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搞政治的，不谈政治，恐怕就象不让人呼吸一样地感到憋懑。 这两个因言论而获罪人，还是恶习不改。见面聊的，不外乎国内要闻，国际形势。他俩的议论有时一致，有时看法各异。比如：罗隆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打起来；父亲始终认为打不起来，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拿来吓唬人的。罗隆基认为美苏对立、两大阵营的冷战是世界最棘手的问题；父亲却说地球上最复杂的地区是中东，中东问题最难办……可惜，他们吉光片羽式的对话，不是我听不大懂，就是听后忘记了。

议论中，罗隆基爱联系自己。刚果的卢蒙巴被暗杀，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父亲和他对这个事件议论了好一阵。我做完功课，母亲让我端一盘烤面包到客厅去。罗隆基见到我，便说：“小愚，我和你父亲正在谈论卢蒙巴呢。我很遗憾活到今天，如果（１９）３３年被老蒋派的特务一枪打死。你的罗伯伯就是英雄，和今日的卢蒙巴一样。”父亲坐在一侧，只是笑。

一说到英美以及欧洲国家的政事，如蒙哥马利访华，戴高乐当选总统等，罗隆基尤其兴奋。记得肯尼迪竞选获胜的消息传来，他骄傲地对我说：“小愚，你知道吗？肯尼迪和我是同学。”

他见我惊讶的表情，慨然道：“别看我现在是这么一副倒霉的样子，遥想当年，你罗伯伯在清华读书就很出些风头。五四运动时，我是清华学生的领袖人物，有‘九载清华，三赶校长’的故事。从英美留学归来，也神气得很哪！《晨报》社长兼《益世报》主笔，还在南开任教，两辆小汽车穿梭于京津二城。蒋介石请我当部长，我在庐山给他讲过课。在国内我的朋友现在都成了右派，可我的同学和学生在国外都很了不起。费正清就是其中的一个。”

罗隆基走后，我问父亲：“罗伯伯当年真的神气吗？”

父亲点头称是。

“那你们为什么合不来呢？”我又问。

大概是看我对大人之间的事兴趣甚浓，父亲有一次在饭桌上，细说起来：“我和努生的矛盾，基本上没有因为个人私事，大多出于见地不同和民盟的具体事务。加上他争强好胜，度量狭小，讲话有时又尖酸刻薄。所以，民盟的人都知道，我俩一见面就吵。但是长期以来，我容忍了他，原因有这么几个。一是觉得中共比较信任我，有了这个前提，我应该团结他。二是老罗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如曾昭抡，潘光旦，你说他们是英美派也好，讲他们搞小集团也罢，但有一条无法否认的事实，即他们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高级知识份子。努生对你说‘他的同学和学生都很了不起’，并不是吹牛皮。中国搞建设，民盟的发展，都离不开这批人。我通过努生能联络他们。三平心而言，中共对老罗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学强记，精通国际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辩之风。连沈衡老都说过，谁要查询法律程序问题，不用翻书，去问努生即获答案。象这样一个人，偏叫他去管木头。如果说，外交部部长是周恩来，老毛让罗隆基去当个次长，又有何不可？再说，苏联老大哥就那么好？英美就那么坏？我看未必。只要我们与英美不处在战争状态，叫努生这样的人去拉拉关系，做做工作，对国家总有利吧！卢布是钱，美元也是钱。──有了这么三条原因，我和老罗尽管摩擦不断，但还能共处。特别是任命他为森工部长后，我觉得中共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善，我对他的态度也就主动缓和了……”听了父亲这番话，我对罗隆基的好感有增无减。

几年前，看到一个上海作家写的文章。那里面说反右运动中，最让罗隆基伤心的人有3个。他说错了，最让罗隆基伤心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浦熙修。父亲和他谈论反右的话题，如若涉及到人，罗隆基便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伤感，语气也伤感：“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语，也当做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高饶事件是共产党内部的宗派主义’‘什么场合都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听多了，便觉肉麻。’‘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苏联出兵是明显的干涉别国之内政，社会主义阵营宁可失掉匈牙利，也比苏联出兵好。’‘文艺为什么只有工农兵方向？’等等。她在新闻界的批斗会上揭发我的事情，可以讲，是条条致命呀！难怪孔老夫子要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父亲劝罗隆基对浦熙修的翻脸，也要看开些，劝解道：“努生，首先是你连累了她，再加上来自外部的许多压力，她才迫不得已同你翻脸。我想，她的心里并不好过。”

“你说连累，那么你不是也连累了健生。外部的压力对李大姐小吗？她怎么不同你翻脸呢？浦熙修出卖我，只不过保住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还是划了右。何苦呢！”罗隆基有点激动，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瞪得很大。

母亲则告诉他：“运动到了紧张阶段，上边也派人找我谈话，说应该为自己今后的前途着想了。要‘远看刘清扬，近学浦熙修。’赶快和章伯钧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我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心甘情愿和伯钧一起当右派。”

提起“10年亲密的朋友”，罗隆基悻悻然，又怅怅然。

父亲怕他因情而伤身，便讲了句哲言：“最亲密的结合，本是对立物的结果。”好让他想通看透。

母亲为了帮他解开心中的疙瘩，便说：“老罗，浦熙修固然负你，可你不是也曾负人吗？这样去想，心里头或许会平衡一些，好过一些。”

罗隆基仰靠沙发，眼望天花板。思索片刻，道：“说起负心，我亦有之。一次，我与史（良）大姐约会。到了很晚的时候，才想起来那天是刘王立明的生日。我赶忙跑去打电话，她不接，便立刻跑到她家。进了客厅，就见立明坐在地上，手里拿着把剪刀，在剪一块衣料。我走近细看，才发现她在流眼泪，而那块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我去扶她，拉她，请求她从地板上起来。她不肯，一句话不说，也不看我，只是剪，剪，剪。我没有办法了，也坐在地板上，陪她，看着她慢慢地把衣料全都剪成一绺一绺的细条。”

话说到此，罗隆基不禁叹息道：“李大姐，这就是我的负心之举，而它怎么能与浦熙修的揭发相比呢！”

随着他的叙述，在我脑海里呈现的是美国默片里情人吵架斗气儿的一个动人场景。我长大后，也和男人闹过别扭，自己很想学学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做派。可涵养功夫不行，浪漫情调不够，是学不来的。

得意喝酒，失意喝茶。罗隆基每次登门做客，母亲都特别厚待他，给他拿最好的烟，沏最好的茶。他有时自备进口的雪茄，抽起来，满室盈香。一次，他来家闲谈。接过母亲递来的清茶，暖润之气随着沸水中荡漾的叶片，飘散而出。罗隆基双手握杯，道：“李大姐，你有没有妹妹呀？如果有的话，就介绍给我吧！”

