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骇人“9･30” 印尼屠杀华侨始末

印尼事变与华人（2）清共

在挫败了印尼共党的政变后，印尼人民对共产党的愤恨，集体爆发了。他们团结一致，自发清剿印尼共党。印尼共党处于全国民众的搜捕之中，党组织顿时土崩瓦解。10月8日，在雅加达召开50万民众的大集会，宣布印尼共党为非法组织，浩浩荡荡的民众焚烧了印尼共党总部，该总部里所有的人，包括党主席艾地已不知去向，从这天起印尼共党永远消失了。世界史上空前的“清共”运动随之拉开序幕。苏哈托以“恢复治安行动最高司令官”名义，命令首先从政府各机关和军队中清除共党分子。苏哈托在总结“9･30政变”事件时指出：“印尼共党在1948年玛利芬（Madiun）暴动时全党几乎覆没的情况下，能在短短的十年内再次成为庞大的祸害势力，主要原因是政府在玛利芬事件后没有大规模地连根拔除共党和它的同路人。漏网的、轻判的、未得到改造而被释放的共党分子太多了，使共党很快复生，能够在1965年又来一次‘政变’，这是未彻底铲除共党的错误政策所引起的。印尼这次必须吸取教训，不能重犯错误，一定要彻底、不留情地全面铲除共产党。”由此，印尼人民开始了全国“清共”运动。

据印尼方面的粗略统计，从1965年底到1966年中期，约50万人被捕，25万共党分子被杀，包括艾地在内的印尼共党领导人全部被捕获杀掉。而国际上估计的数字要大得多，流传的最高数字是《伦敦经济报》采取印尼大学生的估算，说被杀达100万人之多，即爪哇80万人，苏门答腊及其它岛屿各10万人。这次印尼的“清共”被称为世界上最严重的大屠杀之一。被杀者除了共党份子，还有一些共党家属和追随者，这些人的“革命活动”早已被印尼民众冷眼记在心中。印尼政府要求美国使馆大量提供印尼共党分子的详细名单，但美国只是谨慎地提供了一份共党骨干分子的名单。在很久之后的2001年夏，美国国务院根据解密文件出版了《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报告，其中引述原美国驻印尼使馆政务官员马腾斯（Robert J。Martens）的证词：他的确向印尼政府提供了印尼共党分子的名单，这些名单上的人都是在印尼共党机关报公开刊登的印尼共党领导人，第一份名单78人，第二份名单18人，第三份名单80人，第四份名单39人，总计215人。这个事实说明，美国支持印尼“清共”，但美国并不鼓励对印尼共党的大屠杀。杀掉共党分子，是印尼民众和军队的自发行为，而当时的印尼政权允许民众和军队发现多少共党分子就捕杀多少。因此印尼各地民众，尤其是民间社团和回教（Islam）组织以很高的积极性自行“清共”（注：伊斯兰教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以致稍后政府不得不对共党分子予以分类，限制滥杀。但是在万众一心、切齿痛恨的情况下，印尼共党遭到全面围剿的局面无可避免。一些印尼人，包括纳苏蒂安将军，以亲身经历在回忆录中谈到：

“在中爪哇（Central Java），很多平民自行捕杀共党分子，但陆军大致上还控制着屠杀不使过分。在东爪哇，捕杀共党绝大部分由平民施实，主要是回教的安梭（Ansor）青年团。他们认为杀共党和左翼分子是伊斯兰宗教对共产主义的一场歼灭战，杀共党很有自豪感。”一位印尼军官描述说：“东爪哇约有三千个小村落，每个村落都有共党分子或外围分子，民众会杀掉10～15个人。这样计算东爪哇的全部村落就有3万到4万共党被杀。”克地利（Kcdiri）区是杀共党最多的地区之一，有上千名共党份子被杀，因为那里是被共党政变所杀害的6位将领之一苏多佐（Soetojo）的家乡。当地的回教毛拉公开说：“他们（共党）罪有应得是完全合理的。”克地利附近的班兰达司河（Brantas）里漂着一堆堆尸体，为了防止浮尸从河里流入稻田的灌溉渠，村民在渠口打下竹筒桩让水流过但不让浮尸流入。河的下游浮尸太多，河两岸的村民都不敢吃鱼，因为鱼肚里有人的手指或者腐烂的人肉。不少村落向当局投诉河里的浮尸太多已经威胁到村子的卫生环境。

