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二部分 革命、内战和恐怖（12）
作者：史蒂芬‧库托伊斯（Stéphane Courtois）、让-路易斯‧潘尼（Jean-Louis Panné）

在德国共产党人遭殃的同时，巴勒斯坦共产党（PCP）干部也陷入恐怖之中，其中许多人是从波兰移居到苏联的。1929年至1931年任PCP书记的约瑟夫‧伯格（Joseph Berger），于1935年2月27日被捕，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才获释。他的幸存是个例外。其他激进分子则被处决，还有很多人死于集中营。顿河畔罗斯托夫一家拖拉机厂的厂长沃尔夫‧阿维布赫（Wolf Averbuch）于1936年被捕，1941年被处决。系统性地肃清来到苏联的PCP和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Zionist）团体的成员，与建立比罗比詹作为犹太自治区后，苏联对犹太少数族裔的更普遍政策有关。他们的所有领导人都遭到逮捕。比罗比詹执行委员会主席约瑟夫‧莱本伯格（Iosif Liberberg）教授被谴责为“人民的敌人”。该自治区所有其他的国家机关干部也遭到清洗。塞缪尔‧奥古斯基（Samuel Augursky）被指控属于一个虚构的犹太法西斯主义中心（Judeo-Fascist Center）。俄罗斯共产党的犹太部门（the Rvreiskaya sektsiya）整个被拆散。实施摧毁所有犹太机构的目标，恰恰是在这个苏维埃国家正寻求海外犹太名人支持之际。

就清洗中遭殃的人数而言，波兰共产党人仅次于俄罗斯人自己。和其它地方的共产党不同，波兰共产党（KPP）继1938年8月16日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表决后已被解散。斯大林一直对KPP抱有疑心，他感到KPP充满了路线偏差分子（deviationists）。许多波兰共产党人在1917年以前属于列宁的随从人员，并因此在苏联享有特别保护。1923年，KPP表态支持托洛茨基。列宁死后，它投票支持亲托洛茨基的反对派。罗莎‧卢森堡对KPP的影响也受到批评。在1924年6月至7月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将此前党的领导人阿道夫‧沃斯基（Adolf Warsky）、亨里克‧瓦列茨基（Henryk Walecki）和韦拉‧科斯切娃（Wera Kostrzewa）边缘化了。这显然是共产国际全面控制KPP的第一步。然后，KPP被谴责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温床。但即使是这一宣告，也几乎无助于解释为何要进行彻底清洗。这场清洗当时冲击了党，其中很多党员都是犹太人。接下来的还有1933年的波兰军事组织（POW）事件（在第19章作了讨论）。还应该谨记其它因素，例如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有系统地削弱波兰，以加重其对苏联和德国的依赖。有观点认为，肃清KPP最重要的幕后因素是，需要为德苏协议的签署作准备。该观点值得认真对待。斯大林是如何处理此事的，也颇能揭示出内情。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他确保每个受害者都被带回莫斯科，且逃跑的人尽可能的少。唯一一批幸存下来的受害者是那些被监禁在波兰的人，如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

1938年2月，每周发表两次的共产国际官方公报《国际通讯》（La 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对KPP发动了一场攻击，署名为斯维茨基（J.Swiecicki）。这场清洗始于1937年6月。当时，总书记朱利安‧伦斯基（Julian Lenski）被召到莫斯科，立刻失踪。在清洗期间，12名中央委员、很多层级稍低的领导人以及数百名激进分子遭到肃清，包括加入国际纵队的波兰人。东布罗夫斯基旅（Dombrowski Brigade，译者注：国际纵队的军事单位，其成员大多是波兰人）的政治领导人卡齐米日‧齐考斯基（Kazimierz Cichowski）和古斯塔夫‧赖歇尔（Gustav Reicher），一回到莫斯科就被逮捕。直到1942年，斯大林才允许用波兰工人党（PPR）这个名字，成立新的波兰共产党。这样就可以组建一个新政府，与在伦敦成立的流亡官方政府相抗衡。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也在斯大林的恐怖之下受到重创。1921年被取缔之后，南斯拉夫共产党（YCP）被迫在海外重组，1921年至1936年在维也纳，1936年至1939年则在巴黎；但1925年以后，其主要中心是莫斯科。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Sverdlov Communist University）和国际列宁学校的学生中，首先形成了南斯拉夫流亡者的一个小核心。1929年亚历山大国王作为独裁者掌权后，第二波流亡潮使该群体力量大增。上世纪30年代，居住在苏联的200～300名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国际组织中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特别是在共产国际和国际青年组织（International Youth Organization）中。因此，他们通常是苏共的成员。

由于为掌控YCP进行了诸多派系斗争，他们开始声名狼藉。共产国际的干预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具有约束性。1925年年中，首场chistka（清洗）发生在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南斯拉夫学生在那里支持反对派，并反对校长玛丽亚‧J‧弗鲁基那（Maria J.Frukina）。几名学生遭侮辱和开除，其中4人（安特‧西里加﹝Ante Ciliga﹞、德迪奇﹝V.Dedić﹞、德拉季奇﹝A.Dragić﹞和艾柏林﹝G.Eberling﹞）被逮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在1932年的另一次清洗中，又有16名激进分子被驱逐。

在基洛夫遇刺之后，对政治流亡者的控制变本加厉；1936年秋，YCP所有的激进分子都在恐怖开始前受到调查。虽然对无名人员的命运知之甚少，但我们的确知道，YCP中央委员会的8名书记、其他15名中央委员以及21名地区或地方机构的书记都被捕并失踪。1939年7月，被迫逃往苏联并在科学院工作的一名书记西玛‧马尔科维奇（Sima Markević）遭逮捕，被判处10年苦役，且禁止与外界有任何接触。他死在监狱里。其他人立即被处决，其中包括武约维奇（Vujović）兄弟──拉多米尔（Radomir）（YCP中央委员会成员）和格雷戈尔（Gregor）（中央青年委员会成员）。另一兄弟沃亚（Voja）也失踪了。他曾是青年共产国际的首脑，也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米兰‧高尔基奇（Milan Gorkić），1932年至1937年间担任YCP中央委员会书记，被指控在共产国际内成立了“一个反苏组织，并在共产国际内指挥一个由柯诺宁和皮亚特尼茨基领导的恐怖组织”。

上世纪60年代中期，YCP为约百名镇压受害者平了反，但没有进行系统的调查。这样的调查自然也会提出1948年南共与苏共分裂后，在南斯拉夫的苏联支持者镇压的受害者数量问题，并会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铁托（Tito）（约瑟普‧布罗兹﹝Josip Broz﹞）1938年升至党的领导层，是一场特别血腥清洗的结果。铁托1948年起来反对斯大林的事实，丝毫不能抵消他对30年代清洗所应负的责任。#（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砺真、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0/15/n107851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