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特别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解决“吃从何来”更是关键问题。中共当局日前多次强调种业存在“卡脖子”风险，要开展种源技术攻关。那么，中共为什么强调种业“卡脖子”？中共能解决种源问题吗？
中共官媒新华社旗下刊物《半月谈》最新一期刊文称，中国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弱，一些品种、领域和环节中的“洋种子”占比超过80%，甚至几乎完全依靠进口，存在很大潜在风险。

2月21日，中共当局发布的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单独提出了种业的发展问题，并将中国过分依赖“洋种子”的风险形容为“卡脖子”。去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就已强调，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

中共为什么强调种子“卡脖子”，大陆农业研究人员严先生3月15日对大纪元表示，他在同行中没有听说“卡脖子”之类的说法，农产品跟工业品不一样，“他卡你就是卡自己的腰包，他满足了国内供应之后，他求着你买，因为这东西不能存，也不能放，放了就贬值了。”

之所以这样说，“这就像很爱国那样，激起老百姓的认可。这个宣传部可厉害，都是专业人士，专门搞这个（宣传），特别能够激起老百姓的爱国热情。”严先生说。

大陆农业种植业人士王先生3月17日对大纪元表示，正常贸易不存在卡脖子，中共玩弄政治，“就像晶圆，（它偷窃技术）人家制定法律或签有行政令要求制裁（它），肯定就会卡脖子。”

这也体现了官方一种担忧，“如果在粮食方面卡脖子，涉及的因素比晶圆要复杂，共产党很紧张，它是专制，很怕人家动了它的饭碗、影响了它的利益。”王先生说，它在感到危机时，它也要制造恐慌，“给人造成一种恐慌紧张的心理，这样容易调动大家的情绪，团结、齐心、听话。”

中共政策支持进口洋种子

王先生表示，官方现在意识到卡脖子，而之前，中共官方的政策是支持并大力推广洋种子，“在大陆，都是共产党说了算，都是党营企业说了算，农民、私人商家没有权力（决定）进口还是不进口。”

“它跟国外生产种子的商家怎么交易、过程不透明、不公开，（私下有无好处）老百姓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各级官府肯定支持，推广力度大，而农民辨别不了，只有接受（‘洋种子’）。”

据中共国家税务局网站公文，中共“十二五”（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十三五”（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对进口种子种源实行进口免税政策，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政策指种子种源进口免税政策旨在支持引进和推广良种，降低农林产品生产成本。

中国种子贸易协会（CNSTA）发布《2019年中国农作物种子进出口贸易资料分析》显示，2014年至2019年，中国种子进口大于出口，常年为种子净进口国。其中，2018年中国农作物种子进口量为7.27万吨，进口额达4.75亿美元（约合32亿元人民币）。中国对于“洋种子”依赖度达72%。

据大陆媒体的公开报导，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中，除了稻谷外，美国先锋公司二十余个玉米品种已全覆盖中国粮食主产区东北、黄淮海地区。而中国西部地区不少地方大量进口小麦种子。

此外，马铃薯、辣椒、洋葱、胡萝卜、番茄等蔬菜也主要是依靠洋种育成。中国种子贸易协会2019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蔬菜种子进口额高达2.24亿美元，占农作物种子总进口额（4.35亿美元）的一半以上。

再有，中国生猪九成以上是从国外引种繁殖。“布瑞克农业大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种猪进口总量超过2万头，创下历史新高。而除了种猪，中国的种鸡、种牛、种鸭等引种彻底依靠进口。

从粮种到菜种再到畜禽种，中国农民为什么都选洋种，而不用中国自己的种子？王先生表示，除政策因素外，还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中国的种子正在退化、面临淘汰，但农业研究及投入跟不上，“咱们农业技术部门没有在种子改良、改进上投资下力气，都忙着贪污受贿，没有心思研究，种子退化之后，不进口种子怎么办？”

其二，中国人口基数大，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有些东西需要量太庞大，供应不足，“（因为）现在农村基本没有人（种植），还有，规模化种植和养殖发展不起来，肯定产生供给不足，供给不足，造成价格上升，价格上升控制不住，影响政权的存亡。”

其三，外国种子、种猪确实都比中国好，各方面都有优势，“种子不怕虫、病害少、产量高。种猪比本土猪长得快，饲料转换率高（长肉多）、体形比本土猪强，没有人用本地的种猪来配种。”另外，商业化优势高，“人家技术好，规模化生产，价格有优势、进口的还便宜，各方面都有优势。”

中共能解决种业来源问题吗？

“种业这个东西是要保护知识产权人家才会去干的。如果我搞出来，你到处免费使用，谁去搞。”严先生说，在中国，科研成果得不到保护，“没有保护，去谈重视，就等于是让大家去学雷锋去无偿扶贫，这在现实中是不太可能的。”

严先生表示，在中国，搞科技的研究工作者收入不如一个热闹地方开小店的小老板，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要让大家免费去提供知识产权去服务，科技工作者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傻瓜，所以忽悠不了人。”

其次，科技造假不受追究，“比如汉芯造假的那个人，他现在在国外活得好好的，拿了国家那么多的钱，最后行骗了，这是个刑事问题，但它不追究。为什么？因为那里面有很多人参与，并不是他一个人能拿得到这些钱。”

再有，在中国，个人能力的职称评定，研究成果的评定全都是行政领导说了算，并不是科学家及同行说了算，“职称评定是以发表的论文及成果的多少作为依据，但论文是政府控制的杂志才能刊登，只有政府认定的成果才算成果。而体制里，没有高职称就拿不了高工资。”

严先生说，研究育种不像别的工作，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如果年纪轻轻就去投入搞种子，可能你就提不了职称，对前途很不利，就要先去拿职称。（可是）在思路最活跃、能力最强、精力最好的时候却不能去做这样重要的工作，那这种工作怎么能出成绩。”

还有，在中国，种子行业也是权力说了算，“要搞一个专门的种子企业还要拿到很多批文，还得有资金，科研工作者哪里拿得起钱，这个东西是消耗性的。而政府的钱不是给能干的人，是给能专营的人。在中国搞科研是一种能力，拿项目是另一种能力，拿不到项目就没钱去搞科研。”

“不过，中共唯一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市场说了算。所以，它会感到卡脖子了。”严先生说。

大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在分子育种、遗传育种、生物育种等方面落后国外20、30年，目前还很难能实现弯道超车。

“如果国产种子免税，同时给予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若能如此，借钱都有人去干（研发）。所以，在中国，所有的问题最后追到根源就是共产党这个体制。”严先生说。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3/19/n1282333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