母亲真有妹妹，是个堂妹。我和姐姐管她叫大阿姨。她女师大毕业，后嫁给了北京大学一个哲学教授。不知是谁不能生育，二人始终没有孩子。在陪都重庆，大阿姨领养了一个极漂亮的男孩。然而，这个孩子最终也没能维系住婚姻。抗战胜利了，他们也分手了。大阿姨从此过着独居生活，终身从事幼儿教育事业，她领导的中央财政部幼儿园，屡受表彰。1958年，看着母亲划为右派，她非常痛苦。一个寒夜，她把所有熟睡的孩子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后服毒自尽。她的死，平静凄美。人躺在床，写字台上放着一支高脚玻璃酒杯，内盛喝剩的莱苏儿水，一个咬了几口的鸭梨，几张旧照。照片全是她和哲学教授及漂亮男孩的合影。

“老罗，本该我去死，是她替了我！是她替了我。”母亲讲到这里，已是泪水潸潸。

话头是罗隆基提起的，听到的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眼眶湿润的他，不知该如何安慰母亲才好。

父亲爱看戏，尤喜地方戏。我从事戏剧研究，最初的兴趣是他培养的。（一九）57年以后，父亲失去了在怀仁堂看戏的资格。全国政协有时也搞些晚会，父亲去了几次，便不大去了。他说：“里面都是熟人，何苦去讨白眼。”于是，决定自己买票，上戏院看戏。

父亲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加之衣着举止及做派，总还有点“首长”的架势，进了剧场，就挺招眼。不认识的观众，以为是首长，要看看；知道右派面目的观众，就更要看看。尤其是幕间休息，不少观众站在他的面前，指指点点，眼睛直勾勾地瞧着。每逢这个时候，父亲很觉尴尬。即或如此，我陪着他，还是看了不少戏，如福建莆仙戏《团圆之后》、黄梅戏《天仙配》等。

父亲问罗隆基：“怎么很少见你看戏呀？”

他对我们说：“成右派以后，我进过剧场。先头还没有注意，然后就感觉情况不妙。发现我在看戏，可别人都在看我呀。前排的观众扭过头瞅，后面传来问话──哪个是罗隆基？我索性起立，转身面向大家，挥手喝道：‘你们看吧，看吧！我就是罗隆基！’这一下，倒很有效，剧场顿时安静，人家不再看我，大家都去看戏。”

他的话，引得一家人大笑不止。

我想：这样的举动，父亲是不会做的。它属于罗隆基。

一次，我去听张权独唱音乐会。在音乐厅里，我看见了坐在后面的罗隆基。人很精神，穿着笔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边的是赵君迈，一副中式打扮，象个跟班。张权每唱一首歌，罗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时”，他立即起身，双手捧花，走向太平门，这一路非常惹眼，他却毫不在意。当我再看见罗隆基返回座位的时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没有了。

几日后，罗隆基对我提及那场音乐会，说：“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神采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用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thank 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显然，那束粉色唐菖蒲，他是用心准备了的──为了往昔的友谊，为了共同的际遇。我想，象这样的举动，父亲也做不来。它属于罗隆基。

（一九）59年的夏季，毛泽东在庐山搞起了反右倾运动，在党内挖出了个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公报刊出，父亲和罗隆基很感突然。因为降职以后，耳目闭塞，他们和老百姓一样，只能得到官方准予知道的消息。

父亲以一种自语的口气道：“彭德怀怎么会和张闻天搞到一起？”

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到家来聊天的罗隆基说：“这有什么奇怪？章罗能联盟，他们也就可以成为集团。这肯定又是毛泽东下的结论。”

“右派、右倾，老毛如果总是这样定罪的话，国家的政治生活，今后要不得了。特别是中共内部的斗争，非常残酷。发表的公报和事实的真相，往往相距甚远。”父亲很有些忧虑。

自己灾祸缠身，何必替他人担忧──罗隆基多少怀着这种情绪，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彭德怀和我是连襟，但素无往来。我在他眼里，始终是个异己。57年我成了右派，有人问彭德怀的感想和看法。伯钧，你猜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居然说，应该，应该。”

父亲解释道：“人家是共产党，当然要这样讲啦。”

罗隆基不以为然，说：“象他这样的共产党干部，阶级阵线划得分明，不会理解和同情民主党派。这次轮到他们自己的头上，或许能有一些‘法’的觉悟，不会老指责我们这些知识份子在崇尚西方政治民主了。”

过不久，不知从哪儿吹来一股风，说中共中央准备给一批右派摘帽子。这下子，罗隆基和父亲往来特勤：打电话，碰头，同去参加一个会……内容是打探消息，核心是看看自己能否摘帽。

一天，我随父亲到政协礼堂看文艺演出，在礼堂前面的大厅里，碰见了林汉达。眉清目秀的林先生特意走过来，对父亲说：“章先生，恭喜，恭喜。你的问题要解决了。”

父亲追问：“什么问题要解决了？”

林汉达没有作答，用右手做了一个摘帽子的动作。

父亲看懂了。

第二天，父亲和罗隆基通电话，请他过来一趟。

见面后，父亲即向他叙述了林汉达说的话。

罗隆基一听，就象触了电，激动、亢奋。遂道：“伯钧，多年的媳妇快熬成婆了。”

父亲说：“这消息要是出自民盟的人，我不大信。林汉达讲，情况就不同了。他又肯直接告诉我，说明消息的来源比较可靠。”

罗隆基点点头，表示对父亲分析的赞同，认为毛泽东一定发布了给右派摘帽的指示。于是，两个沉浮宦海、年过花甲的男人，象小孩猜谜一样，猜猜明天谁能摘帽子。真是衰耄之气顿消，少壮之心复起。父亲提到章乃器，龙云，黄琪翔；罗龙基说到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他们还说到上海的王造时，沈志远，报界的储安平，徐铸成 ……。事情涉及到自己，二人的看法便有了差异。

罗隆基对前途估计乐观，觉得过去有功，自己有才，今后有用。他的结论是：“要给右派摘帽子的话。当然首先要给章罗摘帽，不然的话，地球上怎么知道中共在给右派摘帽子呢？”

父亲也在暗自企盼，但经验给予他一种并不乐观的感觉。他说：“摘帽子不是没有可能，可我俩的希望不大。因为老毛恐怕要用来留作标本。”

