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西山，有一座卧碑，后面种着一棵白皮松。来祭拜碑主人的后人中，有文学家、建筑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可谓满门奇才。这里到底长眠着什么人呢？

和梁启超的盛名相比，王桂荃可以说是鲜为人知；和梁家儿女出生名门不同，她的早年也颇为心酸坎坷。王桂荃原名王来喜，1886年生于四川省广元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出生后，她母亲就去世了；4岁时父亲也去世，继母把她卖给人贩子。几经转卖，王来喜最后被京城的官宦之家李家买下做丫鬟。

1891年，23岁的李家大小姐李蕙仙，和19岁的梁启超结婚，王来喜也一同跟到梁家。她性情温顺，做事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和家眷先后出逃日本。王来喜虽然不识字，但勤奋好学，她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成了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并负责家务方面的对外联系。

1901年，李蕙仙在东京诞下梁思成，夫妇俩都非常高兴。但是，梁思成从小身体羸弱，夫妻二人又不约而同地担心起来：结婚10年，思成前面只有一个姊姊思顺，梁家人丁实在太少了。

两年后，在李蕙仙的主张下，梁启超把王来喜收为通房丫头，并为她起了大名王桂荃。而王也不负厚望，先后生育养大四子二女，分别为梁思永、梁思忠、梁思懿、梁思达、梁思宁和梁思礼。

但是，就像《红楼梦》中的平儿和袭人，虽然成了通房丫头，她们的身份依然是仆人，主仆有别，王桂荃也是如此。从梁启超给儿女们的家书中看，王桂荃一般被称为“王姑娘”或“王姨”，孩子们也不喊她“母亲”或“妈妈”。

然而，没有名分的王桂荃依然无私付出，被梁启超另眼看待。他曾对最心爱的长女梁思顺说，“她（王桂荃）是我们家庭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梁家子女对王桂荃的感情也很深，包括李蕙仙所生的三个孩子——思顺、思成和思庄。

民间流传着一段轶事，说梁思成小时候，有一次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打他。王桂荃吓坏了，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蕙仙还在气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王桂荃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而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也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写道，“虽然她（王桂荃）不是我的亲外婆，但她和妈妈思庄的感情如同亲生母女，待我也如同亲外孙女。”有一年在天津，十多岁的思庄染上白喉，住在医院里，王桂荃日夜守护在旁。思庄的嗓子化脓，病情严重。一天，她对着王桂荃大叫，“我要死啦，快叫爹爹来吧。”王桂荃又心疼又着急，她精心照料，思庄终于转危为安。

不幸的是，那时候，王桂荃的亲生女儿，也就是梁启超的四女，也染上了白喉。由于要护理思庄和别的病孩，王桂荃分身无术，四女因照顾不周夭折。吴荔明说，“四姨死时已经10岁，这对婆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为了不影响公公的事业，她偷偷地躲在厕所里流了不知多少泪，她强忍悲痛依旧每日承担着大量的家务劳动，不但不怨妈妈，反而更加疼爱妈妈。”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病逝，终年55岁；不到5年，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56岁。根据吴荔明的记录，梁启超没留下多少遗产，当时，儿女们大多还在读书，经济上还不独立，最小的孩子梁思礼才5岁。是王桂荃苦心把家维持下来，继续把儿女都培养成才，并想方设法把思礼送去美国深造。

梁家子女九人，被后人称赞“一门三院士，九子皆英才”。其中，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和思成同时获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其他兄弟姊妹也各有所成，比如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梁思忠曾就读美国西点军校，回国后任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等等。

子女各个成才，离不开他们个人的努力，更离不开家庭栽培，其中，就包括王桂荃无私的付出。但是，王桂荃并不是一个一心只扑在家务事上的家庭妇女。她很用功，一直到老都不断地接受新鲜事物，每天看报、听广播，关心时事，可以和子女们交谈，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她也很有生活情趣，喜爱旅游，平日在北京会到各公园走走。1957年，她已年过七十，却只身一人兴致勃勃地从北京去杭州游西湖，归途中还特意去黄山看看。在和梁启超的长期相处中，她还形成了幽默的性格，常讲笑话和各种故事给孙子们听。

当年，思成学建筑，思忠学军事，思永学考古。她非常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王桂荃活得很洒脱，与子孙们的感情也很好，晚年本来应该很愉快也很幸福。1950年，因为多个孩子都到北京工作，王桂荃卖掉天津梁氏故居的新楼和小楼，把家搬到北京，买下了西单手帕胡同甲33号的四合院。每逢她过生日，梁家就要聚会，有时在她家，有时在西单附近的四川饭店。

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王桂荃大约是顺应中共的号召，开始接受租客。2020年，一位名叫李彤的作者，在《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记录自己当年租住在梁家四合院的日子。他和王桂荃同住一个院子近十年，可以说是老人最后日子的见证人之一。

据李彤回忆，王桂荃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挥动着大扫帚，在院子里哗哗地扫地。天气好的时候，她常常蹲坐在东耳房外，和保姆一起择菜。李彤亲眼看到，她终生保持勤快。

时间来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原本平静的四合院生活。6月5日，党媒《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标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这“保皇派”一词，就是从康有为、梁启超那里借题发挥。而王桂荃被戴上了“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这顶大帽子。

8月下旬，北京34中的红卫兵冲进院子里“破四旧”，抄了王桂荃的家。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老太太，被拉到院子里批斗，要求交代先夫的“罪行”。她刚说了句，“我先生闹革命的时候……”就立即被呵斥说，“住嘴！他哪闹过什么革命！”同年11月，在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再把梁启超当作反面人物点名。

王桂荃的处境更糟了。她被剥夺四合院的房产权，被赶出自己的卧室，住进院里一间阴暗的小屋；每天早上，她还要在街道的监督下，扛着扫帚去扫街。而当时，梁家后代也都在文革中受尽迫害，自身难保，没人能顾得上她。

1968年，82岁的王桂荃孤零零地死去。关于她临终前的凄凉，我们找到一些描述。她的小女儿梁思宁曾经写纪念文说，“母亲在被抄家后患晚期直肠癌，因为年老和无人照应，兄嫂没同意施行手术。”“她孤独地躺在病榻上，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却不见一个子女来看望她。”“老人临终时只留下一句话：‘我知道孩子们不能来。’她含着无限的悲伤离开了人间，至今连骨灰都无法找到。”

她的外孙女吴荔明也说，“去世时，婆孤单一人，她多么希望能再看一眼她的儿女们啊，但儿女们不能来床前告别，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无一幸免。”

一生勤恳、无私付出的王桂荃含恨去了，留给儿孙们无限的悲伤。1993年，在梁启超诞辰120周年时，梁家后代聚在一起，讨论如何纪念王桂荃。大家商量后，想在北京西山，梁启超和李蕙仙合葬墓的边上，种一棵母亲树，寄托思念。

但那时，曾被狠批的梁启超，他的墓地又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后代想在那里种棵树，都要经过中共大小官员的层层批准。终于，1995年4月，梁家人在梁启超墓边上种下一棵白皮松，并立下一座卧碑。碑文中，子孙们刻下“梁启超第二夫人”这几个字，肯定王桂荃在家中的名分和地位。

碑文还写道：王夫人豁达开朗，心地善良，聪慧勤奋，品德高尚……在家庭中，她毕生不辞辛劳，体恤他人，牺牲自我，默默奉献。挚爱儿女且教子有方，无论梁氏生前身后，均为抚育子女成长付出心血……梁氏子女九人深受其惠，影响深远，及子孙辈。……愿夫人精神风貌长留此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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