峇厘岛（Bali）是旅游区，有人口200多万，居民信奉印度佛教而不是回教，然而居民同样愤恨共党。苏哈托下令部队进入峇厘岛恢复秩序。有军人说：“在峇厘岛我们要压制人民，使他们不要越限（杀共党）。”峇厘岛的整个乡村都在自发清洗村内的共党分子。乡民们把共党份子集中起来，用木棍打死或用刀刺死。每个村庄都有杀村里共党份子的事迹。一个村长说：“在我们村里，村民都以杀共党为光荣。一个乡村如果没有杀死过共党，大家就会觉得耻辱。”峇厘岛经过两个星期的“清共”，约有8万个共党分子的尸体被丢入坑里。峇厘岛传统风俗对下葬仪式是很重视的，但死这么多人根本没有时间举行仪式，一部分尸体就被扔到海里。

苏门答腊的“清共”在军官克马依德利斯（Kemal ldris）的领导下进行得很坚决。“9･30政变”时他听到7位将军被绑架杀害，就认定是印尼共党在起事。他联络军部，但联系不上，就率十几人乘三辆吉普车急驶到棉兰（Medan）。起程前，为了防止共党有所行动，他命令部下戒备，四处巡逻，把图谋不轨的“疑犯”和亲共的人先抓起来。他自述道：“我吩咐部下抓共党，最初是叫他们在驻地5公里的范围内肃清共党。过后我联系了苏哈托，他批准我可用我指挥的部队去肃清整个地区的共党”；“我下令抓捕所有的共党分子，立即执行清洗。军队内部也有不少共党分子，清洗工作连续三日三夜才完成。”因他清除共党最为卖力，苏哈托调他到首都让他指挥“清共”。祸首苏加诺在1965年12月18日黯然说：“印尼共青年团员，印尼农民协会的人，印尼共党员，到处都被杀，尸体留在路两旁的树底下或被丢入河里漂流，无人过问。”

大量证据表明中共不仅策动印尼的赤化，还直接涉及了“9･30政变”阴谋。“由于中国明显地与这次事件有严重牵连，也由于死亡人数太多，北京的声誉马上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害。中国在印尼的革命政策彻底失败了。”而为中共效力的印尼亲共华人，原先“每到10月1号（中共建政日）华人家家户户都插上五星红旗（庆贺中共政权）”的他们，现在轮到付出代价了。印尼各地自发掀起了清除华人社区亲共势力的高潮。印尼人民认定亲共华人是印尼共党的帮凶和中国部署在印尼的“内奸”，严重危害着印尼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安危。所以，印尼的民众、回教组织都恨透了平日里“闹革命”跳得欢的那部分华人，这就是印尼人民“排华”的真实背景。民众在“清共”中铲除亲共华人，也是在印尼被杀人数大增的重要因素。仅有少数的中共地下党人经过默认渠道逃回中国大陆，大量的“爱国华人”却没有渠道逃离印尼，他们极其恐惧又无路可逃，印尼民众蜂拥而至，破门拿人，捣毁住宅，将那些亲共华人刀砍棍打，横死街头。亲共的华人社团被焚烧，订“爱国公约”、唱“革命”歌曲、看“革命”书报的华校逐个被砸烂，牵连到许多的安分守己的华人商铺也被劫掠。一时间华人社区哀声遍地，惨不忍睹。华人们经历几代辛劳在印尼建立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被摧毁了。印尼新兴的民族工商业阶层支持“排华”风潮并取代了华商在城市和小镇的经济地位。一份采访报告说，普通的印尼人对此的看法是：“这是我们的土地，为什么让华人来剥削我们。”在“清共”中，华人被杀数目估计有10万。尽管各种数字有出入，但印尼华人大量被杀，华人群体遭到巨大伤害，事实无可置疑。那位在雅加达中国使馆和艾地之间联络的张华，及时逃入中国使馆才躲过死亡，中国使馆在混乱中设法把这位知情人转运到中国大陆。直到那段历史尘封35年之后，他才向亲友透露他当年的联络员身份并讲述印尼“清共”之事，他说：“听了毛主席的话，在印尼一下子就死了十几万华人华侨。”

