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是盛世的缔造者,济苍生,平海内,威德显赫。史料记载了太宗的治国言行与成就。
唐太宗曾对侍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资治通鉴·唐纪·贞观治道》)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载:“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山东发生旱灾与饥荒,唐太宗下令开仓济民,并拿出皇家仓库中的金银,为卖掉子女的灾民赎回孩子。太宗在诏书中说:“如果能让年成丰收,天下平安,即使把灾祸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愿。”不久天降大雨,缓解了旱情。
太宗积极推行府兵制、租庸调制和均田制,并加强科举制,广招天下贤士。他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名臣魏徵在廷上进谏了200多次,直陈太宗的过失,曾多次触怒龙颜而不改耿直本色。
公元643年元月,魏徵病逝。太宗亲至魏徵灵前祭奠痛哭,并罢朝五日为魏徵举哀,又命文武百官前往送葬。太宗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俎逝,遂亡一镜矣!”
在民族政策方面,太宗一方面扩张疆土,另一方面对蕃汉一视同仁。李世民曾说:“自古帝王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视朕如父母。”太宗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所史料记载,贞观六年(632年)岁末,太宗准许390名死刑犯回家办理后事,次年秋天再回来就死。贞观七年(633年)九月,390名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
唐太宗任命书法家褚遂良担任起居郎,记载皇帝的言行起居。在一次与太宗的对话中,褚遂良说:“如今设立起居郎的职务,如同古代的史官,善行恶行都要记录在案,以督促皇帝不犯错。”
唐朝也是文化极大兴盛时期,南北文化融合,对外交流频繁。当时的都城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数十万外国人侨居。贞观时期,王朝对宗教信仰和外来文化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其它宗教也得以自由传播和发展。贞观后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
《贞观政要》明成化九年内府刊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有领域)
永徽之治
唐高宗李治在位初期以永徽为年号。高宗登基后勤勉执政,继承其父唐太宗的各项政治措施,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
李治关心民生疾苦,即位时便告知群臣:“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高宗每天都要接见刺史,询问民生状况,以便及时调整政策。他崇尚简朴、以身作则。
军事方面,高宗成功开疆扩土。使唐朝的疆域达到最大。另外,高宗任用多位外族国王、贵族或平民为官,充分体现了唐朝的国势影响力。
永徽三年(652年),长孙无忌等19人编成《永徽疏议》(后称《唐律疏议》),这部法典将礼与法完美地结合,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当时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开元盛世
开元王朝近三十年,唐朝进入鼎盛时期。玄宗励精图治,以道家的清净无为思想治国,重用贤臣,改革吏治,大力发展农业,减轻人民负担,对外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使得内外安定,国家进一步统一。
玄宗也提倡节俭,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如有违者,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者,一律贬官。
通过这些措施,唐朝税收增长,经济稳定发展,全国粮仓充实,物价下调,人民丰衣足食。商业和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国内城市更加繁华,人口增长,国力空前强盛。
玄宗重视撰拔人才,对儒生十分优厚,并下令群臣访求历朝遗书,共觅得图书近五万卷,推动唐朝的文化事业迈向顶峰。他亲自为《孝经》作注,在序文中写道:“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着。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
以古为镜
唐朝的繁盛,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制、文化、艺术、宗教等诸多方面。皇帝顺应天道,心怀仁、义、礼,因此得民心,得天下。历史的成功经验,值得后人借鉴和反思。
看当今中国,乌烟瘴气,经济低迷,社会动荡。中共一党独大,实施苛政,以暴力维稳,严控媒体,封锁真相。新闻报导无自由,良心记者,良心律师受打压。基督教堂被捣毁,善良修炼人被迫害。宗教场所升五星旗,宗教信众唱红歌。贪腐惊人,官匪一家,见利忘义,是非颠倒,整个社会充满了浮躁、暴戾和冷漠,民怨沸腾如即将喷发的火山岩浆。
唐朝天子体恤黎民,中共处处以民为敌,国保、城管、网管、摄像头、防火墙、实名制,布下天网。唐朝君主开放包容,令四夷臣服,而中共对外输出腐败、窃密渗透,受到国际围堵。如此政权,无论喊出多么动听的口号,也无法为中国和中国人带来尊重和荣誉。
马列的斗争哲学,加上共产党的无神论,与普世价值相悖,注定与仁爱、真诚、正义为敌。在中共的统治下,全民道德堕落,恶性事件频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都难以保障,伦理被颠覆,政治、经济、法制、教育、商业、文化、传媒的从业原则和秩序全部失守。
当今世上,没有哪个政党,如中共那般高唱“为人民服务”,却肆意荼毒生灵、祸国殃民。中共当道,社会焉得安定,人民焉得幸福!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9/3/21/n1112819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