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见闻
1960年，距今虽近60年，可一提起“1960年”这个词，大多数60/70岁以上的中国人仍然马上会与“饥饿”二字联系起来。笔者的家乡，就有当时饿死的父老乡亲，长辈们提起那场时代大饥荒，至今心有余悸。 中共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及西方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或三年大灾荒，大跃进饥荒、中国大饥荒。
自从中共1954年施行统购统销后，各地都有零星的农民被饿死，但不是全国规模，从1958年起则是全国规模地死人，直到1962年分田到户才停止，最严重的是60-61年。
荥经大饥荒
五九年底至六一年夏，荥经县发生大规模死人事件，被称为“荥经五九事件”，又称“荥经惨案”。荥经惨案中，许多村庄灭绝人烟。
地处天府之国的四川荥经县，到了五八年底，荥经地委为落实国家征购任务，一车车粮食源源不断从农村运出去。荥经县粮食几乎全部被征购殆尽。秋收后不到两个月，就出现浮肿病和饿死人情况。
1960年春，公共食堂大多停伙了。家家都开始死人了，开始还是今天这家死一个，明天那家死一个。先是死壮劳力和老人，随即死的是那些想省下一口给娃儿吃的主妇们。到后来，死亡如瘟疫般蔓延开来，有的生产队，一天就饿死十几个。复顺公社太阳湾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几乎死光。
不到半年，荥经县饿死了一半人。有的公社向县委书记饶青汇报，请求开仓放粮，遭到他严厉批评，说是带头闹粮，是小“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要严肃处分。农民肿的肿，死的死，四乡八野，尽是哭声。逃难的人们流向县城，流向外地。从各公社到县城的路上，一路都有倒地的死尸；而县城四街八巷，到处都是饿死者或干枯、或肿胀、或发臭的尸体。县委书记饶青视而不见，自己和老婆天天开小灶，吃肉喝酒，吃得红光满面，吃饱喝足，饶青还在大唱跃进高调。县委办公室汇报，对于满街的死尸和各公社的死人问题怎么办？饶青怒喝道：“怎么办？抬出去埋了，这点事还要我告诉你啊？”
由于县城死人多，开始人们还将死尸抬出去，用席子一卷，挖个坑掩埋。随后，死尸越来越多，埋尸成了苦差事。于是，县里决定给埋尸的人以“粮食补助”。而奉命掩埋的人越来越精，想方设法进行“技术革命”，挖下大坑，抬来死尸往里扔。后来干脆不埋了，死人往沟里扔，或者随意扔到县城北门口外的那条小河沟里，任其顺流而下。
直到九十年代荥经县城拓建新城区的时候，施工的田坝里，还不断挖到当年的大规模死人坑。至于农村，开始还有人埋。随后，因死人太多，而活着的人们，也大多病病殃殃地，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埋人。尤其是那些死得只剩下老小病残和那些全家死绝的家中，死人搁在家中无人过问，一直臭气冲天，最后烂得只剩下骨架。
据《荥经县志》“人口变动”载：1958年荥经总人口是63717人；1962年，总人口降至29850人。三四年饿死三万四千多人，人口减少53.15%以上。
“荥经惨案”是四川大饥荒的典型案例，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先生回忆说“五九年底至六一 …… 我们天府之国的四川就饿死了1,000万人”。
信阳地区大饥荒
1958年信阳地区各县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省委却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已没有粮食了。但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收购不出来就开批判斗争会。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即使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也没有人敢讲真话。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
粮食上交了，食堂断粮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牲畜吃，被发现的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
即使饿死人，当时地委采取的措施是不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
信阳地区本是“豫南粮仓”，而当时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但不发给百姓一斤半两，造成105万以上的人被饿死。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6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
下面摘引几个中共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12月17日中共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信阳事件只是较典型而已。除台湾外，全国所有地区，都发生饿死人事件，只是程度不同，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路就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活着的人都没人有力气掩埋死者，许多村庄一户户死绝。人们饿极了去吃树皮、草根、观音土。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约1250万人。
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崔琦留在大陆河南宝丰县的父亲在1959年就饿死了。
大饥荒死亡人数
再看其他几个地方的情况，四川灌县这个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4万多人饿死，超过该县人口的百分之十（见《灌县志》1991年版第130页）。据《遵义县志》载：该县仅在1960年内就死亡7万1千8百多人，约占人口的九分之一。1960年代的大饥荒，连西藏边陲也未能幸免。在1958年前全国人口增长率大于17%（20%左右）背景下，藏族人口从1953年到1964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你说大饥荒中饿死多少人。
四川的李井泉与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南省的吴芝圃、山东省的舒同、甘肃省的张仲良一样。在这五人的领导下，这五省是大饥荒时期饿死人数最多的五个省份。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1250万人以上。
据中共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 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饥荒》一书被西方学者和媒体广泛引用，该书的结论是中国大饥荒导致了4500万人死亡。因“六四事件”而流亡美国的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当年根据赵紫阳要求，曾对大跃进死亡人数做过调查统计，结论也是4500万。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经过10年的调查和记录，写下了惊世之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最权威的记录之一。杨继绳的研究表明，1958年至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饿死了三千六百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四千万人，两者共计7,600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巨灾，也是人类当代史中最为惨痛的空前大悲剧。（注：这是不完全统计，三千六百万是地方志中统计出来的，估计实际饿死人数远超过这个数字）。