在印尼，许多并不是共党分子但与共党活动有关联的华人，也被赶出家园，流落于山地丛林。直到几年后印尼人民牴触华人的情绪逐渐减低，这些华人才被允许回归社会。2001年印尼华文《千岛日报》报导了加里曼丹（Kalimantan Island，也译作婆罗洲Borneo）山中一群华人的生活：1965年印尼“清共”，该地的华人社团曾为印尼共党游击队提供后勤和掩护，被印尼人认为是共党的支持者。当地人说：“用毛泽东的话，共党游击队和这些华人是鱼和水的关系，现在我们把水掏干，看游击队还能不能活。”本来当地人和华人的关系良好，当地人信奉的印度教也与华人信奉的佛教同宗同源，但因为政治因素，这些华人被赶到深山里。如今他们在那里已经生活了40年，他们的窘况让人感到震惊和悲哀：那地方是路途难走的沼泽地带，很潮湿；他们的草屋破烂，下雨时只能找没有漏水的墙角蹲着过夜。地点偏僻，只有一条6公里小路通到那里，有个人走进去就会引起附近山民的注意。曾有位华人去那里拜访他的亲戚，当地山民以为他是带钱给山里的亲戚，这个亲戚被山民杀死，但山民并未找到任何钱。

印尼事变与华人（3）后果

现在，可以清楚看到：印尼华人所说的“中国造出了原子弹，我们华人才可以扬眉吐气，印尼人看我们的眼光一下子就变了”，事实上只是一个幻觉，印尼人民并不惧怕有原子弹的“中国”，华人没有扬眉吐气反而是身陷绝境，他们自掘墓而制造了一场相当可耻的悲剧——印尼华人的祖先信誉和族群命运全都被这群奇怪的“爱国华人”所葬送。尽管印尼“排华”激烈，但那些安分守己、从不参与亲共活动的华人很少被伤害，这是几百万华人至今定居印尼而不愿回中国的主要原因。

中共那样“输出革命”，符合它的历史角色。但海外华人并无历史角色而没有必要涉入政治活动。

在印尼共党被全面铲除之后，为遏止中共继续利用华人“输出革命”，印尼政府取缔了所有的华文学校、华文报刊及华人社团。迄今，绝大部分华人子弟已不会说华语。印尼政府先后颁发了限制华人文化及宗教生活的法规，内容包括华人改用印尼姓名，禁止舞龙舞狮等中国式的文化活动，像严防毒品一样禁止中国大陆的书报进入印尼。华人在办理子女入学或官方申请时也必须出示公民身份，使得当年受中共挑唆而拒绝印尼国籍的那些华人失去了社会权利。华人终于弄懂了中共政权不能依靠，他们一窝蜂地抛弃中国而加入印尼国籍，赶忙撇清自己与中共的关系。1967年印尼成立“处理华人事务特别小组”，负责推行同化政策。1968年在一些台湾人的出头交涉和推动下，印尼始准许华人在政府监管下开办小型的华文学堂。

中国方面绝口不提印尼“清共”的起因，而指责印尼“排华”，把所谓的“中华民族”扯进来当作挡箭牌。观察几百年来华人移民印尼的历史，可知现今的印尼“排华”风潮正是印尼人民的反共情绪和牴触中国情绪的混合物。印尼人民并不排斥台湾华人或新加坡华人、马来西亚华人，而专门排斥中国大陆华人，此中的缘故很清晰。

