肠胃炎好了，身体不定时的莫名疼痛消失了，平时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生活得简单而快乐。
全面迫害
1999年，我博士二年级，中共全面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群体被污名化、妖魔化，作为一个了解法轮功且亲身从中受益的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政府和身边的人。
自1999年以后， 我曾因上访、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散发真相资料及写标语等，先后5次被非法抓捕、拘留。在不同拘留及关押场所经历了非人的酷刑折磨和虐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北京南口看守所，在一月最冷的季节，曾被拷冻一整天；在定西看守所，曾被警察上背铐，同时连续扇耳光并拳打脚踢，直到昏死过去；在劳教所被用吊拷，连续剥夺睡眠，强迫彻夜站立4天3夜等酷刑折磨。
当时的兰州大学炼功点我认识的几十个人，几乎都被不同程度迫害——开除、罚款、抄家、被抓，被关洗脑班、劳教所，判刑等。一对夫妻同修于进芳、夏付英，因女儿收留被酷刑折磨逃脱的法轮功甘肃辅导站站长袁江（后被迫害致死），被以“窝藏罪”分别判刑5年、3年，2006年于进芳出狱后舌头僵硬，消瘦虚弱，呕吐吃不下东西，12天后离世，怀疑被下毒迫害。兰州大学十几位学生被关押迫害，两位21岁的大三学生——王允波和薛留彦分别被判处8年和4年徒刑。
进京鸣冤
2001年元旦，我和丈夫带着两岁的儿子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发资料为法轮功鸣冤，被多名警察拳打脚踢，强拉硬拽到警车上。当时广场上有无数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好”的呼声此起彼伏，多辆警车载着警察到处去抓捕。警察拖拽我的时候，我本能地拽着他的衣服挣脱。到了警车上，抓我的警察愤怒地责怪我，“你干嘛拉我衣服，把我毛衣都拉坏了！”在他看来，他不顾我的死活拖拽我无可指责，我拉他的衣服则罪不可赦。
当夜被关押到天安门附近的拘留所，有无数当天上访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那里，整个监室都挤得满满的。第二天，所有人被分别拉到不同的车上，送往别处。那时去天安门上访的学员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为了避免株连亲属和单位、被遣送回原籍等，大家都不报姓名和地址。我们一家被送到了北京南口拘留所，丈夫和儿子被关在一个1米宽、2米长的留置室里，我则被用手铐抱树环拷在室外一棵大树上。
那时是隆冬，北京很冷，环抱树让人不能站直，只能以一种很别扭的姿势站着。到中午了，我忧心孩子饿肚子，一个女警端着饭盒路过，看到我没有任何惊讶，估计已经司空见惯这种把人拷在树上挨冻的情景，我见她是女警，或许会心软一点，就跟她说，“你好，能请你帮个忙吗，我儿子只有2岁，被关在里面，求你给他点东西吃可以吗？”她有些吃惊，可能没有料到被拷的“犯人”会跟她说话，愣了一下，犹豫了一下轻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就进去了。到了晚上，这个女警主动跟我说，“给了你儿子一些吃的”。
大概被拷冻了7、8个小时，天黑了以后，看守所的警察才解开手铐把我也关进了留置室。期间又有一位同修被关进来，我们四人挤在狭小的留置室里，儿子被抱在怀里睡着了。几个大人只能站着或坐在水泥地上。
被关48小时后，我们被送到一列火车上，被强制离开了北京。我们中途下车，重新买了回家的票。听说很多当初到天安门为大法鸣冤的学员后来失踪了，或者就此被判刑或劳教了。兰州大学法律系法轮功学员刘建新当时因上访被判了3年劳教，关在北京团河劳教所。
双双被捕
2001年1月12日，我和丈夫因散发真相资料，不幸在徐州双双被抓，家被抄，所有法轮功书籍及电脑打印机等被抄走。儿子一下失去双亲，小小的他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忽然都不见了，儿子在几个亲戚家周转，小小年纪已经在大江南北走了几个回合了。