此刻，不管谁能摘帽，仅摘帽二字，就足以让他们心旌摇荡。

风吹一阵，似又恢复了平静。国庆10周年前夕，毛泽东建议特赦一批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其中有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沈醉等人，共33名。特赦令里，没有右派。

战犯释放了，皇帝大赦了，后又听说这一批人进了全国政协。一个周末的晚上，冯亦代来家做客。饭后闲聊时，他顺口说道：“前几天，我在政协小吃部，真的看到了溥仪。旁边坐的一个小孩，连东西也顾不上吃了，跟大人闹着要看皇上。”

这一下，大大刺痛了父亲和罗隆基。俩人愤愤不平，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气。他们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政策出于实用、功利之目的和某种炫耀心理及政治成就感。如以罪论，即使右派是罪犯，他们也比任何一名战犯干净。因为在知识份子的手上，没有血痕。其实，无论是父亲还是罗隆基，心里是清楚的：毛泽东成功以后，防范的就是智者，尤其是那些善用怀疑眼光审视现实的人。

统战部毕竟高明，没有找他俩谈话，但深知章罗此时正处于心理严重失衡的状态。于是，组织他们南下参观。父亲参观的线路是江浙；罗隆基走的是湘赣。父亲和母亲到了火车站，发现与之同行的有邵力子夫妇，陈半丁等人。这一路，天气甚好，他们与邵老谈诗，与半老论画。与罗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康有为之女）母女。

父亲悄声对罗隆基说：“看来，此行的主角是你我。”

罗隆基点点头。

父母参观的城市有南京、上海、杭州、绍兴。但不久即发现，这些历史上最富庶的地方，物质供应竟极其匮乏。去绍兴坐的是船，船行水上，又有清风明月，邵力子酒兴大发，一个劲儿地说，想喝“加饭”。上了酒，却无菜。见此情状，不管是左派、右派，还是陪同的统战部干部，谁也不吭声了。

母亲琢磨出何以无菜的原因，偷偷对父亲说：“我们的一日三餐在计划之内，是上边指示，地方事先筹办好的。邵老饮酒是个意外，意外就露了馅。我分析得对吗？”

父亲不语，神色冷凝。因为他看到了红旗下掩盖的贫困。

回到北京，父亲和罗隆基写了书面的思想汇报，感谢中共所提供的学习、改造机会。材料送上，如石投大海。统战部既不说好，也不说歹。

罗隆基原先还在期待着什么，后来便也明白了。不禁慨然道：“伯钧，你说对了。不过是安抚我们罢了。”

我第一次去罗隆基的家，是他打电话向父亲借阅每日三本的《参考消息》。自当上右派，统战部取消了他看“参考”的资格，这可能与他降级过低有关。所以，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向父亲借些来看。

我说：“爸爸，让我骑车送去吧！我还没去过罗伯伯的家呢。”

父亲同意了，又板起面孔，故意装得很严肃的样子，说：“你去要当心！他对女孩子是有魔力的！”说罢，俩人相视而笑。

这是在（一九）59年8月的一个下午。罗隆基住在东黄城根附近的兹府胡同12号，这也是一座四合院，不过比我家那所宅子的格局要小得多。罗隆基先把我带到书房。地板、坐椅、茶几、写字台、书架，没有一丝灰尘，干净得吓人。每种报纸、期刊，在书架上均有固定位置。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他都贴着用毛笔写的标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争鸣》等。写字台上放着一部极厚的洋装书，书是打开的。罗隆基告诉我，这是一部外交史。

我说：“这么厚，要多久才看得完。”

“小愚，这你就不知道了，罗伯伯看英文比读中文还要快呢。”他给我泡了一杯茶，指着杯中泛起的新绿，说：“这种龙井是上品。小愚，我是把你当贵客呀。”

我摘掉草帽，满头是汗。罗隆基连忙跑了出去，拧了个湿毛巾来，说：“这是一条新毛巾。”接过毛巾，有香气扑鼻。

他打开电扇，电扇是放在地板上的。见我不时用手指按住飘起的裙边，又走过去，蹲下，调整螺丝，将扇头压底。

发现我喝不进烫茶，罗隆基再次起身出去，隔一会儿，端来一杯放了冰块的凉开水：“小愚，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还热不热？渴不渴？电扇的风大不大？”

17岁的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一个男性如此体贴入微而又礼貌周到的接待。突然，我的脸红了。

“罗伯伯，这倒水，沏茶，收拾房间，每天都是你做的？”

“亲爱的小愚，我和你爸爸都是右派，又是联盟。但实际上我哪里比得了他。你家还有司机、警卫、勤杂、秘书、保姆。我呢，落得个孤家寡人，从早到晚，形影相吊哇。”

我环顾四周，只有电扇发出的声响。他这个家，安静得有些过分。

罗隆基知道我是学文的，他的话题就从学文开始。问我：“现在文科教材里面，有没有现代文学史？”又问：“在现代文学史里面，有没有新月派？”再问：“新月派里面，有没有罗隆基？”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我学戏剧文学，不开现代文学史课，而在我自己所读的现代文学史里，新月派宗旨已不是从“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给“社会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时代生命添厚的一些光辉”的文学流派。官方认定的文学史上，说新月派在政治上是既反对国民党、又与共产党作对的第三种力量的代表，并因为受到鲁迅的批判而处于受审的历史地位。

罗隆基见我回答不出提问，便给我上起课来：“小愚，罗伯伯要告诉你，新月派的人都是很有才华的，象徐志摩、梁实秋、胡适、沈从文、梁遇春。我们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不过是常有几人，聚餐而已。在一起的时候，讲究有个好环境；吃饭的时候，爱挑个好厨子。我们的文风各有不同，你罗伯伯专写政论，对时政尽情批评，几十篇写下来，被人叫做新月政论三剑客，另二人一个是胡适，一个叫梁实秋，都去了台湾。可惜现在新月派被否定，罗伯伯被打倒，你读不到我的文章了。比如我写的‘非党员不能做官，为作官尽可入党’一句，恐怕就已不只是国民党政权底下的事实了吧。”

罗隆基常跟我提到昔日好友闻一多，他告诉我：一多和他同是清华辛酉级同学；闹学潮的时候，同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起飘洋过海到美国留学；一道在芝加哥成立倡导国家主义的大江会；回国之后二人又与徐志摩、胡适等人创办《新月》杂志社。当然我还知道：是他介绍闻一多、李公朴参加民盟；（一九）46年闻一多被害，上海各界在天蟾舞台公祭，罗隆基丢掉准备好的稿子，慷慨激昂演讲，会场霎时风起云涌，达到了高潮。罗隆基走下讲台，邓颖超跑过去激动地紧握他的手，一再感谢，致意。

