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9日，上海澎湃新闻网发表了题为《张学良口述自认“就是共产党”》的文章，内中采访了中国知名近现代史学者杨天石。对民国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杨天石是阅读蒋介石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的“第一人”，但事实上，他也是收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学良档案的最早阅读者之一。

根据报导，可知张学良生前唯一授权的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于2014年9月在大陆面市，杨天石是主编。在接受澎湃新闻的专访中，他讲述了资料出版前后的波折，以及这部口述历史补充和还原了怎样的张学良。依据采访内容，中共几十年来灌输给无数中国人的至少两大谎言被彻底揭穿。

第一大谎言是“九一八”日军进攻东北时，下达不抵抗命令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在中共大大小小的历史书中，蒋介石替张学良背了几十年黑锅，被刻画成不抵抗日军侵略的不堪形象，以彰显后来中共发动西安政变的合理性和其在抗战中的“巨大作用”。

然而，根据口述历史，张学良亲口承认，是自己在北平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而且在“九一八”的晚上，蒋介石也不在南京，在从南京到江西的军舰上，9月19日到了南昌，上岸后才知道东北出事了。不过还不是张学良报告的，是上海来的消息。因此，“九一八”晚上不抵抗命令确实和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

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解释了自己下达不抵抗命令的原因。一是“判断失误”，不知道日本人的阴谋很大，以为是小打小闹；二是不论是在武器装备还是精神素质上，认为东北军都打不过日军。如果，打输了还得割地、赔款，麻烦很多。

第二大谎言是扣押蒋介石的西安政变的发生绝非偶然，绝不是像中共一贯描述的那样，张学良因为爱国和想抗战而拘押蒋介石，因为张学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曾讲了一句：“也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但对于他如何申请参加中共的，以及他被批准为共产党员的事情，他都绝口不提。而且他还绝口不提自己与中共的关系以及西北国防政府之事。

据杨天石介绍，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这三方，要组建一个西北国防政府。这是一个反蒋的政府，目的是联合苏联，要推倒南京国民政府，然后抗日。这等于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外新成立一个政府。这属于什么性质？按照当下中共的看法，那就是“叛乱”、“叛国”。

此外，张学良在口述中还透露，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是主角，但名义上自己是主角，因为杨的妻子和部下大多是中共党员。

史书记载，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蒋介石劫持扣留，蒋介石卫士排67名警卫全部被杀。对此，中共在建政后大肆宣扬张、杨为“千古功臣”，是民族英雄。或许，张、杨对中共而言是功臣，但对中国却是罪人，这一点张学良晚年也已意识到。

当年，蒋介石为了集中精力抗日，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发动了对中共的五次围剿。中共中央红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后被迫逃亡，最终逃到陕北重新建立了根据地。此时中共的一贯支持者苏联开始面临着东西方战争的威胁，因此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即在中国，要求中共要“联蒋抗日”，但中共要主导。

正是在苏联的指示下，中共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称，要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抗日和积极准备全面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共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共产革命“新阶段”。

而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应付西北形势的需要，特别任命蒋介石任西北剿匪总司令，东北军的张学良、第十七路（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共同担任剿共任务。

面临着国民党数倍于己军力的包围，中共为了求得生存空间，采取了不少策略，其中之一就是策反张学良和杨虎城，并最终取得成功，张学良甚至成为了中共的“特别党员”。

中共党建杂志曾披露，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而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坦承亦是佐证。

从已披露的资料看，张、杨发动政变，并非仅仅是迫使蒋抗日，而是“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并将成立“西安联合国民政府”（或西北国防政府），与中共共同执掌权力。政变的幕后策划者正是中共。在西安政变发生当天，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西安政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出人意料的是，西安军事叛变之后，全国各界一片抗议和谴责之声，苏联为了自身利益也勒令中共不得杀死蒋介石。中共遂换了另一副面孔，并得到了蒋介石的原谅和许诺。为表示负荆请罪，心中懊悔的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并被软禁了很长时间，九十年代在美国定居，2001年去世。在其有生之年，无论中共怎样邀请，他都没有再踏上大陆一步。

而对于西安政变，张学良曾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认为自己对共产党认识不清，十分后悔。晚年虔信基督教的他还在1990年6月1日的九十岁生日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诚如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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