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是体会不到计划经济供给制下的老百姓生活有多么的贫困，多么的捉襟见肘，那是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从吃的米、油、蛋、肉、菜，到穿的衣裤、鞋袜，以至于锅碗瓢盆都定量供应，凭票购买。

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粮票是一个家庭的命根子。据一个网民回忆，他家加上父母、外祖母共有6口人，每月20日是到粮站凭粮本子买粮的日子，但实际情况是，家里的面袋子18日、19日就已经空了。

那真是个不堪回首的岁月。为吃上一点青菜，许多人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拼了命拥挤在人群里。那些膀大腰圆的男人奋不顾身，英勇地冲在最前面，妇女和儿童只好站在边上眼巴巴地干着急。这时，能够与那些野蛮男人一比高下的只有“烈属证”和“军属证”了。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你亮出两证中的一个，就立刻被奉为上宾，购买优先。他爸爸有次在路上捡了一个白菜头，回到家用水泡上。后来竟发了芽，长出叶子，枝叶茂盛。朋友来了，爸爸掐几个叶子给他做汤喝。

那时豆油按每人每月半市斤供应，那时没有塑料桶，人们习惯用装酱油的蓝色玻璃瓶子打豆油。买粮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粮店的角落有个立式的大号注射器一样的玻璃管子，打豆油的人们将瓶子口放在龙头下面。服务员先要拧开注油的开关，只见金灿灿的豆油缓慢地在玻璃管子里上升，直到升到顶头。服务员再拧开另一个开关，豆油就安静地流出来，玻璃管子里金灿灿的豆油就随之缓慢地下降。俗语说得好：“紧打酒，慢打油”，因为油走得慢，所以打油一定要慢慢来。于是，在龙头下面耐心等待最后一滴油的人绝对不占少数。勤俭的母亲为了省油，将胡麻油倒入一个小碗里，每次做饭前，用纱布蘸一点油，在锅底一擦，就当菜里有油了。至今母亲省油的那个小碗仍留在他的记忆深处。

1961年他最小的妹妹刚刚出生，他也只有12岁，母亲让他拿着供应产妇的肉票去买肉。当售货员按照肉票数量称好以后，他手里的钱差一毛多，售货员说你先回家取钱，我把肉放在这里。他就回到家里取钱再到卖肉的地方，交够了钱，却找不到肉票了。记得售货员把那块肉放回到原来位置，说没有肉票不能卖给你。他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没有找到。他哭着向家里走，看路上每个人都像捡了他的肉票的人。在路上来回走了三趟，也没有找到那张肉票。回到家里，母亲没有骂他，只是偷偷的流泪。因为丢了肉票，母亲产后没有得到补养，成为我心灵上永远的愧疚。那时对猪肉实行定量供应，每个居民每个月半斤。当时人的肚子里哪有什么油水啊，买肉时都愿意买点儿肥的，白花花的肥膘，既可“化”油，用来炒菜改善生活，剩下来的“油梭子”还可以包馅吃，可谓是那时的“饕餮盛宴”了。
由当权者异想天开的瞎胡闹带来的物资极度匮乏，逼迫人们为了活命而卑微猥琐。一天爸爸经过一家大商场，从里到外，人们排着一条长龙，问是卖什么？排队的人也都不知道。轮到爸爸了，原来是卖一包发酵粉！真是啼笑皆非。

那时大多数人的衣服是破破烂烂的，在街上看不到穿完全没有补丁衣服的行人，他在中学读书时，有一次上课在坐前面同学的背心上数了数，有一百多个洞，布满了脊背。那时的布票最小面额是1厘米，开始人们把“1厘米布票”作为“找零布票”使用，后来人们将它派上特殊用途——给小女孩扯一根扎头发的红头绳。与这段“故事”相彷的是，上海市为照顾华侨而发行的“上海市华侨特种供应票”中竟有3钱的肉票，就是说，凭此票可以买到相当于炒菜中的一片肉。更值得感叹的是，南京市还发行过面值一钱（5克）的粮票。……

这种境况，就是中国大陆1980年以前的社会主义，不堪回首！

(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