大饥荒死亡人数之所以说法不一，还有一个原因是大饥荒的期间有不同说法，如1958-1960，1958-1961，1959-1961，1959-1962，1958-1962 等,更主要是1961年底，周恩来亲自下令，让中共粮食部门把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调查数字销毁了,中共对自己造成的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数据保密。
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死亡人数是5000-6000万。
即使到了今天，中共仍然在掩盖这段历史真相，如禁书《墓碑》的作者就被禁出国领奖。如果中国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饥荒，仍然不为不为人知的话，这本身又是一个悲剧。
有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后称，1949年前的2129年中，中国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总共死亡2991万人，而中共“大跃进”饿死的人数就超过4500万。
大饥荒成因
从大的方针政策方面来看，对于大饥荒之成因，由于毛泽东沿用斯大林的法子，榨取农民以取得工业化的资金。政府通过垄断农产品的购销，将购销差价积累的资金，投入到重工业。在斯大林统治下的1930年代，也曾发生数百万乌克兰人饿死的大饥荒；和30年后中国发生的一模一样，苏联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强夺豪取，是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之主因。毛时代大饥荒的起因和苏联历史上的饥荒类似。中共领导层中应该有不少人听说过苏联饥荒的情况，在赫鲁晓夫和一些苏联作家揭露了斯大林的暴行之后，也应该有人提出劝告，切勿草率效仿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然而，毛泽东一意孤行地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辙。肯定会造成农民的贫困，甚至饥荒，只是饥荒来得早与晚，饥荒的惨烈程度的差别。
从更具体的做法来看，统购统销，大炼钢铁，大跃进是大饥荒的直接成因。
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后，农民只能在生产大队从事生产劳动，并听从中共的指挥，这时就开始搞大跃进，大炼钢铁了，当时把所有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包括妇女）都集中起来，吃大锅饭，没日没夜地劳动（除了睡觉，夜间都不停地劳动，炼钢铁），过去长工在地主家农忙时都没有这么干，那几年收成很好，但是无人去收割或收割不及时，留在家里的老人又无法去收割也不允许去收割（因为是集体的东西，你去收割算偷），且当时放卫星，说亩产上万斤，所以中共就抓紧搜刮农民的粮食，有些地方为了完成上级布布置的任务，甚至到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搜刮粮食上交国家。因此在大锅饭解散后，农民家里就没有什么粮食了，造成全国范围的大饥荒。
中共高层知道大饥荒后的做法及言论
对于大跃进大炼钢铁等造成的后果及大饥荒，中共高层完全知情，但置人民死活于不顾，不但不开仓赈灾，反而对农村不闻不问，对城市居民则减少粮食定量(每月从30斤减到20斤左右)，从下面它们的言论及做法可见一斑。据毛泽东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9年10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
邓小平
邓小平说: “在王府井死掉一个人，和在山区农村死掉一个人，国际影响一样吗？”
邓小平对李井泉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
“京津沪地区饿死人在国际上的影响就太坏了，只能牺牲我们四川了……”
周恩来让下属把饥荒及死人人数的报告文件销毁
1961年发生了什么？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乎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但是农村即使饿死人，但是由于地处偏僻，在中共当时的信息封锁体制下，很难像大城市那样传播出去。1961年8月23日至9月 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涉及估产、征购、销售、调拨、进口和集中运输的等多项议题，唯独没有提到甚至也无建议：开仓放粮！
彭德怀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因写信给毛泽东，对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等问题提出批评，被认为是“向党进攻”和右倾机会主义。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又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9月被免去国防部部长职务，停止工作。毛泽东曾设下了底线：“谁都能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
毛泽东
毛泽东于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国各地在饿死人及粮食产量剧减的情况下，却增加粮食征购额。
刘少奇
1961年5月初，刘少奇回湖南宁乡老家搞调查时，一个干部告诉他，（村）食堂刚办时有120人，现在不到80人；刘问“怎么死的？”，答“无饭吃，吃树皮，吃稻草淀粉”。刘少奇的姐姐刘少白家在赵家冲，刘少奇到了那里才知道，他姐姐的儿子已经饿死。刘问“你们食堂死了几个人？”，答“这两个月死了11个”（见《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20至23页）。
李井泉
1959年7月李井泉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同去参加庐山会议（田乃成都人，此前曾到成都地区调研），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对李谈到四川饿死人的事情，李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在四川的许多地方已经断粮，饿死了很多人的情况下，中共还要求四川往外调粮，中共中央及李井泉知道，继续调粮将意味着四川还要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但他们坚定的这么干，连偏僻山区的最后“死角粮”都搜刮起来上交了。结果四川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了超过1250万人，成为全国各省饿死人之冠，但李井泉从未有任何认错的表示。
因城镇居民粮食供应是从30斤/月减到20斤/月左右。虽吃不饱但还是有粮，加上不准逃荒，造成城市居民知道饥荒但却不知农村人饿死的惨状。
那么中共基层官员呢？大饥荒期间，面对饥民成批成批地死亡，许多地方政府下令人死“不准哭”、“不准带孝”。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看到饿死者的死人堆时，极其不屑地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
（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0/28/n1081347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