提起闻一多，罗隆基又说：“当年在清华读书，闻一多擅诗，我长文。一多曾一度专注学术，对我介入政治也有微词。但一多被杀害，成了烈士；你罗伯伯活着，成了右派。现在我揣想，假如你父亲和我从外国归来都不搞政治的话，我俩会成为很好的教授，我还可能成为一个不亚于一多的文学家。”

我至今都相信他说的话。遗憾的是，罗隆基不是闻一多，也不可能是闻一多。这是因为尽管闻一多与罗隆基同属中国的自由民主派。但解放前的毛泽东，为夺取江山的需要，是把他们当作社会的中间派来争取的；而建国后稳坐江山的毛泽东，则把民主派等同于右派，视为打击对象了。所以，40年代的闻一多，成为中国民主派的英雄。而50年代的罗隆基做为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代表，只有去充当挨打的反面角色了。

他请我去客厅看看。如果说，我家的客厅是古色古香的话，那么罗宅的客厅则有些洋里洋气了。茶几中央是一束黄色唐菖蒲，插在一个缠枝莲花纹的青花赏瓶里，瓶高颈细，花繁色雅。仅这样一束花，就使屋子里充溢着柔润清丽之气。

我问：“罗伯伯，这花从哪里来的。”

“我买的，每星期在东安市场买一次。你喜欢这种颜色吗？”

“喜欢。”

“你下个礼拜来，我就换个别的颜色给你看。我喜欢鲜亮的颜色，要不然，你罗伯伯就更老了。”

我的父亲从不买切花，他喜盆栽和露养。

罗隆基的客厅，没有多少古董。只在一个菲律宾木的玻璃大橱里，摆放着青花瓷的各式器皿。他对我说：“瓷器里，我只好青花，也只买青花。我不管官窑还是民窑，只要我喜欢，就可以了。”

罗隆基推开橱门，取出一只青花大碗，指着碗壁绘制的松下高士、锄地得金等四组人物构图，说：“这是康熙官窑的东西。”

他举着碗，让我靠近细观：果然那上边的人物形象生动，山川草木层次清晰，图案繁密。他还拿出青花瓷盘、青花玉壶春瓶和一个造型别致的青花小罐，让我把玩。别看罗隆基以“喜欢就行”为收藏标准，其实，他有鉴赏力。

令我吃惊的是：客厅四壁，悬挂的全是仕女图，有张大千的、徐燕荪的、叶浅予的、傅抱石的、梁黄胄的、张光宇的。父亲酷爱书画，在各种画作里，他极少买仕女图。即使买了，也不挂。记得有一次琉璃厂送来一幅张大千的水墨仕女图，由于画的是女人的一个背影，十分清淡，且写意味道甚浓。父亲买了，也只在客厅挂了3 日，便叫洪秘书卷了起来。那时，我正爱看大美人，心里自不高兴，但父亲解释说：“正屋挂女人像，不雅。”

我把父亲的这个观点告诉了罗隆基，他把眼珠子一瞪，嘴角一咧，说：“小愚，谁象你爸爸那么有福分，（一九）57年后，我是人去楼空呀！我买仕女图，叫做画饼充饥，我的章小姐，你懂吗？”

他特别声明今天之所以挂这么多幅画，完全是为了我。

最后，他带我参观了他的卧室。迎面是一张大大的双人床，床上叠放着一方毛巾被。被单、枕头、窗帘，均为白色，质地或棉或纱。床头柜上是台灯、座钟和一只小铃。这间屋子，我似乎能感受到主人内心生活的落寞。

“罗伯伯，你的床头为什么要有小铃？”

“我有心脏病，有时在夜间发作。一旦有病情，我就按铃，外面的人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又回到客厅小坐。罗隆基赶忙从书房，把我的绿茶和冰水端到了客厅，让我慢慢喝，并遗憾地解释：“我因为有糖尿病，家里不备糖果，也很少买水果。小愚，你莫嫌罗伯伯小气呀。”

父亲说他爱向女性献殷勤，看来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献得来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觉得这简直就属于是一种天性了。

我说：“罗伯伯，爸爸夸你精通国际政治和西方法律，是这样吗？”

他笑了，神情得意地说：“你爸爸说对了。但有一点需要补充。那就是我也懂中国的法律。比如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迅速的所谓‘盛世’、‘治世’ 和‘中兴之世’，都和统治者整饬法制，振肃朝纲的政治活动相关。你一定看过通史啦，那上面讲到的汉代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包括明代的仁宣之治，都是这样的。”

回到家中，我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说到最后，我告诉父亲：“爸爸，让我高兴的是，罗伯伯没有把我当小孩子。”

父亲故意瞪眼，喝道：“这恰恰是最危险的。”

我大乐，父亲也乐。

在庆祝反右倾胜利的同时，所有的中国人的肚子开始品尝饥饿。三年自然灾害来了，“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无数”。当代社会用萧条恐怖的景象，来显示“民以食为天”的古训。章罗的聚会，原本出于精神的目的，现在也被物质的欲求所充实。形式上，也相应地从清谈变为聚餐。聚餐的建议是罗隆基提议的，无固定日期，实行ＡＡ制。基本成员有罗隆基、陈铭德、邓季惺、赵君迈、康同璧母女、父亲、母亲和我。偶尔有黄绍、周舫文。聚餐之前，相互用电话联系，订下人数与时间。至于地点，就看每次是由谁做主持了。如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自然是在四川饭馆。去“新侨”、“听鹂馆”等供应首长的内部餐厅，则由父亲出面。

为此，罗隆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小愚，你罗伯伯后悔啦！我要象你爸爸一样，赶快认罪该有多好，能保留部长级待遇。当时不知利和弊，现在看出得与失。你爸爸是肉蛋干部（指每月配给一定数量的肉类和蛋类），我是糖豆干部（指每月配给一定数量的白糖和黄豆）。连”新侨“的西餐都吃不成啦。”

那年头，除居民定量供应的粮油、副食、肉类、芝麻酱、肥皂之外，其余的东西均以高价出售。故有“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手纸上茅房”的民谚流行。下一次馆子，花销不菲。我们的聚餐常常是半月一次。8人一桌，约费8、90元。我家3人，母亲每次须带4、50元。

经过一段时间，母亲有些不安了。对父亲说：“我们这些右派，常常这样吃饭，会不会让人家有看法？怀疑我们又搞什么活动了？”

