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干部婚礼：一拜天地二拜父母夫妻对拜全免了
长征干部舒同，后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与女青年石澜结婚，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主婚，婚宴是“粗面馒头，番茄炒洋芋片，并以开水当酒。”这就算比较豪华的了。大多数的延安婚礼只能吃到花生米。
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也只是在凤凰山窑洞外摆三桌席，炒几个菜，篜一盆大米饭，无酒无凳，客人们都站着吃饭。毛泽东没出来，江青出来转了转，跟大家打招呼。客人自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
1939年10月10日彭德怀与浦安修的婚礼，是红三军团老政委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5元钱，让炊事班炖了一大盆猪肉，买了一堆红枣、花生办的招待。参加婚礼的有新郎新娘双方的朋友，李富春主动做主婚人。大家热闹了一阵，就及时告辞，彭德怀素来威严，没人敢闹洞房。
邓小平与卓琳的婚礼，是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举办的。邓小平的几个老战友把两张桌子拼起来，说：“今天我们会餐，大家都来会餐吧！”当时也没说要结婚。那天在延安的领导人，除周恩来在苏联治伤外，毛泽东和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刘英、博古、李富春和蔡畅等都来了。
李富春对卓琳说：“大家今天会会餐，现在给你们腾出个窑洞，吃完饭后你们一块儿回去就算结婚了。”
当时的婚礼就是这样简单，什么一拜天地二拜父母夫妻对拜全免了。
结婚后几天，卓琳便随邓小平离开延安来到了太行山。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就高声叫了起来：“哎呀，邓小平你真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邓小平个子不高，卓琳比他还稍矮一点，两人的脸都是圆圆的，所以彭德怀才如是说。
毕竟领导身份不同，举行婚礼之后有单独的窑洞。一般的新婚青年都没有房子，于是想到一个办法，将十几孔窑洞专门开辟为“青年宿舍”，每孔窑洞中放一张床，被褥自带，不开饭，一天五毛钱。每到周六，小俩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单位。延安人各有单位，无所谓家，夫妻在各自的机关工作，每周见一次面。即便夫妻同在一个机关，也是各按各的待遇吃饭。当时延安的伙食，是分小灶、中灶、大灶的。
延安窑洞。（图片来源：Wuyouyuan/wiki/CC BY 3.0）
延安婚恋花絮：各有各的戏份 各有各的故事
延安本是陕西一偏僻之地，抗战时成了“革命圣地”，全国众多青年蜂拥而至。人多之处，爱情亦多。延安婚恋花絮多多，什么自由恋爱、组织分配、第三者插足、爱上老外，三姐妹嫁三兄弟的“三刘嫁三王”，各有各的戏份，各有各的故事。像延安和平医院的王抗博医生，与张看护生下一孩，王医生不肯负责，张看护自杀于医院。也有一些封闭环境中长大的女孩，很少接触异性，抵达延安后，一下子就倒在第一个敢于拥抱她的男人怀里。延安屡闹爱情风波，整风前的结婚率、离婚率都相当高。
由于女性资源缺乏，男性之间为女性发生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根据最新资料显示，萧军与丁玲谈过恋爱，后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榆中县长之女）订婚后辗转来到延安，大概王德芬又与萧三谈起了恋爱。一次边区文协开会，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来人到会，萧军从靴子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觑。艾思奇劝解说：“萧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啊，不能那么野蛮。”萧军才把匕首收了起来。
而更多找不到异性的男青年，就只有实行禁欲主义。对老干部而言，因为有组织的关怀，解决起来就容易多了。
1937年，22岁的长征女兵王定国被安排给54岁的谢觉哉，组织告诉她这是一项神圣的革命任务，王定国毫不犹豫地就答应道：“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包就走上了夫人岗位。邓小平从前线回到延安，看中了北平女大学生卓琳，说了一句请组织帮忙，问题就解决了。卓琳虽嫌他矮，但还是答应了。19岁的朱明也是组织出面，便同意了嫁给50多岁的林伯渠。
如果未经组织批准而恋爱，甚至未婚先孕，是要受到批评的。14岁奔赴延安的夏沙，17岁与文工团同事恋爱，18岁怀孕，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张际春给了她“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的处分。整风抢救运动中，这件事使夏沙成了抗大总校重点批斗的对象，她在大会上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
受到组织关怀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其父张富华，1929年参加红军，后任胶东军区某团政治部主任。女兵连清晨出操，军区司令许世友在窗前问张富华：“你看上哪一个了？”张指着一个高个的美女说：“我要那匹大洋马！”此女就是张宁母亲，胶东文登县侯家集方圆百里出名的美人。第二天，组织出面找她谈话，把张主任介绍给她，好事就定下来了。第三天晚上，17岁的“大洋马”背着行军包进了张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红枣、一瓶土烧酒，便结婚礼成。
在延安，组织的功能得到了高度的强化。冯兰瑞欲与前夫离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报告，1944年才批准。32岁的团长高自如申请与29岁的鲍侃结婚，彭真不批，理由是八路军团长不能与非党员结婚；3年后鲍侃入党，才获得与爱人结婚的条件，可高自如已经在1946年作战时牺牲了。
结婚需要组织批准，有时也会酿成悲剧。《群众日报》电报员韩志新，因与地主女儿恋爱，被批判“包庇地主”、“接受贿赂”，韩志新十分紧张，当晚就用步枪自杀了。
组织批准在另外一种场合，却是大开绿灯。两位苏联联络员与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经批准可以拥有临时夫人，这种夫人在他们回国时是不带走的。两位苏联人回国时，临时夫人任务结束，临时丈夫各自给她们留下了一笔钱。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
江西时期，组织还为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物色过一位“临时夫人”肖月华。
当年，因战争关系，许多干部在老家已有妻子，参加革命后，又重新结婚生子。这种一人二妻的现象非常普遍。
谢觉哉对此评论说，“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责人。一旦相遇，只要他们自己不发生龃龉，旁人何必多管闲事。必离其一，必有一方失所。”最好的办法就是民不告，官不究。
但无论如何，婚恋都是生理需求，不管条件如何艰苦，男女比例怎样失调，它都会像野草一样蓬蓬勃勃地蔓延开来。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男女亲热，总会怀孕生子，在延安夫妻生孩子是最麻烦的事情。高干有服务员带，或进保育院，一般干部的孩子很难享有这种待遇。“女同志怀了孕，理智些的就打胎。”
年轻夫妇李锐、范元甄，就因为日益增大的肚子，与后来孩子出生的哭声，不知吵了多少嘴、伤了多少情。1947年7月，范元甄在一封家书中说：“我什么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孩子），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
这对夫妻因革命志趣不同，曾两结两离。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李锐受到严厉批判，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范元甄不念旧情再次选择离婚。不久，范元甄去看周恩来夫妇，吃饭时陈毅说：“老夫老妻离什么婚呵！”周恩来正色言道：“嗯，这是大是大非呵！”范因周恩来的理解顿感释然。
（本文略有删改，原标题：延安的婚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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