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5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北京青年遇罗克，被中共当局，以犯“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年27岁。

两次被判死刑？

遇罗克第一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时间是：1968年1月。

这个说法出现在北京市中级法院（79）中刑监字第1310号刑事再审判决书中。其中写道：

“遇罗克，男，1942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分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1968年1月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犯‘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但是，1968年1月被判处死刑的遇罗克，并没有被立即执行死刑。此后，他又活了两年多，直到1970年3月5日，才再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遇罗克1968年1月为什么没有被立即执行死刑呢？

据张郎郎在《我和遇罗克在狱中》一文中回忆：1970年2月9日，张郎郎和其他几十人被关进北京看守所的“死刑犯”监室时，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过去打开他的房门时，张郎郎听到一个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

此前，张郎郎跟遇罗克在一个监室里被关了半年多，对遇罗克的声音非常熟悉。当时，他就明白了，第一，遇罗克还没有被处死；第二，遇罗克之所以没有被处死，是因为他在临刑前表示，有重大案情要交代，暂时被免死。

但是，遇罗克最终还是没有逃过一死。

1970年，中共以进入战备状态为由，突然发动一场“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此运动一来，不仅又抓捕了很多“反革命”，而且对以前在押的“反革命”，都从重、从快打击。

据张晋藩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记载：“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万多名”。其中，许多人被一批接一批地处死。

张郎郎回忆说：“1970年3月5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提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们知道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郎郎的预感没有错。正是在这一天，遇罗克再次被宣判死刑，并被“立即执行”。

为什么被处死？

1970年1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发一份通知：

“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20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20名罪犯的材料中，排第10位的就是遇罗克。其中写道：

“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27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分，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1963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遇罗克被处决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散布大量反动言论；第二，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第三，在押期间气焰仍很嚣张。

这三条罪状中，第一条比较“实”，具体到有“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有反动文革“十余篇”；第二条、第三条比较“空”，没有具体事实。由此判断，遇罗克被杀，主要是因言获罪。

遇罗克有哪些“反动言论”呢？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篇“重磅”文章。

1965年11月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是毛泽东为发动文革大造舆论的第一篇“重磅”文章。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毛泽东幕后授意写成的这篇炮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矛头对准的是吴晗背后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以及彭真背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毛泽东想借这篇文章向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发难，向在中共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发难。

但是，对毛的真实意图一无所知的遇罗克，1966年2月13日，在《文汇报》上发表《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公开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反对姚文元的文章，就是反对毛泽东，反对文革，这是遇罗克的一大罪状。

第二，批判中共以“出身决定待遇”的血统论。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这副基于“血统论”的“红对联”，成为文革时期流行极广、影响极坏、恶果极严重的一个口号。

当时，所谓“出身好”的人，即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家庭者，被称为“红五类”；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即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者，被称为“黑五类”；后来，又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五类”被扩展成“黑九类”。

前者是“人上人”，后者是“人下人”；前者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后者方方面面都受歧视。

8月12日，“红对联”的坚决支持者、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向毛泽东建议，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要写进中共党章和法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之后，他在一次全校集会上发表讲话，公开宣扬“血统论”和“红对联”。谭的讲话被翻印数百万份，几乎传遍全国，流毒深广。

一些自认“出身好”的青少年，争先恐后穿起父辈的旧军装，扎上武装带，更加不可一世地起来“造反”，到处打、砸、抢。“红色恐怖”从北京迅速蔓延全中国。

中共建政后逐步以各种规定将“血统论”固化：从生到死的各种环节，如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招工，提干，参军，结婚，就医，购物，旅行，出国，甚至进火葬场、墓地等，都与“出身”捆绑在一起。

文革爆发后，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在“血统论”指导的“红色恐怖”中，被打、被杀、被侮辱。

就在“血统论”甚嚣尘上之时，1967年1月18日，遇罗克以“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在他创办的《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发表批判“血统论的”长文《出身论》。

文章写道：“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

“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遇罗克明确提出，必须打倒“唯出身论”。

此文一经发表，立即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因为他说出了全国数以亿万计的所谓“出身不好”的人的心里话。

但是，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是中共老祖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的忠实继承者。把中国人划分成不同的阶级，然后煽动阶级对立、阶级仇恨、阶级斗争，是毛到死一直干的头等大事。

怎么划分阶级？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出身。

中共建政后，毛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所有所谓“出身不好”的人，都是毛打压的对象。

在当时对毛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时，在“誓死捍卫”毛的狂热中，遇罗克难逃厄运。

被活摘器官而死？

十年文革结束后，遇罗克的冤案被平反。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但是，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到底是在哪里被执行死刑的？怎么执行死刑的？他的尸体谁处理的？怎么处理的？现在都不得而知。

2019年6月，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在我哥哥平反以后，有一个大夫曾经找到我姐姐，揭露说，我哥哥的眼角膜当时被摘除了。但其它器官就不清楚了。因为这个大夫是眼科大夫。他说（眼角膜）给了一个人，当时所谓的劳动模范。

遇罗克的眼角膜被摘除了，他的心、肝、肾等其他器官是否也被摘除了？

关于死刑犯的器官摘除问题有这样一个例子。1978年4月30日，江西省新建县的一个刑场上，一个名叫钟海源的女子被执行死刑。行刑前，医院通过部队领导转告行刑的副营长，不能一枪打死，要留活体取肾。

钟海源被两名武警架到指定的行刑地点后，那个副营长按照事先的约定，故意朝她的右背打了一枪，然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几名医务人员，迅速把她抬进附近的一辆篷布军车上。军车上早就搭好了一个临时手术台。几名医生和护士，以最快的速度，取出了钟海源的肾。

遇罗克被执行死刑时，是否也是没有一枪打死而留活体取器官？值得怀疑。

结语

遇罗克从小就属于“出身不好”的人，一直受歧视。高中毕业后，两次高考，虽成绩优异，却被大学拒之门外。

之后，他当过农民、代课老师、学徒工等。虽然“出身不好”，他却勤于学习和思考，在文革爆发前后，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

但是，中共从当政之日起，就一直在根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培养愚民。

出身于“反动阶级”的遇罗克，竟然替“反动阶级”申张正义，决不能见容于专制的中共。这也注定了他的人生只能以悲剧收场。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2/12/n141350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