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數千萬人在戰爭、饑荒和種族滅絕中喪生，包括針對朝鮮人、阿富汗人、車臣人、烏克蘭人、越南人、維吾爾人、藏人和法輪功學員。
不太為人所知的是，共產主義革命，包括1917年俄羅斯的原始革命，及其在整個歐洲和亞洲的集結，如何激起了法西斯主義的反應，導致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意大利和德國的社會和種族主義暴力，以及英國和東歐國家的綏靖政策，從而為納粹的戰爭和種族滅絕鋪平了道路。
喬納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的新書《戰爭幽靈：國際共產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The Spectre of War: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and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I）（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1年）該書信息豐富，深入討論了這一話題。哈斯拉姆是英國劍橋大學的教授，他的研究包括了整個歐洲的檔案。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俄國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英國媒體開始注意到了「布爾什維克帝國主義」，這個俄羅斯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的背後推手。他們指出，不僅俄羅斯人在共產主義下受苦，世界都有可能淪陷於其國內外入侵的軍隊。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當時被不準確地自稱為「布爾什維主義」或「多數人」）是俄國帝國主義的關鍵。因為俄國相對於其它國家而言是一個弱小的國家，所以依賴於外國工人和農民，布爾什維主義者聲稱他們將從暴力推翻資本主義中受益。「工人階級」容易受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因為這種意識形態錯誤地聲稱它將把他們從「枷鎖」中「解放」出來。
據瑞士駐法國大使說，到1918年，布爾什維克的宣傳非常成功，以至於「到處都有騷亂、暴動和痙攣」。
哈斯拉姆認為，民主只能在這些條件下生存，「通過做出奢侈空洞的社會改革承諾（比如，在英國從未建成的英雄之家），以及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以推遲這些許諾到期的時間，因為兌現這些許諾的手段可能不足以滿足迫切的需求。」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起源
哈斯拉姆認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意大利共產主義動盪加劇的背景下，政治和金融領域的政府腐敗導致了「長期薄弱」的民主。「當強硬的左翼逼迫他們時，他們一點一點地屈服了」，他寫道，「當他們這樣做時，反抗的情緒在地方一級緩慢而堅決地增長，從而被右翼煽動。」
到1919年，意大利出現了一場極端民族主義運動，「當社會主義反軍國主義者阻止豎立紀念碑以紀念戰爭死者，並且對那些為國家服務而佩戴勳章的人表示蔑視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戰鬥人員聯盟做出了暴力反應。」
哈斯拉姆說，為了回應「來自極左翼的不懈恐嚇」，在俄國革命僅僅三年後，意大利在1920年召開了第一次關於新興法西斯運動的大會。
早期的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反對國際聯盟和他們國家的財政主導地位。他們反對破壞性的「在羅馬、那不勒斯、都靈、米蘭和熱那亞的電車和鐵路上，出租車司機以及郵局和電力服務部門罷工的浪潮，以及與之相呼應的在普利亞、艾米利亞-羅馬涅和威尼托的農業工人的反抗。」哈斯拉姆寫道。
通貨膨脹和暴力是共產主義動盪的結果，不僅損害了意大利財產所有者，也損害了養老金領取者、行政人員和固定收入者的政治和金融穩定性。
與此同時，「當（俄羅斯）紅軍橫掃波蘭，於1920年8月捲向華沙時，歐洲其它國家感到恐慌。」哈斯拉姆寫道。
從共產主義的迅速擴張，以及當時民主政府的無效反應，產生了民主國家對強人的需求，包括意大利的貝尼托‧墨索里尼。
納粹德國
法西斯主義的暴力，它的種族主義，它的機會主義和威權主義，以及它對同樣暴力、種族主義、機會主義和威權主義的共產主義的反應，在這樣的環境下發展起來，並隨著阿道夫‧希特勒將法西斯主義轉向他的領土擴張主義和種族滅絕目的而持續存在。
哈斯拉姆寫道：「一個又一個國家，包括波蘭、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更容易被孤立，一個接一個地被希特勒從地圖上抹去，因為對他們每個人來說，對共產主義統治的恐懼最終都比對納粹的恐懼更大。」
他指出，當時來自蘇聯的威脅是眾所周知的，包括英國人也感受到了威脅。但是，從深度和廣度來說，納粹德國的威脅則沒有那麼大。
贊同古典經濟學的英國官員希望通過外交壓力和英國的實力國際貿易來挫敗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但俄羅斯的情況並沒有像英國人所希望的那樣「奇蹟般地」發展。就此而言，納粹德國也沒有。