“怕什么！吃饭总不犯法吧？”

经父亲这么一说。母亲心里不嘀咕了。电话一约，这7、8个人准时到齐。

事情居然有那么凑巧。一次，约定在专门供应首长的新侨饭店六层的西餐厅吃饭。进门，见已有一桌人围坐在那里。再走近些，发现这些人的面孔并不陌生。原来是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周新民、高天、吴……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民盟的左、右两派在这里碰面了。别说是父亲和罗隆基，就是我，也感到十分地不自在。奇怪的是，左派先生似乎更觉得不自在。刚才还在边说边吃，现在都哑巴了，吃闷头儿饭。

我们选了一个和他们距离最远的餐桌。父亲挑的座位是背向他们，罗隆基偏选个位置正对着胡愈之。

父亲说：“努生，我们两个是民盟的，你看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

“伯钧，你不要动，为什么非要我们过去？他们就不能过来？”说罢，罗隆基把身子板挺得直直的，好让瘦小的胡愈之能一眼瞧见自己。

年过八旬的康同璧，全然不解这种紧张局势，操起一口广东官话，大讲其父南海先生在伦敦地下餐厅吃龙虾，因付不起钱而受窘被困的故事。大家特别认真地听，个个都想尽量在这样的认真中，忘掉“那一桌”的存在。

那一桌很快吃完了。周新民走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左派撤离。

“老罗，下次民盟开会又有新材料了。”父亲虽是笑着说的，但不无担心。

“你不是说过，吃饭不犯法吗！”罗隆基扶了扶镜架，气呼呼的，脸也是红的。

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小姐伏在我耳边，说：“小愚，你看他这时象不象一只好斗的公鸡？”

聚餐多了，我就发现每次饭罢，罗隆基和罗仪凤二人并排而行，不是快步于前，便是缓行于后。他们用英语交谈，罗隆基说话的语气柔顺和婉，罗仪凤那双深陷的眼睛，亮得发光。

我问父亲：“他俩怎么了？干嘛老单独在一起。”

“努生在献殷勤，仪凤大概在恋爱。傻丫头，已经长这么大了，还不懂人的感情。”父亲虽责怪我，却有一种兴味在里头。

一日，罗隆基打来电话，对父亲只说了句：“伯钧，不要出去，我要马上过来。”

电话弄得父母很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父亲立即让司机开车去兹府接他。

这次谈话，不象在议论时政，罗隆基的声音很小，我怎么听也听不到。事后，我问母亲，母亲告诉我：“昨天，是你罗伯伯的生日。上午接到罗仪凤的电话，说有礼物送上。下午，从一辆汽车里端出四大盆花和一个蛋糕。老罗把蛋糕盒子揭开，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图案是一支丘比特箭连着两颗心，心是红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罗隆基收下礼物，怎么也不敢给罗仪凤回话。这不，向你爸爸讨计策来了。”

我问：“爸爸说些什么？”

“你爸爸怪老罗不该大献殷勤，摇动了女子的春心。人家出身名门，又至今未婚，她能袒露心曲，已是极果敢、极严肃的举动。如果讲般配的话，罗仪凤实在是配得过的。只看老罗有无诚意了。”

“那罗伯伯又怎么讲呢？”

“老罗说，罗仪凤是很好的女子，但他们只能是互称兄妹，而不可结为夫妻。”

“为什么？罗伯伯不是自比卢梭，风流一辈子，到头来却无女人相守吗？”

“你爸爸一眼看透，说：‘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够漂亮吧？’努生支吾半天，说不出一条理由。”

我把自己所认识的罗隆基的女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的确，她们个个漂亮。这还不包括罗隆基的妻子王右家。而王右家被公认是洒脱任性、美艳如花的一个女人。

后来，叶笃义来家小坐。父亲和他谈及此事，说：“这事如成，努生会幸福的。罗仪凤的修养且不说，单是那烹调，就让老罗享用不尽。她既能做一手地道的粤式点心，又能摆出一桌精美的西式大菜。”

叶笃义却说：“老罗是无福消受。我和罗仪凤在燕京大学是同学，她的人品和成绩，都非常优秀。谁都知道老罗英语好，却还赶不上她。”

父母一直很想从中撮合，可他们二人的关系再没有向婚姻之途发展，但仍是往来密切。父亲慨然道：“在男人当中，恐怕只有努生才有这种吸附女人的魅力。”

在与罗仪凤的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罗隆基还真的闹了一场恋爱。在一个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个风韵多姿的中年妇女。很快，他俩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约会，一般是罗隆基给她写张便条，托专人送去。彬彬有礼，措辞谦恭。处得久了，人也熟了，罗隆基写条子，态度就亲昵随便起来，他们的约会也不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妇女在接读条子的时候，被自己的兄长察觉，一把抓了过来。兄长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其发现条子的落款竟是罗隆基三个字，顿时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与大右派往来。她吓坏了，流着眼泪恳请罗隆基忘掉自己。

这对罗隆基来说，已不是什么约会、跳舞或写条子的问题，这是侮辱、羞辱和耻辱。换了别的右派或许罢手，而他不能。

罗隆基特地从政协叫了车，找到了科学家，郑重相告：“今日以前，我与令妹不过是朋友；此刻，我与她在恋爱；将来，我与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无人可以剥夺我的权利。”言罢，不等科学家开口，即转身离去。

科学家也不甘示弱，却想不出良策对应。他找到了周恩来，请总理出面“摆平”。罗隆基何以能平。

消息传出，反应不一。父亲说：“一个血性男子，当如是。”

民盟中央的人说：“哼！自己是大右派还不老实，风流成性。”

罗仪凤听说后，从下午便守着我，伤心落泪至黄昏。

（一九）62年9月，中共举行8届10中全会。毛泽东做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要求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说，中国人当中有百分之一、二、三的人是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父亲把《人民日报》的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读了又读，皱着眉头对母亲和我说：“形势不大妙，老毛不知又要搞什么名堂了。”

一日，统战部叫父亲去一趟。父亲进了小会议室，罗隆基已坐在那里。不一会儿，彭真板着脸来了，对章罗既不握手，也不问候。父亲心想：（一九）56年他们曾一道出国访问苏联和东欧，彼此有说有笑。今日见面，如临敌匪。中共让一个主管政法的人出面谈话，肯定有了什么严重情况。

彭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两个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

父亲和罗隆基，互看了一眼，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彭真继而说：“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可申请出国。除了台湾，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如果没有钱，我们愿意送你们出国。在国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来看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仍然欢迎。必要的话，还可以派人去接你们回来。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了。”

