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共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的制片人来说，可算暂时松了口气，因为终于连蒙带骗加掩盖，将中共自成立起至1976年文革结束不堪的历史和诸多残酷迫害民众的运动走过，迎来了邓小平上台和改革开放时期 。洗脑片从第四十一集《历史转折》到第五十三集《屹立的旗帜》，从多个角度讲述了邓上台后，为了挽救中共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如政治上否定毛的“两个凡是”，经济上推行改革开放，设经济特区，允许个体经营，农民可以包产到户，军事上裁军100万，科技上实行“863”计划，文化上恢复高考，对外关系方面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解决港澳问题，等等。

邓小平采取的上述措施，对挽回民心、拯救中共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这一时期中共仍在意图掩盖毛泽东为消除党内异己刘少奇等人自下而上发起的文革浩劫的真相，欺瞒世人。他们深知，破坏毛的形象，中共的存在也将受到质疑，因此将林彪与四人帮推出，指责为文革的罪魁祸首，让他们成为“毛的替罪羊”，而毛只是受他们欺骗而已。

1981年，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特别法庭对“四人帮”进行了所谓的公开审判，并认定他们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将文革的罪责推到他们身上，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江青拒不服从判决。江青为何不服呢？

资料显示，最早掀起“造神”运动并将毛捧到极致的林彪，在对待文革的发动问题和文革中，一方面公开表示支持毛，另一方面却亲自签发了军委八条，主张军队“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表明了其真实的态度。此外，林彪是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成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成为中共二号人物，而擢升他的正是毛本人。显然，文革的爆发根本与林彪无关。

此后，因林彪与毛在若干问题上产生分歧，多疑的毛开始怀疑他要从自己手中夺权，特别在随后由毛发动的“批陈（伯达）整风”运动中，林彪并没有完全顺从毛，而是采取了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这让毛更加怀疑，并由此设下了阴谋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选择充当了毛的帮凶，直到让林彪一家乘机在蒙古坠毁且不明不白。毛随后在军队展开清洗。

而“四人帮”一词的出现更是在文革之后，而且是出自毛之口。1974年7月17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她(江青) 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2月下旬，毛又对王洪文说：“你不要搞四人帮”。

在毛所定义的“四人帮”中，江青是毛的妻子，曾任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九大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文革时期上海公社领袖，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后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王洪文，文革时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头目，十大时成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毛有意栽培的接班人；姚文元，因其那篇著名的文章宣告了文革的开始，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显然，这四人完全依赖毛的提拔和庇护，而他们对毛的忠心也是显而易见的。况且“四人帮”形成于中共十大（1973年）之后，虽然做了不少坏事，但都是听命于毛的，不应该为文革的发动承担主要责任。事实上，中共官方也承认，“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贯彻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助手。既然是助手，无疑是要听主子的话的。

自然，江青的不服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文革是毛发动的，江青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秉承毛的指示。更为讽刺的是，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帮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相反，二者之间却充满了冲突。中共将林彪和四人帮混在一起加以鞭挞，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歪曲历史，掩盖中共的罪恶。因为扒开毛的画皮的那一天，就是中共垮台的那一刻。

在掩盖文革真相的同时，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并通过了实施经济改革的政策，但对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却讳莫如深，依旧采取专制的统治形式。换言之，当中共的领导人们意识到政权受到所谓的“威胁”时，便毫不犹豫地对民众进行打击、镇压，甚至是血腥的屠杀。

事实上，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1978年，北京便出现了政治集会和内容更为大胆的大字报，批判了文革和过去中共的暴行，要求人权、法制和民主政治制度。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了这一民主运动，并出版和发行了各种非正式刊物。意识到威胁的中共当局在1979年春采取了行动：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组织，逮捕了一些民主运动的领导者。

1981年，中共发起了第一次所谓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过去的右派作家白桦为首要打击对象，但因阻力太大、后果不堪设想作罢。1983年4月，美国政府宣布给予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政治庇护，被称为“胡娜事件”。10月，中共掀起在思想战线上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运动。

在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政时期，他们虽然受制于邓小平，但两人倾向于放宽思想言论控制。因此自1985年以来，中国出现了短暂的罕见的自由时期，包括曾被禁止的大量西方著作被翻译出版，大量西方学术思潮和民主自由思想涌入中国，影响着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许多知识分子在经过深刻的反思后，对国家政治模式提出了不同看法，希望借鉴西方的民主制度。这种自由化倾向引起了邓和其他中共“左派”的不安，1986年，中共展开了第二次所谓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1987年1月1日，北京学生游行要求取消游行十条。这再次引起了以邓为首的中共老一代领导人的不满。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由总理赵紫阳代理总书记职务。中共掀起了第三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而赵紫阳当上了总书记后，希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实际上，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在1987年后就一直没有再向前推动过，因为阻力相当大。

1989年3月，拉萨发生要求西藏独立的游行和骚乱。3月8日拉萨宣布戒严。4月15日，胡耀邦因病突然去世。由于胡在知识分子心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学生自发参加了悼念活动，并在悼念活动中对胡遭遇的不平待遇表达了不满，尤其表达了对一些腐败传言很多的领导步步高升的气愤。这种情绪迅速蔓延，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当时游行提出的最激烈的要求是：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分领导实行改选。

这样的要求对中共来说显然不能接受，施压逐步升级，反抗也愈加强烈，北京出现了百万人大游行，最终邓小平下令开枪，酿成了“六四”惨案。一个国家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百姓开枪，这是怎样的政权呢？

1989年“六四”期间究竟有多少人失去生命？1996年3月初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前社会状况》研讨会上公布的内部档案材料显示，全国共有931死亡，二万二千余人受伤。而“六四”前夕担任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鲍彤，透露当年红十字会曾经披露，在血腥镇压之下死亡的人数高达二千多人。此外，2013年，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中称，“六四”大屠杀死伤3,000人。而2014年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显示，“六四”死伤民众多达四万人，当中10,454人被杀。

无疑，“六四”屠杀是中共欠下中国人的又一笔血债。在又一个“六四”纪念日来临之际，让我们期待着正义来临的那一天。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6/3/n1299622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