丈夫先是被监视居住，然后送往拘留所，几个月后判劳教一年半，关押在江苏方强劳教所。在那里经受了肩挑大粪等劳动折磨，被多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直到满房间都是肉皮烧焦的味道。期满后为让他“转化”，又被送到山东王村劳教所“法律教育基地”（实际是洗脑班）继续关押，回到徐州后又被监视居住几个月。判了一年半，却被关押了两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超期违法关押非常常见。
我当时因博士在读，尚属学生身份，交由学校处理。兰州大学把我和其他几个到北京上访被遣送回来的学员关在校内一个地下招待所里，名为“学习班”，被关三个月，到“两会”结束后释放。
我们被关押期间，警察还到当时照顾儿子的亲戚家骚扰。姐夫说，“两个大人都被你们抓去了，家里只有一个3岁的孩子，你们还想怎么样？！”
罪恶西果园
2001年6月，因在公路边写反迫害标语，我和其他五位兰州大学学生同时被抓，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定西市拘留所及兰州市西果园看守所。在定西看守所被警察上“背铐”，同时扇耳光拳打脚踢直到昏死过去。
看守所除了利用在押人员做免费劳力，同时还利用各种酷刑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一位兰州法轮功学员刘兰香，是位中药师，被抓后绝食反迫害，遭到毒打。恶警给她戴上了手铐、脚镣，抬到院子里强行灌浓盐水，被吊起来被毒打了几个小时。灌食并没有灌食物，而是浓度很高的浓盐水，不是为了救命，而是为了致人于死地。
第二天，刘兰香在酷刑中死亡，两手腕严重损伤，双脚脚尖与腿成直线状，僵硬垂直向下，死后还在架上吊着。此时距她被抓仅三天时间，丈夫受不了年轻健康的妻子被抓三天就不明不白地死去，找到看守所理论，看守所威胁他不要闹事，如果不保持沉默，他也没有好日子过。死人活不过来，活人也活不下去。
与我同期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张凤云，也被野蛮灌食及暴打等折磨致死。我当时毫不知情，警察把这些罪恶掩盖得非常严密，相关犯人都会被转移或以加刑威胁下封口令。另有两位男同修张晓东（32岁），万贵福（57岁）在这里被迫害致死。
“平安台” 不平安
2001年底，我被判劳教一年半后转移到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平安台劳教所），这个名字很有讽刺意味。在兰大附近的市场，经常可以看到写着“平安台农场” 的苹果、梨和西瓜等农产品在市场上有售卖，进到这里之后我才知道所谓的平安台农场就是“平安台劳教所”。
劳教所跟拘留所一样，卫生饮食条件极差，而且更为邪恶，给每个法轮功学员安排两个其他劳教人员，称为“互监”（其实是单向监视），24小时监控学员的一举一动，可以任意打骂侮辱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自己不能单独行动，做什么事情必需经互监同意和陪同，如洗衣服、上厕所等。法轮功学员之间不许说话，即使互相对视也会被“互监”呵斥。相当于坐的“牢中牢”。
诡异体检
值得一提的是，劳教专门给所有法轮功学员做体检，名义是关心我们的健康。其他劳教人员很羡慕，说“你看就你们法轮功有体检，我们都没有”。所谓体检，其实除了抽血和量血压，几乎没有别的项目，过后也不会告知体检结果。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不可能是出于关心，出来后2006年活摘器官的事情被曝光才明白，这是为了活体器官库采集血液信息。
超限劳动
这里强迫女劳教人员做的都是重体力劳动，如翻地、挖树苗、砍树等，在外面这些活很多都是可以用机器或至少用耕牛来完成，只有在劳教所里才会用人力来做，因为有大批在押人员用来做免费劳力，劳教所当然不想花钱，哪怕是很便宜的。
