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华北日本阵线后方共党区域内旅行时，曾亲眼看到共党的教育“青年领袖”，经过所有的阶段后将中国青年变成俄国的傀儡。这事通常很公开，但有时为了需要而保守秘密。自然我并未能立刻得悉全部的情形，但经数年与共党的密切接触，我将所获得的情报及观察所得的零零碎碎事实凑合起来，已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蓝图。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率直的澈底的选择教育制度，是共党在我所辖教区的三十个村庄里选取一个未来的“年轻领袖”的时候。

他是一个年轻的警官，他的工作非常有效率以至把辖区内的土匪完全肃清。他非常严格公正，又有温和的个性，这使他成为人所喜爱的人物。虽然他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教育，但他有敏捷的智慧和熟认他人的能力，他并且曾建立一个优良的警卫队非常忠诚地服从他的指挥。共党注意到他所有的这些优点，而选取了他加以特殊的训练。

他是一个没经世故，没有经验的青年人，他的理想主义和缺乏世界智识，极容易受共产党爱国主义的号召。共党问他是不是愿打日本人──自然他恳切感动地说要打日本人。于是共党供给他一个打日本人的机会──接受共党的训练。共党对他说，他不用帮助，也没有多少经验就能扑灭土匪。如果有了经验再加上共党们所给他的协助，他很快地就能作伟大的爱国工作，扫除外国土匪──日本人。他被说服，被共党送到村训练站去，和其他一些青年在一起受训。

当共党发现这位年轻警官学习敏快，热心并有野心时，共党就把他送到分区学校去。那里他碰到其他一些各村送来的青年。大约有七十个村庄的二百个被选送的青年在那里由共党教员指导。这些青年再加以淘汰，将可以接受更坚强教练的选取以参加第三步训练。教员把二百人分作许多小组，在他们学习共党教科书时，教员们细心察看他们的反应，以断定每个学生的优劣。

在某一天教员便向一个青年提出一个问题。

“你如看到一个日本人打中国人，你怎样感觉？”

这个问题那青年可以说出很多的满意回答，但他须说：“这是帝国主义！我们要制止它！”才能得到好分数。于是从这个假定推到主观的分析一直问下去。

“你父亲是一个老式的人”，教员平静地假定说。“他没有改造过他的脑筋，如果他命你作一件事。你作不作？”

青年多半随口答称：“是的，我要作，因为我总是遵从父母的。”

于是教员就要就这一题目追问下去，以试验这个青年家庭观念的深浅。

经过各种变化的问答，各种方法的问答，多次的重复，以求能发现该青年能否改变求思想，如果他的回答仍旧不变，教员对上层便作不良的报告，这个青年便被刷掉。较为可训练的青年们再经过数月的训练即被送到共党的县学校去，与附近四五个区的受训者一齐再受训。四五个区内的千余候选青年仅约有五百人能被选入县校。县校的训练更为严格，一旦自此校毕业后便送入第四级学校。

第四级学校已成为纯粹的共产党员，因为县校的毕业生必须已经是完全共党化，而成为党的外层人物。原有的青年仅有极少数，约百分之三十五或更少的人们能参加这种在河北，察哈尔，山西三省设立的学校内的训练。为延安训练所选取的青年被共党视为优良的精选品。共党用“抗战大学”号召，向全国各地及外国宣传，实际上即是延安的几个共党训练中心，用毛泽东的课本作为基本课程。到此的学生已成为羽毛丰满的共产党，可以接受共党的秘密书籍。有多少学生印多少本书，并且每一本书都有号码，以附合学生的登记号码而登入记录。这些书籍经常被查核，如在紧急搜查中发现某员的书有遗失时，该员即被认为叛逆而加以严重的处罚，绝无幸免。

当学生们离开延安经外蒙古去西伯利亚时，那是已完成了国内的最后训练。延安被认作是一去不复返的起点，因为从那里出发就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在西伯利亚他们处在俄国人的领土内，训练营由俄国人主持，大部分的教员都是俄国人。

假如延安是地理上的不返点，那么当这些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到达西伯利亚时，他们是进入了真正的异国地狱之边缘。在西伯利亚训练营青年们完全与外界的影响隔离，一点也不能与西伯利亚的人民接触。即使最前进的中国共党也反对这一点，并诉述他们没有“自由”，他们在国内受中国教员训练时尚无此种诉苦。西伯利亚是最后一个链环，将中国的青年与他们的国家联系着，但当他们折断此一链环而开始十一日旅行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去莫斯科时，他们已永久地离开了中国的传统。这最后的精选人员，为莫斯科所选的最坚强，最狂热的共党，最后到了遥远的俄国首都，也就是到了他们心灵上的不返点。

莫斯科有三个专为中国人设立的“大学”。在这三所学校里，那些经过六个共党教育过程，自中国小乡村经西伯利亚训练营而来的中国青年将接受特别指示，以为共党在中国实际工作的方针。

这些中国人回到中国时，他们体质上的外型显然没有变更，只是一双眼睛反映出内心的转变。那些人初看上去像中国人，但加细心观察，便发觉他们已完全脱胎换骨，人性尽失。他们完全失掉了中国中庸之道的特性。他们残暴地反对宗教，他们痛恨宗教，从天主教以至所有的东方宗教。他们的风度情调立时表示出他们的身份，他们在人群里是可以被鉴别出的人物，即使他们与一堆人混在一起，也立刻可以被挑用来。他们变化无常，随时会骤然发作。我熟知的共党们承认这些莫斯科返来的人们死于肺病及心脏病的很多，虽然他们比在未成共党前吃的住的都好得多。

这些人没有国家观念，也不承认他们是那一省那一县的人。他们已完全失掉了家乡与原籍的观念，他已把根源失去，他们仅有所谓“主义”的思想。

没有离开中国，没有经过莫斯科训练的中国共产党还有相当的家乡观念，但经莫斯科训练过的则完全两样。我与土八路还常常能获得共同的见解，但与那些返自莫斯科的共党则一点也不能获得共同点。他们工作于党的上层，设计及执行政策，更监视旁人执行他们的命令。

一件很小的事情便可证明土八路与莫斯科受训的中国共党的不同。假如土八路要贪求你一件东西时比方说是一枝外国造的自来水笔吧，他会笑着说：“我能借你的笔用吗？我需要用一下，我会还给你。”自然他绝无还给你的意思。你笑着接受这个必须接受的要求，这表示你已经知道他的意思，而不坚持反对他。但俄国训练的中国共产党从不会有这种“老式的弱点”。他看到你的笔，走向前来，从你口袋或你手中拿过来“我需要这东西，我拿去了。”仅仅这样说一句。我们主教有一天和一个共党谈话，把表放在桌子上以注意时间。那共党故意把手臂滑过表上将肘轻压在表上，正好把表玻璃压破。“真对不起”他露出牙笑着说“我拿去给你修好。”那表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主教像这样子丢了许多表，还有些则是痛快地没收，一点也不伪装一下。主教没有办法，最后只有放弃带表。

这些微小的抢劫行为本身是平凡的事情，其重要性在于表示出一种基本的抢劫心性，这种心性永不改变，即使共党上层的习惯也是如此。

我看到那些青年像变色动物似的转变。我看到他们自乡村中被选取，由一个肤浅的共党到最后经过共党最高的训练变成精粹的共党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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