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暴力烧杀抢掠
北伐时期（中共称大革命时期）两湖农运的暴烈，因为有毛泽东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早已坐实，三大暴动（即中共单独撇出来干的一开始）就满带暴力。
如广州暴动（1927.12.11）——张发奎（1896∼1980）：1927年12月中共广州暴动，国军迅即回师，见大势已去，中共竟准备焚城，集合五六百人力车夫，人手一小桶五加仑油、一盒火柴、报纸一捆，准备各处放火，所幸粤军及时赶到，才制止暴行。犹太人莫里斯．何恩乃孙中山保镳，1970年代周恩来统战对象，亲历广州暴动，其传记中：共党攻占反共的总工会馆，烧死一百多名工人；500多名农运分子进城参战，分散小股到处烧房、抢物、杀人；中央银行起火，共党占领消防队，不准救火；暴动者火烧日本医院，15岁女孩持枪把守码头，难民上下船要搜查行李。中共出版物也披露：广州暴动前中共拟有捕杀名单，持国民党立场的文化人俱在其中。中山大学学生张资江、《民国日报》主编袁某等不是当街打死，就是拖到暴动总部枪决。傅斯年也在名单中，幸得通风报信才躲过此劫。
延安时期，革命手段无限制、道义原则工具化的极左倾向有所遏制。十年“闹红”杀富济贫的绝对平均主义，短期内虽能动员一部分农民“入伙”，但这种只破坏不建设的暴烈政策至多见效于一时，难以维持于长久。
杀地主
中共在湖南斗地主掠夺私有财产，杀地主甚至杀地主亲属。（网络图片）
1929年2月25日，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1905∼1930）向中央汇报：红军经济唯一的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激烈的崩溃。
因为供不应求之故，价值的昂贵，等于上海的物价，因为经济如此的崩溃，经济恐慌到了如此程度，一般民众感觉得非常痛苦，而找不到出路，所以富中农多反水，中农动摇，贫农不安，农村中革命战线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个经济恐慌的危机，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江西省档桉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页19∼20。）
延安时期对江西南方苏区暴烈政策的纠正
南方苏区的土地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邱会作回忆录》：“对地主不分田，杀了不算还杀亲属。”地主毫无出路，要么逃要么跟你拚命。
1935年，浙闽游击区红军领导人粟裕在党内正式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打击面大，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它社会阶层。
陕北红区也跟南方苏区一样，红军不时烧杀掳掠，当时的记者报导：“共产党又乘机暴动，抢粮、杀人，不但旧有积蓄被洗劫一空，甚至因社会秩序溷乱，农民离开了耕地，生产机构惨遭粉碎。”延川县长李腾芳：“延川县城在陕北向以文风鼎盛出名，自被共产党攻陷后，杀人放火，不久即成空城一座。西安事变之前，还是只有狼踪，没有人影。”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得到国府军饷，中共也“实践出真知”，认识到过分激烈的左倾政策行不通，无法得到群众拥护，政策由激进转宽缓，“没收地富一切财产”转为减租减息，逃跑的地主若归来，另给土地房屋，或从已没收的土地中划出一部分归还。1938年3月的延安街头大标语——“欢迎商人投资”、“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广泛的民主政治！”
延安时期实行减租减息，延安时期不再彻底剥夺地富。地主、资本家也被包括在“人民”之内，排位还在农民、工人之前。拿钱出来支持中共政府的乡绅，冠以“开明人士”，安排政治席位，安排个参议员、副主席之类，如李鼎铭。
毛泽东亲自下令杀过地主全家（包括孩童）
至少两条资料可证实此事（张国焘、胡乔木）。张国焘说毛泽东亲口向他承认井冈山时期的烧杀，自己亲令杀死地主全家，包括几岁孩童。胡乔木：“秋收暴动期间，提倡杀人放火。毛主席说他亲自点过火。一放，周围的农民都跑了，群众根本就不赞成。”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对毛说：“我们的政策是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我们烧房子的目标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加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
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1902∼1933）的报告：
地主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日益破产，城市的商店，没有农民上街，闭门的闭门，搬走的搬走，吉安、赣州突然增加了几十万土劣（金汉鼎报告，吉安有十九万，赣州亦相差不远），土劣的妻女，以前威风凛凛的现在大半在吉安赣州当娼妓，土劣则挑水做工，现在又跑回来向苏维埃自首，愿意将所有家产拿出来，请苏维埃不杀就是……江西全省的反动政府，在经济上亦大减少，过去每月收入八十万，现在只收得七八万元。景德镇的磁业过去每月有百六十万，现在只有十六万，统治阶级的财政经济到了困难的极点。
1929年11月6日，闽西特委报告：“一般过去斗争失败的同志脑子里多充满了杀人观念，他们杀人太随便了，以为反动派可以杀得尽的。”赣西南，据1930年6月《红旗》，“农村的豪绅地主，简直没有生存地步，捉的捉，杀的杀，逃跑的逃跑的，赣西南有廿余县的乡村，农民协会即变成了临时政权机关。”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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