父亲回答：“我虽留学德国，三次暂居香港，到过十几个国家，但请转告毛主席，章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罗隆基说：“有机会我是想出去。不过，现在不想走，我还要看看。”

彭真起身，谈话结束。

好几天，父亲的心情都很坏，一直在推想彭真谈话的起因。他对母亲和我说：“不知谁出了问题，把乱子的责任朝我们俩人的头上推。与中共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我们的爱国立场，他们是清楚的。现在，居然由政法书记出面，提出送我们出国。很显然，是对我们最基本的家国观念和爱国立场也产生了怀疑，一定认为我们在背后搞了什么举动。”

父亲也不满罗隆基那天的表态：“最糟糕的，是努生的表态。什么叫 ‘有机会想出去’？人家不正是怀疑我们伺机而动吗？所有的聪明他都摆在脸上，其实，他处理一些问题，是傻气十足。可你要当面说他傻，他还要跟你吵。”

停顿片刻，父亲象是自言自语：“这几天，他没有打电话来，恐怕躺在床上，也慢慢察觉到气味不对了。”

过了段时间，冯亦代来我家过周末，吃罢晚饭，闲聊起来。他告诉父亲：“传言刘王立明的一个儿子，最近在边境被捕。审讯时他交代说，有四个人要潜逃国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这四人究竟是谁，还不清楚。”

冯亦代讲这则消息，不过是当作社会传闻、茶余酒后的谈资，说说而已。不想，父亲听后大惊，骤然悟出彭真讲话的背景。冯亦代走后，父亲对母亲说：“刘王立明是努生的相好，再加上我和你，不刚好四人。如果中共是这样来推断的话，那一定怀疑我们有出国的企图，难怪彭真要找我俩谈话了。”

事情没有了下文，算是不了了之。但父亲和罗隆基的内心，都更加明白：中共对他俩的印象是越来越坏了。这从民盟中央的每次学习会，胡愈之必骂章罗的行为中获得印证。俩人的情绪很消沉。

不过，他们也有喜悦欢欣之时，尽管它短得只有几分种，却刻骨铭心。

“伯钧，今晚我到你家，有个消息告诉你。”罗隆基在电话里的口气轻扬，连站在一边的我，都听见了。

晚饭后不久，罗隆基来了──这是一个初春，父亲还穿着蓝色薄丝棉袄，而他已换上了浅驼色西装。精心梳理的头发，整齐地披向脑后。

神情含蓄的罗隆基，让父亲猜猜他带来一条什么样的消息。

父亲说：“统战部对我们有什么新的处理？”

他摇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是不是周恩来找你谈话？要你做些事。”

他又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父亲不猜了，带着一种讥讽口气，说：“当今的民主党派，再没有比中共的召见更重要的事了。”

罗隆基说：“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

父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来踱去，情绪很不平静。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早点睡觉。

当晚，他俩谈得很久。

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我想，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

我说：“这和罗伯伯昨天带来的消息有关吗？”

“是的。”父亲让我把他的小茶壶拿来，他似乎要认真地和我谈谈了。

他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

父亲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语调也放平缓，继续说道：“这话现在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努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分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份，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份而自豪。

（一九）六三年秋，我毕业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现不佳，被分配到西南边陲。

罗隆基说：“小愚。你走时，罗伯伯给你饯行。”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称赞道：“你能让他请客，很不简单。共产党说我两个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盟。可是，他从来没有请我吃过饭。”

九月下旬，罗隆基兴冲冲打来电话，说饯行的事已经办妥，在和平宾馆预定了西餐。那时的金鱼胡同，多为庭院式的四合院，精致又气派，而和平宾馆是那里唯一的洋楼，西餐做得不错。

初秋的夜空，疏阔清朗。七时整，父母带着我准时进了餐厅，身着灰色西服的罗隆基，已在那里等候。他起身拉着我的手，一定让我坐在他的旁边。桌上的刀、叉、杯、盘在灯光下，熠熠发光。寒暄几句之后，罗隆基说：“这里的西餐很丰盛，一个人一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点了菜，订的是三份。四个人吃，也是足够的。”

父亲不吭声，母亲忙说：“可以，可以。”

上菜的时候，我发现罗隆基点的，几乎全是牛排、猪排一类。而且，哪里是他所说的“一个人吃不完一份”？

肚子尚未填饱，彬彬有礼的服务员即上前，轻声问道：“饭后，要不要咖啡、红茶、冰淇淋？”

不等罗隆基开口，我抢先喊着：“要，要。我要双份冰淇淋。”

在饭桌上，罗隆基讲了很多亲热的话：希望我常写家信，信中毋忘对他的问候；希望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归来时，身旁能有个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着北京城里一个孤苦伶仃的罗伯伯……原本，饮食聚会是件欢悦的事，经他这么一说，变得惨兮惨兮。父亲的话，就更少了。

饭毕，我再三道谢。大家步出宾馆，穿过有假山、水池点缀的中式花园。时近中秋，冷的月色和黄的路灯透过凌乱的叶片，把班驳的光影投洒在地面，晚风已分明带着凉意。父亲用车先送罗隆基回兹府。

到了他家门口，罗隆基问父亲：“要不要进来坐坐？”父母连连摆手。其实，我是很想进去的。

罗隆基俯身汽车的窗口，对我说：“小愚，再见！罗伯伯祝你一路平安。”

不想，月下的一声再见，竟是诀别。

回到家，父亲让厨师马上给他煮一小锅稀饭，说：“努生太小气，我根本就没有吃饱。”
此后，外地工作的我给父亲的写信，在末尾从未忘记问候罗隆基。父亲的复信对他的情况，却只字不提。

（一九）六四年，姐姐结婚，母亲来信说，婚礼在家举行，父亲大宴宾客，请了以罗隆基为首的八个大右派。那日，罗隆基非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还问起了远在天边的我。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在乡下参加“社教”运动。一日，进县城开会，在“社教”工作团团部的办公桌上，放着刚到的《光明日报》。打开一看，发现刊登着这样一条新闻：“全国政协委员罗隆基去世”。文字简短，平淡如水。当夜，我回到茅草棚，流着眼泪给父亲写信，追问：我亲爱的罗伯伯是怎样地去世？

父亲没有回复。

（一九）六六年春节，因批评单位领导而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没有向组织请假，跟人家借了八十元，偷偷买了张机票，悄悄溜回北京。父亲高兴得亲自到机场去接，我坐进老别克车里，便问：“爸爸，罗伯伯是怎么死的？”

