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西安军事政变的叙事中，一再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在教科书中，中共说西安军事政变是一场由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逼蒋抗日的“兵谏”，张、杨邀请中共代表赴西安商讨善后事宜，周恩来代表中共出面，和平解决了事情，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

事实真的如此吗？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曝光，中共在西安军事政变中所起的作用也逐渐浮出水面，《张学良身边的共产党人暨西安事变记事》书中记载了当时张学良身边有多位共产党员，包括刘鼎、宋黎、王以哲、高福源、黎天才、潘冬舟等，他们对张学良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西安军事政变之前，张学良身边中共党员环伺，而刘鼎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

刘鼎被中共委派在张学良身边对其进行统战工作，时间虽短，却是刘鼎此生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刘鼎常说：“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西安事变，一是军工”。毛泽东也多次指出，“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成为张学良信任的朋友

刘鼎原名阚思竣，字尊民，1902年生于四川南溪。1924年到德国留学，并加入中共，两年后被中共派到苏联进修，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马列理论，后进入列宁格勒机械学校，系统学习了航空、兵器、无线电等课程。1929年回国，转年入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刘鼎与陈赓、李强一起被称为“中共特科三杰”。

刘鼎在上海特科工作时曾被捕，后在江西方志敏部队时曾被俘。后逃回上海，在蔡叔厚、史沫莱特帮助下暂避于路易·艾黎家中，也伺机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

张学良早在1935年就开始多方寻找中共方面的关系。1936年3月，宋庆龄听说这一消息后，推荐了一位曾在宋家暂避搜捕的“周先生”到张学良处。这位“周先生”就是刘鼎。

在西安初次见面，张学良就面带严肃地提出三个尖锐的问题：“一，你们共产党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二，中东路事件，你们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可是你们知不知道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很惨？三，红军流徙到了陕北，闹得人心不安，而陕北在东北军的防区内，东北军不能不管，红军却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你们知道吗？”

刘鼎为慎重起见，要求给他一晚时间考虑，明日再行回复。他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对张学良要用道理折服他，同时，语气一定要委婉。

据刘鼎《西安工作札记》记述：我一口气说完后，准备张学良发脾气，结果张学良沉思良久，精神安详，他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这里，我有许多话要与你说，咱们慢慢地谈吧。”

刘鼎回答：“过奖了！既然张先生赞成我的看法，可否日内送我去陕北？”张学良告诉刘鼎，之前已经同李克农在洛川谈过一次了，下一步将在肤施（今延安）同周恩来会谈。当天，张学良就带着随从，和刘鼎一起乘私人飞机飞到了洛川。

在洛川，张学良与刘鼎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甚至两餐、三餐之间都不下桌。刘鼎曾说，他跟张学良的这次谈话，把他这些年在国内国外所取得的经验都用上了。每天晚上，他都仔细思考当天的谈话，并认真地准备第二天的内容。两人之间话题涉及甚广，从国家到个人，以至家庭、生活等等。多日的交谈，使刘鼎取得了张学良的信任。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进行彻夜秘密会谈，参会的还有李克农、刘鼎、王以哲。周恩来原本估计在协商中会出现争议，所以准备了多种方案，不料张学良却表示全部同意，具体问题上亦大方主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这是刘鼎与张多日长谈后的效果，中共方面也非常满意。

分手时，张学良赠送给周恩来一本《申报》60年纪念印制的大地图，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高等投影设色地图，可辅助军用。并资助中共红军2万块光洋，后又送来20万法币。

4月22日，刘鼎从延安回到张学良处，并带来周恩来写的一封信。信中周恩来写道：“汉卿先生：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定各事……。”

刘鼎被中共委派到张学良身边，张学良十分高兴地说：“今后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到西安后，张学良安排刘鼎以随从军官的身份入住他公馆，人们称刘鼎为张的“秘书”。

刘鼎回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邀请他一道参观西安的汉墙古迹，“张、赵两人都健步跋涉，有时还照顾我登攀坡坎，不显娇贵，犹如青年下乡旅游一样，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返回公馆时已是黄昏，完成了一次有趣的郊游，我们都觉得很高兴。”刘鼎深得张、赵二人欣赏，几天后又受邀与他们共进早餐，张学良郑重地对刘鼎讲了一句：“我们很喜欢跟你做朋友。”

张学良喜欢开飞机，有时他还提出让刘鼎也一起开。这个提议难不倒在苏联学习过驾驶的刘鼎，张、刘二人在天上你开一段我开一段，还去黄河上兜个圈，玩得很是过瘾。

与张学良共同隐瞒的秘密

1936年7月5日中共召开的安塞会议，起因是张学良让刘鼎给中共带一封信，有要事相商。接到刘鼎的电报后，中共以为张学良会参加会议，因此，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都赶到安塞。

