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二部分 革命、内战和恐怖(12)
作者:史蒂芬‧库托伊斯(Stéphane Courtois)、让-路易斯‧潘尼(Jean-Louis Panné)
在德国共产党人遭殃的同时,巴勒斯坦共产党(PCP)干部也陷入恐怖之中,其中许多人是从波兰移居到苏联的。1929年至1931年任PCP书记的约瑟夫‧伯格(Joseph Berger),于1935年2月27日被捕,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才获释。他的幸存是个例外。其他激进分子则被处决,还有很多人死于集中营。顿河畔罗斯托夫一家拖拉机厂的厂长沃尔夫‧阿维布赫(Wolf Averbuch)于1936年被捕,1941年被处决。系统性地肃清来到苏联的PCP和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Zionist)团体的成员,与建立比罗比詹作为犹太自治区后,苏联对犹太少数族裔的更普遍政策有关。他们的所有领导人都遭到逮捕。比罗比詹执行委员会主席约瑟夫‧莱本伯格(Iosif Liberberg)教授被谴责为“人民的敌人”。该自治区所有其他的国家机关干部也遭到清洗。塞缪尔‧奥古斯基(Samuel Augursky)被指控属于一个虚构的犹太法西斯主义中心(Judeo-Fascist Center)。俄罗斯共产党的犹太部门(the Rvreiskaya sektsiya)整个被拆散。实施摧毁所有犹太机构的目标,恰恰是在这个苏维埃国家正寻求海外犹太名人支持之际。
就清洗中遭殃的人数而言,波兰共产党人仅次于俄罗斯人自己。和其它地方的共产党不同,波兰共产党(KPP)继1938年8月16日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表决后已被解散。斯大林一直对KPP抱有疑心,他感到KPP充满了路线偏差分子(deviationists)。许多波兰共产党人在1917年以前属于列宁的随从人员,并因此在苏联享有特别保护。1923年,KPP表态支持托洛茨基。列宁死后,它投票支持亲托洛茨基的反对派。罗莎‧卢森堡对KPP的影响也受到批评。在1924年6月至7月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将此前党的领导人阿道夫‧沃斯基(Adolf Warsky)、亨里克‧瓦列茨基(Henryk Walecki)和韦拉‧科斯切娃(Wera Kostrzewa)边缘化了。这显然是共产国际全面控制KPP的第一步。然后,KPP被谴责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温床。但即使是这一宣告,也几乎无助于解释为何要进行彻底清洗。这场清洗当时冲击了党,其中很多党员都是犹太人。接下来的还有1933年的波兰军事组织(POW)事件(在第19章作了讨论)。还应该谨记其它因素,例如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有系统地削弱波兰,以加重其对苏联和德国的依赖。有观点认为,肃清KPP最重要的幕后因素是,需要为德苏协议的签署作准备。该观点值得认真对待。斯大林是如何处理此事的,也颇能揭示出内情。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他确保每个受害者都被带回莫斯科,且逃跑的人尽可能的少。唯一一批幸存下来的受害者是那些被监禁在波兰的人,如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
1938年2月,每周发表两次的共产国际官方公报《国际通讯》(La 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对KPP发动了一场攻击,署名为斯维茨基(J.Swiecicki)。这场清洗始于1937年6月。当时,总书记朱利安‧伦斯基(Julian Lenski)被召到莫斯科,立刻失踪。在清洗期间,12名中央委员、很多层级稍低的领导人以及数百名激进分子遭到肃清,包括加入国际纵队的波兰人。东布罗夫斯基旅(Dombrowski Brigade,译者注:国际纵队的军事单位,其成员大多是波兰人)的政治领导人卡齐米日‧齐考斯基(Kazimierz Cichowski)和古斯塔夫‧赖歇尔(Gustav Reicher),一回到莫斯科就被逮捕。直到1942年,斯大林才允许用波兰工人党(PPR)这个名字,成立新的波兰共产党。这样就可以组建一个新政府,与在伦敦成立的流亡官方政府相抗衡。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也在斯大林的恐怖之下受到重创。1921年被取缔之后,南斯拉夫共产党(YCP)被迫在海外重组,1921年至1936年在维也纳,1936年至1939年则在巴黎;但1925年以后,其主要中心是莫斯科。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Sverdlov Communist University)和国际列宁学校的学生中,首先形成了南斯拉夫流亡者的一个小核心。1929年亚历山大国王作为独裁者掌权后,第二波流亡潮使该群体力量大增。上世纪30年代,居住在苏联的200~300名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国际组织中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特别是在共产国际和国际青年组织(International Youth Organization)中。因此,他们通常是苏共的成员。
由于为掌控YCP进行了诸多派系斗争,他们开始声名狼藉。共产国际的干预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具有约束性。1925年年中,首场chistka(清洗)发生在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南斯拉夫学生在那里支持反对派,并反对校长玛丽亚‧J‧弗鲁基那(Maria J.Frukina)。几名学生遭侮辱和开除,其中4人(安特‧西里加﹝Ante Ciliga﹞、德迪奇﹝V.Dedić﹞、德拉季奇﹝A.Dragić﹞和艾柏林﹝G.Eberling﹞)被逮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在1932年的另一次清洗中,又有16名激进分子被驱逐。
在基洛夫遇刺之后,对政治流亡者的控制变本加厉;1936年秋,YCP所有的激进分子都在恐怖开始前受到调查。虽然对无名人员的命运知之甚少,但我们的确知道,YCP中央委员会的8名书记、其他15名中央委员以及21名地区或地方机构的书记都被捕并失踪。1939年7月,被迫逃往苏联并在科学院工作的一名书记西玛‧马尔科维奇(Sima Markević)遭逮捕,被判处10年苦役,且禁止与外界有任何接触。他死在监狱里。其他人立即被处决,其中包括武约维奇(Vujović)兄弟──拉多米尔(Radomir)(YCP中央委员会成员)和格雷戈尔(Gregor)(中央青年委员会成员)。另一兄弟沃亚(Voja)也失踪了。他曾是青年共产国际的首脑,也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米兰‧高尔基奇(Milan Gorkić),1932年至1937年间担任YCP中央委员会书记,被指控在共产国际内成立了“一个反苏组织,并在共产国际内指挥一个由柯诺宁和皮亚特尼茨基领导的恐怖组织”。
上世纪60年代中期,YCP为约百名镇压受害者平了反,但没有进行系统的调查。这样的调查自然也会提出1948年南共与苏共分裂后,在南斯拉夫的苏联支持者镇压的受害者数量问题,并会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铁托(Tito)(约瑟普‧布罗兹﹝Josip Broz﹞)1938年升至党的领导层,是一场特别血腥清洗的结果。铁托1948年起来反对斯大林的事实,丝毫不能抵消他对30年代清洗所应负的责任。#(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砺真、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0/15/n107851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