父亲不做声，司机不做声，警卫不做声。车外是一片残雪和雪后的严寒。

第二天用过早饭。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卧室，对我说：“昨日，你刚从飞机下来，就打听努生的情况。你要知道，现在的北京政治空气很紧张。这些话题，都不宜在公开场合谈论。现在，爸爸可以告诉你── 他是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努生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才如江海命如丝’，这句诗用在努生身上，是合适的。”

我去过罗隆基的卧室，洁净，有序，贵族气息。我能想象出他临终的样子：挣扎，痛苦，死不瞑目。

父亲叹息良久，又道：“如有仪凤在，努生当不死。”后更正，说： “所幸仪凤未嫁努生！”

“爸爸，死后你去看了他吗？”我这样问父亲。

“或许因为我们是‘联盟’，也通知了我。我到兹府的时候，一切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也空空荡荡。我问民盟的人：‘老罗写的那些东西呢？’他们说：‘组织上拿走了。’”
“罗伯伯写了什么书？”

“不，不是书，是日记。几十年，老罗一向有记事的习惯。他留下的这些文字，让统战部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笔下，一定骂我不少，这起码能叫他们知道章伯钧和罗隆基到底有无联盟？”父亲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脸上浮起一丝苦笑。

母亲还告诉我，罗隆基家中藏有一箱子女人写给他的情书，里面还有青丝发。这些属于隐私的物品，也被拿走。反右时，民盟的人骂他是“一日不可无女人的流氓”，可他划右以后，依然故我。那时，我不大能理解男人的这些事，便去问父亲：“你说罗伯伯是流氓吗？”

“你要知道努生是独身，他有权谈情说爱。他的这种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品格沉沦，不如说是在压抑、委琐的现实中，唯一可以表现自己、表现活力的方式。当然，他也用这个方式摆脱精神孤独。再说，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罗隆基身边还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愿意保持交往。她们觉得老罗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么欺骗。象与刘王立明的亲密关系，就伴随努生半辈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父亲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口气几乎是恶狠狠的。当时我不知父亲所讲 “有人是流氓”，指的是谁。

不管别人怎么骂他，官方怎么说他，罗隆基的滔滔雄辩和喃喃情语，在我心中都是无比的美好和珍贵。

英雄无后，天才无种。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叔侄俩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罗隆基的骨灰，走了。

（一九）八三年一个冬日的晚上，由罗隆基供养读完大学学业的侄子来京出差，提着个大蛋糕探望母亲。他喜洋洋美滋滋地地告诉母亲：前不久，挑了十八幅齐白石的画（罗隆基专门收藏齐白石），以三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省博物馆，现在自己是个万元户了。母亲送走客人后，哀叹不已，说自己要有三万块钱就好了，可以留住老罗的藏画。

（一九）八五年，是父亲诞辰九十周年，我们一家人在母亲的带动下，四方奔走，不断请示，终被官方批准，搞了一个座谈会。民盟中央是主办单位之一。这次活动使民盟的人受到启发，决定也照这个样子，给罗隆基举办九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民盟中央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著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

我对母亲说：“即使民盟中央不请我参加，你也要带我去。”

母亲同意了。

在会上，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做了总结性、评估性的发言，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千家驹的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他一直愧疚……

我们全家每年都要给父亲扫墓。我第一次扫墓是在（一九）七八年平反出狱（我于一九六八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返京后，由母亲带我去的。

祭扫完毕，我问：“罗伯伯骨灰，也在这里吗？我想看看。”

母亲答：“他的亲人都不保留，民盟的人还会保管？”

我仰望浮云，满脸泪痕。

“古来何物是经纶，一片青山了此身。”从父母双亡，寡嫂收养到孤凄而死，尸骨无存，罗隆基始终是个漂泊无依的人。

（二ＯＯ一年十一月完稿、二ＯＯ三年六月修改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

注释
潘光旦（1901～1967）：原名光，后署名光旦，又名保同，号仲昂，江苏宝山县人。1913年江苏省政府咨送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秋赴美留学，入迪特茅斯大学，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在社会学、优生学、家庭问题及进化论、遗传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返国后历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东吴大学法律学院预科主任，光华大学社会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讲师，中国优生学会会长等职务。1927年春，与胡适、徐志摩等在上海筹设新月书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代表团代表。1934年秋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后兼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10月任长沙临时大学教务长。1938年5月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务长。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任第2～4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后任中央民族学院专门教授。1967年逝世，终年66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著有《优生学》、《优生概论》、《政学罪言》、《人文史观》、《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

注释
曾昭抡（1898～1967）：字叔伟，湖南湘乡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26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中央大学任教授并兼任化学系主任。1931年秋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发起创建中国化学会，并担任化学会会志总编辑，还多次当选为中国化学会会长及常务理事。1935年担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北大南迁，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8年4月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曾被选为第1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1958年任武汉大学教授，1967年逝世。终年 68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著有《炸药制造与实验法》等。

注释
范朴斋：生卒年不详。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兼宣传委员会副主委，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

注释
张志和（1894～1975）：化名何渠安，笔名李凡夫，四川邛崃人。 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2期，毕业后服务于川军，历任连、营长，刘文辉川军总司令部参谋，后又兼任兵工厂总办。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四川日报》《新川报》。大革命失败后和陈静珊在上海开办辛垦书店，又在家乡办敬亭小学和中学。1932年脱离川军出蜀。 1934年出国考察，并到苏联参观，回国后曾去两广鼓动李宗仁等抗日。1936年在上海辛垦书店主编《研究与批判》革新号。同年底在成都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曾去延安。回到成都后恢复党籍，从事文化界救亡运动，与陈静珊等合办《新民报》、主编副刊《政经周刊》，应王陵基相邀，经党同意，任30 集团军副团长及总司令部参谋长，赴武宁抗日。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前身），任民盟中央委员，西南总支委员，主要从事国民党西南高级军政人员统战工作。1942年将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引与周恩来见面，后促成刘部起义。1945年在成都出资开办健诚实业公司和临邛茶厂，掩护地下党和进步人士。1949年后，当选为第2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1975年逝世，享年81岁。 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