据《魅力周恩来》一书记载，安塞会议讨论了如何积极推动张学良“另立局面”，建立“联共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把东北军和红军合在一起。

张学良在信中对双方拟议中的“西北大举”，提出要“6个月功夫”，一方面是“须准备整理”东北军，另一方面是了解到两广和南京等“外间情况”，“大举”条件尚不具备。信中提到：“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即是实证，而且时间恰在“6个月”之内。”
“在这封张学良亲笔函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同志’的称谓，不仅将直接交往的周恩来、刘鼎称之为‘同志’，而且‘代问候诸同志’即中共所有领导，还在信末注明‘尔后用李毅’，为自己确定了化名。从此函的称谓足以可见，张学良与中共方面已是‘完全一致’的‘政治关系’，稍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张学良的一封联名信就称‘李毅’为‘同志’，而且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双方往来电函都时有‘同志’互称。”

可见在西安军事政变之前几个月，中共最高层就在商议如何促使张学良“另立局面”和“西北大举”。西安军事政变背后，中共的影子清晰可见，同时，张与中共“完全一致”的“政治关系”中，互称“同志”的张学良是否加入中共，也是一大悬案。

据刘鼎子女讲述，“张学良带走了很多秘密，我们的老父亲也是。”刘鼎本人后来甚少提及西安军事政变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即使子女询问也所言不深，只是反复提一句：站在“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比之刘鼎之子刘文石所说：“上海特科那段经历非常精彩，拍成电视剧都会很好看。”那一定是刘鼎对他们讲述的那些事情细节丰富、生动有趣。所以在西安军事政变之事上刘鼎对子女的语焉不详，定是有什么要隐瞒的秘密。这个秘密是张学良、刘鼎共同拥有，谁也没有讲述出来的。

中共一再宣传西安军事政变之前中共并不知情，而是张、杨自发的，所以从此点来看，这或许就是张、刘隐瞒的关键。如果张学良是中共党员，那么西安军事政变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中共通过张学良策动兵变，抓蒋必欲杀之，后在苏联和国内压力下又改唱红脸，逼蒋放弃剿共，达到再次发展壮大的目的，成为西安军事政变中最大获益者的真相就会败露。

据中共党史记载，1936年12月12日，西安军事政变当天清晨，刘鼎从西安发出第一封电报，送往中共中央。毛泽东曾多次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刘鼎在帮助张学良工作的同时，还在西安建立了中共的秘密交通站，就是位于七贤庄一号院的“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牙科医院”。接收史沫莱特、艾黎等人寄来的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再由刘鼎运送出去。

同时，刘鼎还在七贤庄秘密安装了一个小电台和一部扩大机，转播延安“红色中华社”的广播。这期间秘密交通站也转送过多位出入陕北苏区的干部，如冯雪峰、丁玲等，成为当时爱国青年进入陕北的“桥梁”。

《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进出延安也是通过刘鼎的帮助。1936年10月，斯诺返回西安时，曾遭遇一桩意外。斯诺刚下卡车，就发现装有一百多天所有采访记录和照片的手提袋不见了。这些东西如果外泄后果不可想像，张学良联共的真相就会败露，刘鼎立即原路返回寻找，终于找到了这些资料。

中共内部运动中多次挨整

1937年刘鼎回到延安，创办了延安摩托学校和抗大特科大队，1940年初，刘鼎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此后，刘鼎一直工作在中共军工战线上，在军工建设和武器研发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被称为中共的“军工泰斗”。

但刘鼎在中共内部却遭受了多次磨难，由于历史上曾被捕和被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挨整”。1943年“抢救运动”中，刘鼎成了重点抢救对象，从晋察冀边区被押送回延安接受审查，被康生等诬陷为“叛徒”、“特务”，并且不成文地内定为“不得重用，不能担任正职”。

1952年，担任重工业部副部长的刘鼎被撤职。原因是“对抗美援朝不负责任”，“犯有严重错误”，由副部长直接降为普通工程师。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鼎被定性为“大叛徒”、“大特务”，关进监狱达7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据路易·艾黎的回忆文章所述，1970年，斯诺访华时，听说刘鼎被关在监狱里，他颇为激动地说：“把这样忠心革命、这样富有才干的人关起来，太不应该，实在可惜。我很伤心、很伤心、很伤心。”

像刘鼎这样多年追随中共的人，有忠心、有能力、有贡献，但是无论曾有多大的功劳，在中共对自己人的频繁运动中，却只落得个被整来整去的下场。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3/28/n1367937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