任何一项普通的劳动，在劳教所里都可以变得非常残酷，因为他们有极为变态的定时定量要求，强迫人时刻达到体能的极限，精神高度紧张，才能勉强达到他们要求极快的速度，定量要求很大，强迫到极限，比如装满一车沙子，要求10分钟完成，要每分每秒都拚命干，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快！快！快！”否则有更残酷的折磨等着你。
每天早上都是在极度疲惫中被粗暴的敲门声叫醒，感觉才刚刚睡下就要起床了，这样一天一天地撑着。有一次分拣中药，任务很重，冬天太冷只能在室内操作，没有空间，只好把被子掀起来在床板上操作，一直干到凌晨2、3点，床板都是湿的，也只能放下被子睡在上面。
各式酷刑
除了强制重体力劳动之外，还有无数的酷刑来折磨法轮功学员。劳教所为了逼迫学员“转化”，或惩罚学员之间说话、传递信息等所谓”违反所规”的行为，会采取各种酷刑。劳教所不定期查监室、搜身，如果发现任何与法轮功有关的资料，也会被体罚，包括长期剥夺睡眠，连续彻夜罚站、罚“挂”（一种侮辱性姿势，头朝下手臂朝上贴在墙上），多人毒打、吊打，关禁闭等各种方式。
所有这些酷刑都是由警察指使劳教人员执行，警察从不会在现场，甚至在被问时还会假装不知道。被警察指定的打手，打人极有经验，一拳就可以让人面目皆非、鼻青脸肿，或者疼得倒地不起。因为法轮功学员对打人暴行的揭露，为了尽量不留下可见痕迹，后期他们采取更为隐蔽的打人方式，能够让人痛苦万分，内伤严重，外表却不留什么痕迹。
剥夺睡眠、彻夜罚站是劳教所常用的一种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方式，我曾被强迫站了4天3夜，白天跟其他人一样进行繁重的劳动或跑步，回来以后别人可以休息睡觉，我则被逼通宵站着。站得腿脚浮肿、麻木，像两根木头一样不听使唤，走路如同踩在棉花上，头晕迷糊。另一个中队的同修魏周香曾被连续罚站一个月。
还有一位60岁的同修李玉，被罚站达半年之久，她已经不能站立，处于随时昏迷的状态。两个“互监”强拉着她跟着跑步或劳动，如果罚站过程中打瞌睡就会被大喝、重击、踢腿，或用牙签扎眼睛，只能靠意志在巨大的恐惧和压力下一分钟一分钟地熬。
我也曾被吊打折磨几小时，这是另外一种劳教所最常用的折磨方式，是手臂背后捆住手向后吊起来，整个身体的力量都在手腕上，而且因为是反关节的，被施刑的人极为痛苦，双臂和肩背像火烧一般，痛苦感受难以描述。手臂很快就会麻木，全身大汗淋漓，如果被吊几小时，手臂会像残废了一样动不了，一切日常活动包括上厕所提裤子都要靠别人帮忙，要几个月或更长才能恢复知觉，如果吊拷过长，手臂会无法恢复彻底残废。几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被用这种刑罚虐待过。
残酷虐杀
与我同期关押在另一个中队的一位同修侯有芳，48岁，在我到期释放的前3天，被活活打死。这些事情都封锁得非常严，当时劳教所里气氛非常紧张，所有人被关在监室里不准出来，连劳动都取消了，我们只知道出事了，但不知是什么事。被解教当天，对我的监管稍有松动， 一中队一位法轮功学员找了一个机会跟我说：“一直没见到侯有芳，怀疑她可能已经被迫害死了”，我才知道是同修出事了。
另外两位法轮功学员，32岁的欧阳伟和31岁的宋彦昭在男队被迫害致死。即使关押在一个劳教所里，也很难知道其他学员被迫害的情况，多数是从其他人口中得到的零碎消息拼凑起来的，或者根据一些迹象推断出来的，很多是出来以后看海外报导才知道的。中共掩盖恶行，其邪恶程度超乎想像。
结语
与众多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疯的法轮功学员比起来，我是极为幸运的，虽然在那里的每分每秒都是度日如年，但是我活着走出了劳教所，身体也没有留下残疾。罪恶的劳教制度虽然被迫终止, 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没有随之终止，时至今日仍在进行，而且变本加厉，在各种冠以“学习班”、“法制教育中心”等非法关押场所以及戒毒所、少管所、监狱中还在残酷地进行着。各个关押场所多犯下的酷刑迫害甚至虐杀，活摘器官罪行绝不会被忘记，作恶者终将会被清算。
（文：谭晓荣 兰州大学博士）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7/27/n1228794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