1965年印尼人民发起“救国”运动，彻底摧毁了印尼共党，印尼也从东南亚最亲共的国家一举变为全球最坚定的围堵共产主义扩张的强硬堡垒。而印尼对抗共产主义的方式过于血腥，也遭到民主阵营的广泛责备。印尼政局稳定后，政府很快把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苏加诺的“社会主义”弊端被全部切除，政府把许多当年被苏加诺政权强行“国有化”的民间企业归还，大力促进自由经济的发展，鼓励大米生产和能源及其他资源的开发，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先进技术。以美国为首的“援助印尼国际财团”提供了大量援助。1969年印尼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一直在7％～10％之间，远远超越了苏加诺时代的经济停滞。

一份未经证实的资料说：“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前夕，中国驻印尼大使紧急回到北京汇报情况。李某（中共在东南亚颠覆活动的负责人）以使馆一秘身份成为‘李代办’，暂管使馆业务。1967年，中国使馆受到印尼示威群众的包围，印尼政府宣布‘李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李某从送到使馆来的华人护照中，挑选了一份，换上自己的照片，然后上了飞往泰国曼谷的飞机，逃出印尼。泰国监视着与中国有关的往来人员，李某一到泰国就被认了出来。而印尼的中国使馆人员正在惶惶不安的时候，发现‘李代办’已不知去向。使馆的三秘姚登山出头组织馆员护馆，成了红色外交‘勇士’。李某落入泰国警方之手，中共方面也知道了他的下落，便通过特殊管道与缅甸联系，要把他弄回中国。当时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微妙，既维持着表面关系，又扶植“缅共”的武装颠覆活动。缅甸方面提出交换条件，中共只好答应了降低对“缅共”的支持程度。缅甸与泰国有着盟友渠道，终使泰国把李某驱逐到缅甸，再被缅甸送给中国。然后李某被置于中国湖南某地审查，评估他对东南亚的中共地下党网络造成了多大程度的破坏。”

在印尼华人华侨无处可逃、嗷嗷求救的时候，那先前一直在策动华人“闹革命”的中共，现在又是怎样援助急需救命的同胞的呢？

中共的立场是立即冷漠抛弃。当印尼“清共”屠杀蔓延到华人时，中国有理由去保护侨民，但中共不敢负起责任，加上实力达不到国土之外，致使中国像个局外人一样地退缩了，只采用表面抗议而实际无所作为。中国最后派船仅仅接回四千名印尼华人，抛弃数百万印尼华人任由他们在血雨腥风中挣扎。1966年印尼的“排华”活动达到高潮，中共依然软弱被动，不予回应。这似乎在向世界宣告：东南亚华人是一群无主认领的海外贱民。

此后有台湾媒体对一位印尼华人的访谈，展示了印尼华人的普遍困惑，“他叹口气答道：‘1965年的9･30革命政变失败后，印尼人民要抓共产党，因为中国大陆方面是印尼共党的后台，所以很多大陆华人被杀，华校被关闭。我的侄子侄女当时参加一个（亲共）华人团体，很多成员都被抓，我们赶紧设法将（侄子侄女）他们送回中国大陆。’隔了半晌，他又叹气道：‘他们回中国大陆后也不得好，文化大革命时被戴高帽游街斗争，说华侨都是反动华人，在国外活不下去才回来的！’”

这些生活于中国阴影下的华人，印尼人民将他们视为内奸和反贼，而中国大陆人民又将他们当作“海外敌人”，这世界究竟有什么地方可以容纳这些“输出革命”的施害者兼受害者？

中国在印尼失败得很彻底。1962～1965年之间中国拉拢发展中国家以推动“革命”的政策，也同样失败了。毛泽东认为自己虽然无望担当国际共运领袖，但还可以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这得到中共“务实派”的支持，因为他们希望毛泽东致力于“输出革命”而不再折腾内部。中国不断给“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组织”提供武器金钱和颠覆训练；另一方面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多次分别游走亚洲非洲国家，假扮“亲善”。结果是，除了很少数国家对中国做出表面称赞之外，绝大多数国家更加警惕中国，使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形象迅速破产。

历史的教训是，中共的意识输出祸害了海外华人。在今日，如果海外华人继续被中共利用，不仅会导致印尼再次排华，也会导致将来的全球各国都排斥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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