共產國際挑起綏靖政策
面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騷亂，英國一直保持著這種滿不在乎的態度，儘管共產國際（共產國際）於1919年成立，以促進全球革命，並在1920年額外要求英國完全服從莫斯科。
為了完成他的著作，哈斯拉姆調查了共產國際的檔案。
例如，1921年，共產國際直接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威脅到英國在中國的利益。
哈斯拉姆說，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以現有的學生討論小組為基礎，他們幫助在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南京和其它地方建立了共產主義組織」。
蘇聯的宣傳湧入被視為「全球資本主義」中最薄弱的環節——中國。它在20世紀20年代引發了疊加在一起的民族主義、種族和共產主義變種的騷亂和革命，反對軍閥和外國人，包括英國人。1927年至1936年間，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在中國打了一場內戰，但在試圖趕走外國「帝國主義」時，他們相對團結一致。
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左）和朱德在陝西省北部。該檔案照片攝於1935年10月。(Xinhua/AFP via Getty Images)
「即使叛亂政權表現出破壞整個國際體系運作的堅定決心，（英國的）傾向總是假設『常識』遲早會回歸，並恢復其自然主導地位。」哈斯拉姆寫道，他指出，英國人稱之為「警惕等待」，而美國人稱之為「戰略耐心」。
1936年，「布爾什維主義又回到了歐洲，由共產國際在法國和西班牙的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帶頭。」哈斯拉姆說。
「儘管墨索里尼的對外野心具有挑釁性，但是（英國官員）認為他在國內政策方面基本還是不錯的。他在意大利限制了布爾什維主義，將葛蘭西（意大利共產黨人，Gramsci）關在監獄裡。」
「希特勒違反《凡爾賽和約》，甚至重新占領萊茵區，但是，這被（英國人）視為他對當時不公正現象的必要糾正。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就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一樣，被視為革命過度行為的必要解藥。」
雖然英國前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通常被描繪成軟弱無能，這表面上導致了他對希特勒的綏靖政策，但哈斯拉姆將他描繪成一個隱蔽的反猶主義者，也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強人的崇拜者。
張伯倫對希特勒的綏靖政策與其說是一種弱點，不如說是一種隱藏的意識形態。這種思維源於一種種族性的，對法西斯主義暴行的故意漠視。它將法西斯視為共產主義的解藥。
書中收錄了張伯倫的一次非正式簡報，其中一名記者回憶說：「任何關於迫害猶太人的報導，希特勒違背承諾或墨索里尼的野心，都會得到明確的回應。他感到驚訝的是，這樣一位經驗豐富的記者容易受到猶太共產主義宣傳的影響。」
共產主義對當今世界的威脅
今天，威脅戰爭和奪取領土的不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是習近平和弗拉基米爾‧普京。他們同樣是種族主義者，例如針對烏克蘭人、維吾爾人和藏人。
然而，鑒於中共的龐大經濟和對尖端監控技術的利用，這種新的俄-中極權主義軸心可以說比20世紀更危險。
中共和俄羅斯都試圖利用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兩極分化，使歐美立法的雙方都認為對方看起來比大洋彼岸的獨裁者更具威脅性。
如同20世紀一樣，民主國家再次面臨對國內政治分歧反應過度的風險，從而使自己的社會轉變為獨裁和戰爭的社會。哈斯拉姆的書很好地提醒我們自己作為美國人的共同目標：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危險，以及這些極端意識形態如何相互滋養。我希望更多的人能閱讀這本書，並幫助我們將來避免這兩種危險。
作者簡介：
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擁有耶魯大學政治學學士學位（2001年）和哈佛大學（2008年）政府學博士學位。他是《政治風險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出版商、科爾分析公司委託人。他在北美、歐洲和亞洲進行過廣泛的研究。他撰寫了《權力的集中》（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2021年出版）和《不侵犯》（No Trespassing），並編輯了《大國，大戰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
原文「How Communism Led to Fascism and Violence」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2/8/25/n1380991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