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后,8月19日北京红卫兵开始跨出校园,走上街头掀起大规模的破“四旧”狂潮,高呼“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红卫兵砸老字号商店门匾,改“封资修”路名,剪掉路人的“怪发型”和“瘦裤腿”,直至普遍地发生强行抄家、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
与此同时,8月19日起一批批北京红卫兵南下到上海等地串联煽风点火。据当时在上海市东中学马上要高三毕业的安大峰回忆,8月20日一位在北京读大学的校友来到他们学校,带来了一批油印小报,有毛泽东说“造反有理”的《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北大附中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北大大字报《向修正主义的团中央开火》,《造反歌》,还有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在北大的讲话等。
校友对他们说,我就是来煽风点火的,学校领导至少是属于第三类的,要敢于造反,造那些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反!他一番话和那些资料既让他们震惊,更让他们信服。他们感觉这恐怕是到了一个精神上的转捩点,一个高潮即将出现。事实果真如此。
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破四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23日《人民日报》配发社论《好得很》,表示“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在“造反有理”、“兴无灭资”的旗帜下,政策和法律失去约束力,无政府主义思潮向全国迅速泛滥。8月21、22、23日,在上海外滩、南京路、各大学里,已经开始贴满从北京舶来的各种造反有理的大字报。
8月23日,上海红卫兵开始大规模走上街头大扫“四旧”。
安大峰回忆道,“上午我们到复旦大学,复旦大学校门已改成《东方红大学》,门口还贴上标语:‘包头止步,奇装异服滚开’!
下午我们到市区,大街上锣鼓喧天,红旗标语满街,外滩的外白渡桥已改成‘反帝桥’,黄浦公园改成‘反帝公园’,上海大厦改成‘反帝大厦’,苏联领事馆刷上了‘反修大楼’,南京路上的和平饭店也改成了‘人民战争饭店’。
马路上那些穿尖头皮鞋,梳大包头、穿瘦腿裤的人个个成为革命对象,逃得慢的被强行扒掉皮鞋光了脚,或剪掉头发,或剪掉裤子狼狈地逃到弄堂里。南京路上名牌店老字号的牌匾统统被摘下砸坏,当街焚烧。我们走到四川路教堂时,天色已晚,教堂里圣经被扔在院子里成堆地落在一起,准备焚烧,钟楼上的钟绳已被砍断,圣母像圣徒像被砸坏,教堂彩色玻璃的窗户被打碎,一片狼藉。狂欢者冲着教堂里的神父大喊:打倒上帝!打倒洋奴!黄昏路灯亮起时,造反的人群仍在街上狂欢,大家喊着各种口号:不许走资本主义道路!公私合营滚蛋!一律国营!取消定息(公私合营后国家每年付给资本家的一笔钱)!湖南农民运动万岁!红卫兵造反运动万岁!”
8月23日起,上海红卫兵与北京来的红卫兵掀起抄家风。夜色中,约有几十个当天被抄家的所谓“黑五类”,许多是小业主、资本家,还有教师,有老人,有妇女,揪斗后被赶到街头广场上,有的身上脸上流着血,躺着或坐在水泥板地上,低声呻吟着,大都衣衫不整。后来揪斗他们的人陆续散去,各自回去了,一些围观的人,在那里指指点点,大声议论说这个是地主婆,那个是老板娘,那个是胭脂店的老板,那个是小开(有钱人家的儿子)。这些人一定是太恐惧了,揪斗他们的人其实已离去,他们可以各自回家去了,但他们显然不敢,还不知所措地哆嗦在昏暗的街头广场上。“我自己也感到了恐怖,心想法国大革命大概也是这样混乱恐怖吧。” 安大峰说。
此后,他们学校的暴力也升级,许多教师被批斗殴打,被抄家,姓王的老师因为父亲是江西军阀与红军为敌,在毛选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中有名有姓,被打的最严重,有一次被红卫兵抡起板凳砸到后背致残。他们语文老师的家多次被抄,他们以前去过他的家,在上海虹口区的大陆新村,鲁迅故居也在那里,是日式洋房。老师家房前有个自家院子,由低到高的花架子上摆放了几十盆漂亮的兰花。在几次抄家后这些兰花被彻底砸烂。多年后,语文老师说到文革,他说,斗他打他,他都不怕,让他最痛心的是他多年栽培的心爱的兰花被毁掉,他再也找不回那些美丽的兰花了。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2/4/n1355451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