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年初邓小平南巡，向踏着“六四”被镇压的学生鲜血蹿上总书记高位，意图向左转的江泽民喊话，重申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引发了又一轮经济热潮。另一件事是当年5月13日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开传。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大法，以“真善忍”为准则，祛病健身，道德回升。人传人，心传心，到了1999年法轮功就有上亿人学炼。在共产党这样一个严厉的无神论环境里，民间公开传出有神信仰，直接冲击着共产党的无神论意识形态，意义非同寻常。

经济上的松绑，马上带来中国经济的起色，同时传统信仰的兴起，也引領着道德的回归。这给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全球的资本和技术涌入中国，加上勤勤恳恳、不畏辛劳而心灵手巧的廉价劳工，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可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却付出了道德跌入深渊的代价。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最大的灾难不是呛人的雾霾，不是地方的债务，甚至也不是没有芯片这样的核心技术，恰恰是道德的危机。没有道德、沒有诚信的经济，如同走进了死胡同，注定沒有明天。而道德之所以如此败坏，与十九年前江泽民发动的迫害“真善忍”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万人大上访，要求政府释放前两天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学员，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和给予一个比较宽松的修炼环境。当时的政府总理责成信访部门接待学员代表，事件得以妥善处理，学员当晚和平散去。但是，就在四月二十五日那天晚上，江泽民给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名为“一个新的信号”的信（收录于《江泽民文选》第二卷，此乃江作为人权祸首的证据），叫嚣“共产党一定要战胜法轮功”。中共政治局七个常委六个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把法轮功当作国家最大的敌人，欲除之而后快。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了全面迫害，非法抓人打人，非法劳教判刑，毁书焚书，军、警、特务、公检法司、宣传、外交还有其它所有部门倾国动员。当时铺天盖地的电视、电台、广播、报纸、互联网等无远弗界的造谣诽谤帶来的舆论攻势和乌烟瘴气远远超过文革。

这应了法国人“诺查丹玛斯”几百年前在他的《诸世纪》中的预言：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将有恐怖大王从天而落。说的正是江泽民和中共别有用心的几个人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出于江的霉暗变态心理。一是急于树立个人权威：97年邓小平去世后，儿皇帝熬到头了，权力欲极度膨胀。中共党魁树立个人权威的惯例就是搞运动，跟风的升官，消极的靠边站；二是妒嫉心大起：看到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对师父发自内心的尊敬，令爱虚荣、爱出风头、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妒嫉心大起。难以置信？却是事实。

从表面上看，是江泽民利用了中共这套整人的机器来发泄他的个人变态丑欲。从深层次看，正如《九评共产党》第五评“评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所揭示的，江泽民与中共实质上是在相互利用，江泽民妒嫉法轮功师父，而共产党容不下“真善忍”。《九评》编辑部在二零一七年发表的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进一步揭示出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就是要通过败坏人的道德来毁灭人类。共产邪灵需要寻找一个人间最恶毒的败类来实施其计划，共产邪灵找到的十恶俱全的人渣败类正是江泽民。打压“真善忍”的一定是“假恶暴”，共产邪灵对江泽民是爱不释手，觉得这样的又愚蠢又狠毒的败类太难找了。江泽民干出了“从名誉上搞臭，从经济上截断，从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甚至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来杀人牟取暴利，犯下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

中国的经济爆发与最恶劣的打压“真善忍”的人权迫害在时间上重叠在一起，绝非偶然，这本身就是对人类良知的莫大考验。如果以为邪灵是真的要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那就错了。在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已经强大得不得了的时候，中共自己却草木皆兵，弱不禁风，好像随时都可能垮台一样。天安门广场的一句口号，居民小区挂的一条横幅，网络上的一句真相言论，就能被戴上“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如此脆弱的政权，何来强大？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的现状，就是一个“强大的弱国”。沒有道德，沒有正信的民族，何言强大？

十九年来，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坚持反迫害，坚持把江泽民和中共的谎言和暴行告诉世人。迫害仍在继续，这是人类的灾难，但这也就给了人类一次机会——那就是帮助停止迫害，把江泽民绳之以法。人在做，天在看。人能在正邪之间做出选择，就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

（明慧网：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8/7/19/经济与人权-拷问良心-3712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