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一生历尽沧桑。1951年，他放弃了即将完成的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归国效力，却落入了政治迫害的惊涛骇浪，二十多年里九死一生，一家三代在风暴中飘零。

1993年，巫宁坤在美国出版了英语自传《一滴泪》，描述了从肃反到文革期间的个人经历，在西方引起轰动。不料，这本书触怒了他在国内原工作单位的当权者，他在北京的住房被砸开，所有个人财物被扫地出门，夫妻二人的退休金被停发七年多。2007年，巫宁坤的女儿巫一毛撰写了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一周后此书即在大陆被禁。

2013年9月18日，社区盲人科的工作人员造访巫宁坤在美国的老年公寓，给他送来一辆新型的助行器和一台带放大镜的落地灯，这是因为巫老眼病严重，被划为“法定盲人”。巫宁坤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今天恰好是我九十三岁生日，感谢他送来这些珍贵的礼物。他和年轻的助手立刻唱起《生日快乐》，让我感到无比的温馨。”

这一位英美文学专家，在自己的祖国饱受欺凌，却在异乡获得了尊重和关爱，得以安度晚年。巫宁坤的人生辗转，看似是绕了一个圆圈、回到原点，这其中的血泪旅程，折射了整个民族的苦难，当令人们看清暴政的面目。

芝加哥大学校友的迥异人生

巫宁坤是扬州人，1939年至1941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后中断学业，志愿为飞虎队担任译员。1946年，巫宁坤成为美国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唯一的外国学生，两年后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期间结识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李政道、杨振宁等人。

当年，巫宁坤、李政道、杨振宁、穆旦等在芝大成立“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巫宁坤和穆旦主张回国，杨振宁、李政道反对。1951年，巫宁坤接到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的急电，邀请他前去任教。巫宁坤决定放弃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国应聘。巫宁坤在台湾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姊姊都对他提出严重警告，把共产党比作“洪水猛兽”，但是他不顾告诫，一腔热情、心向祖国。

同年7月18日，在登上去香港的邮轮前，巫宁坤问送行的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微笑着回答：“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1955年，在肃反运动的一次动员会上，巫宁坤被供职的南开大学文学院宣布为南开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反革命集团”的头目。

1957年，巫宁坤被定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先后被送至“半步桥监狱”、北大荒和清河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这一年，李政道荣获诺贝尔奖，事业到达最高峰。

1961年6月30日，巫宁坤保外就医，次年前往安徽大学任教。文革开始后，巫宁坤又挨批斗，被关“牛棚”。出了“牛棚”后，巫宁坤被取消职工待遇，全家被下放到生产队劳动。

1979年5月，巫宁坤进京，到原单位（国际关系学院）办理“右派”改正手续。此时，“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回国讲学，一对分别了28年的校友，在北京饭店重逢。

“我谈起我自己和朋友们这些年的经历，他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或是异样。我蓦然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中，其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愉快而安定地生活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里，现今更是头顶‘爱国科学家’的桂冠，住宾馆坐轿车，与高级领导人会面，而我呢？听从‘党的召唤’，千里迢迢回来，却被当作‘人民公敌’……”这就是巫宁坤再见李政道时的心理活动。

巫宁坤曾以一首诗来概括他的际遇：“万里回归落虎穴，抛妻弃子伴孤烟。蛮荒无计觅红豆，漫天风雪寄相思。”

《一滴泪》引来风暴：非法抄家 停发工资

1993年2月，巫宁坤的英文劫后余生回忆录A Single Tear(《一滴泪》)在纽约出版。好评如潮，并入选《纽约时报》当年遴选的七部“值得一读的书”。

出人意料的是，年过七旬、身在海外的巫宁坤居然还未逃过中共的劫难：“据说书中有关国际关系学院的情节伤害了一些老同志的感情，于是，有职有权的老同志们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对作者大张挞伐，同时下令自一九九三年七月份起，收回住房，停发夫妇二人退休费，从而剥夺了我俩的生存权。”

当时，巫宁坤和夫人李怡楷及子女都在美国，北京的家中无人居住。国际关系学院领导在光天化日之下，动用军警毁门砸锁，将巫宁坤的全部个人财物扔掉，这是两位老人在“十年浩劫期间也没有遭受过的浩劫”。

不仅如此，国际关系学院还通过其上级部门国家安全部向商务印书馆施压，勒令其下属的《英语世界》主编为在该刊2/93期报导《一滴泪》的出版发行并刊登该书片段作出检讨，将巫宁坤从该刊编委中除名，同时下令停止销售该期杂志。

巫宁坤在美国闻讯后，一再致函国际关系学院领导申诉，但从无回音。1999年，朱镕基访美时，巫宁坤写信向他申诉，后来国际关系学院恢复巫宁坤夫妇的退休费，但拒绝补发之前78个月所扣薪金。巫宁坤叹道：“这是我们为《一滴泪》支付的‘罚款’，恐怕也是古今中外出版史上绝无仅有的咄咄怪事。”

李怡楷有此一评：“共产党你不要跟它讲道理，没有道理，……黑白永远是颠倒的。”

结语

巫宁坤的坎坷磨难是民族悲剧的缩影。其肇因并非时代的荒谬，而是中共的邪恶本质。

巫宁坤的另一位“爱国”校友、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穆旦，同样以悲剧落幕。穆旦和夫人周与良于1953年回国，在文革期间双双成为“牛鬼蛇神”，被“扫地”至农场进行改造，周与良还背上“美国特务”的嫌疑。

1951年，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在前门车站亲自迎接巫宁坤归来，而她的遭遇更令人唏嘘。其夫婿陈梦家是著名考古学家和诗人，因为不赞成废除繁体字实行简化字以及实行汉字拉丁化而被打成”右派”，赵萝蕤受到刺激而患上精神分裂症。文革初期，陈梦家不堪受辱、自杀身亡，其收藏的明清家具和藏书全被没收，赵萝蕤持续遭批斗。

2000年12月26日，赵萝蕤的故居，美术馆后街22号，一座有着“中华文化的家庭博物馆”之称、“集建筑、人文、文物价值于一身”的明清四合院，被推土机推倒，在金钱狂潮中灰飞烟灭。

噩梦没有结束，噩梦还在继续。被毁灭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热忱、才华、生命、尊严，是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被践踏的，是道义、承诺、良知、真诚、法治和自由的权利。巫宁坤先生的故事，是泪海和鲜血写成的警训。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8/26/n1147808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