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斯大林去世后，继任的赫鲁晓夫于1956年初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内称斯大林是暴君、独裁者，进而掀起了揭发、批判斯大林的运动。 苏联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东欧国家的变化，其中以匈牙利知识分子为主导的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最为激烈。苏联为此出兵镇压，而中共则支持镇压。镇压导致2万多匈牙利人死亡。

与此同时，毛和中共对政治、文化的高压和快速实行经济国有化、农业集体化造成的问题，引发了人民的不满，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不满。毛不想放弃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因此担心中国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 ,是以决心消灭不满情绪，特别是来自知识分子的不满。

毛于是通过采取“引蛇出洞”，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方式，将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引爆，并随后于1957年6月发起了“反右”运动，毛宣称：“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役，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反右运动至1958年5月结束，其结果是：定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万多，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万多，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万多。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很多人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教育，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都不可以上大学或参军，他们也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等，而他们的悲惨遭遇并没有因为运动的终结而结束，在随后的文革中，他们再次被批斗，或是被迫害致死，或是生不如死。

回看史料，令人难以想像的是，令某些人成为“右派”的理由竟然是如此荒诞，即不必有什么“右”的言论或表现。上个世纪90年代出版的《极左笑泪录》就记录了几个真实的案例。

抓阄抓出的“右派”

某县电影公司有一个黄姓售票员，平时与世无争，既不得罪领导，也不得罪同事。按理说，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右派的。

然而，世事难料。“反右”运动开始后，9个人的电影公司也分到了一个“右派”名额，但公司选来选去，也选不出一个结果。毕竟大家都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谁也不好意思提别人的名字。

没办法，最终有人提议采取抓阄的办法。公司领导无奈之下也同意了。于是裁了9张小纸条，一张写着“是”字，其余8张是空白。然后将小纸条团成小纸团，让大家自己抓。抓阄时，黄君战战兢兢，生怕抓到写有“是”字的小纸条。等其他几个人都抓了白纸，他也赶忙上前抓了一个，却没想到中了签。就这样，他成为了“右派”。

上了一次厕所回来成为了“右派”

某地中学地理老师周君，虽然其貌不扬，又不修边幅，但其教学却颇有水平，学生们常常从最初的瞧不起到随后的佩服。

学校开展“反右”运动后，其所在学校分到了两个右派名额，其中一个已经确定，是一位有着海外关系并且与校长关系不好的语文老师，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学校只好召开全校老师大会讨论。由于大家面对面坐着，谁都不好意思公开得罪人，所以讨论了一上午也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来。

也活该周君倒楣。当天早饭多喝了点面汤的他，实在忍不住，就想去厕所方便一下。在他看来，自己“思想进步”，业务精通，在同事中又有一定威信，说什么也不会当上“右派”的。因此就放心大胆地去了厕所。谁知他刚一走，一个老师就提名他当“右派”，其他老师马上随声附和，举手赞成。等周君从厕所中回来，头顶已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事后，他逢人就说，自己这“右派”，是一泡尿带来的。

二十多年后，周君终于熬到“平反”，他去落实政策。可管事的告诉他，没有他的档案，他没有右派言论，不存在“平反”！多么滑稽！

凑数当上了“右派”

某单位中共青年团书记W君，一直紧跟中共，在“反右”运动中更是积极表现。上级派给其单位12个“右派”指标，W君百般努力，选出了11人，于是便向主管部门领导汇报：我们单位除11名外，已经没有“右派”了。

过了一些日子，主管领导交给W君一只封了口的档案袋，让他将11名“右派”押往某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到了农场，W君将11人和档案袋交给农场负责人，并诚恳地说：“我们单位原来分配12名右派指标，经认真摸底排队，只挖出11名，少了一名。现将11名右派移交给你们，请核对。”

农场负责人打开档案袋一一核对后，厉声对W君说道：“W！就是你这个右派最狡猾最顽固！档案上明明写着：第12名，W，男，21岁，家庭出身：小业主；本人成分：学生。该右派散布‘右派已经没有了’等极右言论，建议予以戴上右派帽子，押赴某某农场劳动教养。”

W君闻听后，马上瘫倒在地。

否定有“右派”的一把手变成“右派”

某县卫生局局长黄某某，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其曾祖父开始，他家每一代都有一位名医。因此，在这座小县城里，没有人不知道中医黄家的。在这样家庭氛围中长大的黄某某，自幼好学，后来还在著名的协和医学院读了大学，中西医经验皆备。

国共内战期间，黄某某受马列思想蛊惑，投奔中共，并在中共战地医院工作，抢救了不少伤员，后加入了中共。中共占领其家乡的小县城后，黄某某被任命为县医院院长，很快又升任县卫生局局长。

“反右”运动开始后，十几个人的县卫生局也分到了一个右派指标，这个指标是非完成不可的。尚保有知识分子精神的黄某某在开会时当场就表示异议：“反右派又不是工农业生产，怎么也要规定指标呢？”还差点和布置任务的县科教办主任打起来。回到卫生局后，对中共政治颇为天真的黄某某也只是随便开了次小会敷衍了事。在他看来，没有“右派”，也不能随便抓一个来。

不久后，在全县领导会议上，各个局都把“右派”名单报了上去，黄某某却直截了当地说卫生局没有“右派”。县科教办主任一听，火了，说道：“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种人，难道你卫生局就独独没有？我看哪，你身为领导干部，这种对反右斗争的消极抵触情绪，就说明你是个右派！”一句话，黄某某被打成了“右派”。

结语

因为各种荒诞理由而成为“右派”的绝不止上述几人，中共带给这些“右派”的伤害不仅仅是他们的精神和肉体，还有他们的家人，即便后来大多数“右派”被所谓的“平反”了，但他们的生命能挽回吗？他们逝去的大好年华能倒流吗？他们破碎的家庭能重圆吗？

而这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摧残运动和随后的文革，彻底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性和敢说真话的良知与精神也不复存在。这也是为何迄今为止，假、大、空在全国各行各业成为常态的原因。

2007年，“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北京、上海、浙江、重庆、山东、成都、新疆等十几个省市（区）的近千名存世的“右派”，以真名集体上书中共中央，要求中共认错改错、赔礼道歉，开放言禁，赔偿经济损失，总结历史教训。但中共并未作任何回应。中共元老胡启立亦先后两次上书中央政治局，要求彻底否定“反右”，否定“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错误”的结论。对此，江胡两任都拒不接受。

应该说，幻想做了那么多坏事、恶事的中共“认错改错、赔礼道歉，开放言禁，赔偿经济损失，总结历史教训”是相当不切实际的，中共一日不除，中国人民就没有安宁的日子，被中共戕害的千千万万人的冤情就无法昭雪。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2/25/n1107079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