注释
刘王立明（1896～1970）：原姓王，名立明，婚后随夫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姓刘。安徽太湖人。1916年留美攻读生物学，回国后，于20年代初开始创办妇女刊物，发表文章，著书立说，宣传富民强国，要求妇女解放，成为我国早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她领导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反对包办婚姻，倡导节制生育，开展妇女职业教育和兴办妇女福利事业。先后在上海、香港、重庆、成都、广元等地，创办妇女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妇女工艺生产社、妇女赈济工业社等。抗战前，在上海创办了专为单身妇女解决食宿困难的女子公寓，在江湾设立妇孺教养院，收容大批流离失所的妇女儿童，并给予一定的职业训练和文化教育。抗战期间，又在四川叙府和重庆分别创办湛恩难童教养院和胜利托儿所，后者是当时重庆唯一的全托托儿所。她还发动各阶层妇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线，抢救伤员、难民和天津流亡学生，并负责主持梅园难民救济所。1934年日本特务暗杀了刘湛恩，她秉承丈夫遗愿继续从事抗日运动。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与李德全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团结进步妇女，宣传民主反对独裁。1946年，与陶行知等人倡导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陶去世后，接管会务。积极援救被捕的进步人士及其家属。建国后，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1957年划为右派，1970年逝世，享年74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

注释
周鲸文（1908～1985）：号维鲁，辽宁锦县人。青年时期，从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旋赴美国，入密西根州立大学，毕业后赴英，入伦敦大学学习政治学。1931年返国，主办《晨光晚报》。1933年塘沽协定后，在北平组织东北民众自救会，出版《自救》周刊。1936年任东北大学秘书主任兼法学院院长，并代理校长。 1938年初赴香港，创办《时代批评》半月刊，宣传抗日。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后任副秘书长。建国后，任第1届全国政协委员，第2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1956年12月去香港，后在香港主编《时代批评》及英文《北京消息》半月刊。1985年逝世，终年77岁。著有《人权运动纲领》、《风暴十年》。

注释
叶笃义（1912～）：安徽安庆人。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1944年加入民盟，后任民盟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建国后，任法律出版社社长，政务院政法委员、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后任第6～7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副秘书长、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

注释
罗德先：生平不详。

注释
张东荪（1887～1973）：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早年留学日本，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辛亥革命时回国，历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上海《大共和日报》、《庸言》杂志、《大中华》杂志和《正谊》杂志主笔，《时事新报》总编辑。并在上海中国公学任大学部部长兼教授。1919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任总编辑。次年改名为《改造》。1920年与梁启超等成立《讲学社》，1922年与瞿菊农等创办《哲学评论》，并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1932年与张君劢等在北平组创国家社会党，并发行《再生月刊》。1934年与张君劢在广州创办学海书院任院长。后回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曾一度被日军拘禁。获释后，从事著作。1938年当选为第1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当选为第2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1月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73年6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著有《道德哲学》、《认识论》、《科学与哲学》、《多元认识论重述》、《阶级问题》、《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

注释
浦熙修（1910～1970）：江苏嘉定人。女。7岁随母赴北京，读一年高中即辍学。再进入京华美术学校学绘画，两年后接替大姐在北京女师大附小教课。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时继续在小学兼课。大学毕业后，任北京志城中学语文教员。1936年随夫袁子英至南京工作。1937年任职《新民报》，初负责发行广告，后升任记者，采访部主任。1948年夏，《新民报》被封后，继续为上海、香港等地报刊撰写揭露时政通讯；同年11月，被捕入狱，经营救出狱赴上海。1949年曾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该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并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候补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副主任。1970年4月23日病逝。终年60岁。著有《新疆纪行》、《朝鲜纪行》等。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获得改正。

注释
在五四运动中，罗隆基取代了清华最初是学生领袖陈长桐，领导清华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而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行为早已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煜全下令关闭电灯，不想此举激怒了学生，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学生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乡下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清华学生驱赶校长风潮。张煜全、金邦正接连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交部派来第三任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在三赶校长的风潮中，闻一多写宣言、贴标语，做的是文书工作，而罗隆基则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才能，演讲、开会，风头极健。罗隆基、闻一多等辛酉级学生，应该在一九二一年夏季毕业，秋季赴美。由于参加学运而受到校方当局的刁难。罗隆基和闻一多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级学生一部分人在清华学习九年。故罗隆基后来在人前夸耀自己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

注释
刘清扬（1894～1977）：天津人。回族。女。五四运动时期，参与发起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担任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并参加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组织的觉悟社。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广州、上海、北平等地组织爱国妇女团体。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1931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1975年被监禁。1977年病逝。这里说的“远学刘清扬”是特指她的婚姻行为。她与张申府的爱人关系从保持了二十八年（1920～1948）。正当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以势如破竹的速度取得胜利之际。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发表《呼吁和平》一文。11月 15日民盟总部宣布取消其盟籍。12月26日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了离婚启事。

注释
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校。1928年回国，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任浙江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抗战期间，任湖南身省盐务局局长，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 1942年被选为第3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 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 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附：罗隆基着译篇目
〔1〕《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以前之吏治》，《新月》1卷8～10月号（1928，10～12月）
〔2〕《美国的吏治与吏治院》，《新月》2卷1号（1929，3月）
〔3〕《专家政治》，《新月》2卷2号（1929，4月）
〔4〕《论人权》，《新月》2卷5号（1929，7月）
〔5〕《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新月》2卷6，7号（1929，9月）
〔6〕《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新月》2卷8号（1929，10月）
〔7〕《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2卷12号（1930，2月）
〔8〕《汪精卫论思想统一》，同上
〔9〕《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新月》3卷1号（1930，3月）
〔10〕《我们要财政管理》，《新月》3卷2号（1930，4月）
〔11〕《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书评）》，同上
〔12〕《行政学总论（书评）》，同上
〔13〕《漱溟卅后文录（书评）》，同上
〔14〕《政治思想之变迁（书评）》，《新月》3卷2号（1930，4月）
〔15〕《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新月》3卷3号（1930）
〔16〕《服从的危险》（拉斯基着，罗隆基译），《新月》3卷5，6号（1930）
〔17〕《约法与宪法》，同上
〔18〕《政治家的态度》，同上
〔19〕《平等的呼吁》（拉斯基着，罗隆基译），《新月》3卷7号（1930）
〔20〕《总统问题》，同上
〔21〕《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同上
〔22〕《上海民会选举》，同上
〔23〕《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新月》3卷8号（1930）
〔24〕《国民会议的开幕词》，同上
〔25〕《我们不主张天赋人权》，同上
〔26〕《美国官吏的分级》，同上
〔27〕《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同上
〔28〕《现代文明里的世界政治》，同上
〔29〕《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党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3卷10号（1930）
〔30〕《美国官吏的考试》，同上
〔31〕《“人权”释疑》，同上
〔32〕《答复叶秋原教授》，同上
〔33〕《什么是法治》，《新月》3卷11号（1930）
〔34〕《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新月》3卷12号（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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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7/5/3/n169771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