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吁变革维新，清政府在1901年“新政”后逐渐开放报禁，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创办报刊的热潮，灾荒中讲真话、真实报导灾情、关怀民生成了各大媒体自觉的意识与责任，无形中加速了时代的转型与变局。
清末报刊热与言论自由
清末，中国政治由君主制向民主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报刊热可以看作是那个时代的风向标之一。报刊不仅数量激增，而且呈现民间化趋势，新闻报导和评论越来越摆脱官方的钳制，而凸显广泛的民意。
知识分子群体在报刊上的话语，唤起了民间群体意识的觉醒，形成的公共舆论氛围和言论自由权利，涤荡着没落王朝的污垢，为中国社会向全新的方向发展做出了舆论的引领与推动。
据统计，1890年中国报刊总数仅为76种。1906年清廷启动预备立宪后，当年新增报刊113种，以后每年新增报刊都过百数，1911年，全国新增报刊209种。清末十年，白话报纸覆盖面十分广泛，东部地区从内蒙到香港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均有报刊。
清末的报刊民间化趋势明显，中文报刊中，清政府控制的报刊不到10%，而士绅、商人、新型知识分子创办的民报占了九成以上。民报运转资本化、商业化，信息源多元化，贴近民生，广开言路。
清末报刊评论异常繁荣，报刊评论是否符合时代潮流成为衡量报纸好坏的指标，也是报纸发行量大小的决定性因素。报刊评论的作者群大都具备中西合璧的知识结构，既有着深厚的传统国学底蕴，又有着近代西学的眼光。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革命先驱及大师，如孙中山、蔡元培、梁启超、于右任都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报刊评论作者。
《东方杂志》真实报导东北鼠疫死亡数字
《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终刊于1948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发行，共计44卷810期，增刊2期。1911年前为清廷御报，文章内容多以保皇为特色，1911年后内容多倾向于多元化，在当时的中西文化之争、“物质”与“精神”之辩、质疑科学主义等重大时代议题上展开多次的公开辩论。
1910年—1911年，东北发生鼠疫，《东方杂志》尽管当时为清廷所用，但对此次大瘟疫却给予了真实的报导与理性的关注。
在疫情的死亡数字上，《东方杂志》1910年5月刊出了“万国防疫会记”的记载：“东三省疫势蔓延，侵入于直隶山东两省，先后传染疫毙者四万余人。”“死亡枕藉……日毙数百人”。报导中还公开表明清政府也承认这次疫情“人口上之损失”巨大。
1911年2月20日清政府在下达的官方文件中阐明疫情给经济上带来的重大损失，《东方杂志》亦公开刊登：“疫而断交通，致京奉铁路亏耗五六百万，是商业上之损失。”同时报导还公开清政府因疫情而消耗掉的政府经费“东三省报告防疫经费，共计四百余万，京津两处已用五六十万”。
当时清政府并没有把东北鼠疫当作是什么不可外扬的家丑，更没有刻意向世界掩瞒疫情，而是着眼于阻止疫情迅速蔓延的出发点，批准了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关于国际合作的奏请，《东方杂志》公开了这一批准：“由外部通电各国，请各派疫科专门医士到东，研究治法，协助中国，并定期开一大会，以研究所得，宣布世界。”
东北鼠疫历时大半年结束，没有造成全国范围乃至全球灾难，和清政府开明的国际合作防疫心态以及媒体公开客观报导疫情是分不开的。
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民国三年（1914年）第十一卷第一号
（公有领域）
创刊早期的《大公报》直面京津大瘟疫初期的《大公报》是由英敛之1902年在天津创办的，是当时变革中的社会现状记录者与推动者。其在办刊之始，就遇到了发生在京津直至中国东部的瘟疫。
报纸对疫情造成的死亡伤害并不避讳，报导天津至7月初死亡620人。名流死亡情况也在其报导之列。如天津名绅严修之子严智庸，本来打算出洋留学，“不意偶患瘟疹，医治无效，遂于上月底逝世。”“英国驻津某武弁，年仅二十六岁……已于六月三十号染疫殒命，殊为可惜。”
报刊甚至连皇宫内的疫情也敢抖露，“京津瘟疫盛行，近闻大内嫔妃中亦屡染时病且患目疾者尤多。太后慈躬亦连日进药饵以防疫气，故太医院各官每日皆有宣召云。”
清廷为防控疫情采取了措施，包括在京师安置流丐、设立立医、制定随时医治章程、给民众“加恩赏银一万两”“以卫民生而迓天和”都做了相关报导。
1902年京津瘟疫是霍乱引发的，当时的《大公报》对疫情的发生原因进行了深入公开的讨论，瘟疫期间，还介绍预防和治疗知识，开始将健康议题纳入新闻报导。
报纸还报导了不少绅士或者商业主捐献义地以供掩埋尸棺的善举，也对尸体埋葬的传统给予了肯定和强化。
可惜1949年后，《大公报》已转为亲共媒体，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2016年和2019年的民调，其公信力评分收费报章中排名倒数第一，成为全香港公信力评分得分最低的传媒。而当初英敛之在创刊号上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在1949年中共篡政前的二十几年里，该报也曾以奉行“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
其今昔景况对比，想起来令人唏嘘不已，就不知现在依旧以“大公”为名的这份报纸，还会不会重拾初心，回归到媒体应有的位置上去。
中华民国元年双十节当天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
（公有领域）
《申报》饥荒中的民生情怀
《申报》1872年创立于上海，创办人为英商安纳斯脱‧美查，1949年中共窃政后停刊。共办刊77年，出版报刊总计25600期，被史家誉为“中国近代史的档案馆和百科全书”，同时也是“商业报纸的典范”。它发行时间仅次于《中央日报》，堪称是中国近代史上历史最悠久的报刊，影响力卓著。
《申报》坚持新闻的客观公正原则，这也就是《申报》能在新闻界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申报》对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客观真实而市井猎奇式的报导，向国人和同仁展示了近代报纸应有的新闻报导标准。
灾情报导是《申报》一个经常关注的题材，据学者统计，《申报》的灾荒报导共约一万余篇文章，主要包括水、旱、冰雹、瘟疫等灾荒报导。
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之间，华北地区发生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饥荒，史称“丁戌奇荒”，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约一千万人死于饥荒。《申报》对这一灾情的报导文章多达1200篇。报导形式多样，真实客观，并对民生展现了极大的关注与关怀。
《申报》“丁戌奇荒”期间总共发表了163篇社评，真实客观地陈述灾民的悲惨处境，同时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并用传统的“善终有报”的思想，鼓励人们赈灾救济，《申报》自身还通过义卖书籍赈灾。
报纸还对政府的不作为进行揭露，并积极汇集各方面救灾意见。在救灾安民过程中，《申报》对流民、妇女、儿童的生存状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1887年，黄河在流经郑州市的急转弯处决口，导致大水淹没了开封以东大约数千个乡镇，约有150万人丧生，《申报》同样义卖书籍赈灾，并呼吁社会救助。
《申报》中的专业团队，无论是外方主办者还是中国秀才，都具备着很高的道德情操与民生关怀心态。灾荒报导中，对官员的贪污、难民的安置以及救灾信息透明化等方面，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强大作用。
附于申报馆出版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画刊》后的申报征订广告。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公有领域）
多难甚或亡朝 真话才能兴邦真实性是新闻报导的生命力，言论自由则是媒体发挥监督社会作用的必然条件，也是法治社会公民的人权。1949年中共篡得国家政权后，在两年内就利用公私合营的名义将所有的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收为“党产”。此后，媒体讲真话在中共治下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伪命题。
中共治下的百年来，人祸催生的自然灾害，即自然灾害中的官祸、党祸，屡屡刷新人类的历史纪录。在民不聊生的中共治下，讲真话变成了“犯罪行为”，丧事喜办、“歌功颂德”已然成为制度性常态。
“多难兴邦”语出《左传》，春秋昭公四年，楚灵王派使者去晋国，让他们帮着邀集诸侯参加盟会，晋平公不想参加盟会，司马侯就劝他答应下来，以免开罪楚国。
晋平公不以为然，他说：“我国地势险要，能攻易守，且有好战马可用；齐国和楚国多灾多难。这三条都是我们战胜楚国的有利条件，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司马侯直言诤谏晋平公说，这些想法是很危险的。
司马侯说：“古代圣王都是以修德祈天来治理天下，没听说依仗险要地势和战马就能守住疆土的。”并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
显然，古人司马侯眼里的“修德祈天”才是实现强国梦的第一要素，“邻国之难，不可虞也”的意思是说，邻国出现的灾难，是不能从表面上来判断其结果好坏的，如果邻国君王能借着灾难修德济民，反而是兴邦固国的大好时机。
唐代房玄龄所着《晋书》中云：“臣闻昏明迭用，否泰相济，天命无改，历数有归。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所指的多难固邦，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多难”的本身并不是前提，“多难”中的反省自修、幡然醒悟，从而广施德政、济世爱民才是“固邦”的前提。
然而中共向来拜无神论为其教义，不敬天地、不讲道德，引来的天灾人祸致使国家生灵涂炭，还视讲真话为犯罪行为，这样的主政者，多难只能是其朝代灭亡的前奏。历史变局后的美好未来属于讲真话的勇士们，中共必定会消亡在变局之中。以史为鉴，真正聪明的人自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参考资料：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
桑兵：《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
姚琦：《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与百年社会变迁》
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
点阅【历史回眸】系列文章。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19/n12043540.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