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苦寻觅
“在我14、15岁的时候，就对气功特别有兴趣，那时还在上中学呢。80年代在中国正是气功热，我那时候经常买一些气功杂志去看去研究，如《气功与科学》、《气功与体育》之类的，也参加过当时一些气功大师的学习班。”
“我参加过很多功法，学一学呢，觉得这个功没意思，就不学了。可你要说它不好在哪里，我也说不出来，反正不是我要找的。但不学了之后又放不下，我还得去找，就又去买气功杂志。那种杂志基本都是月刊，每个月出一期，这么多年下来我买的那些杂志，摞起来比我个子都高。”
“从83年开始，到93年这十年的过程中，我也没找到我要找的东西。你如果问我：你到底在找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找什么，但我就是在找。”
“直到93年年底的时候，我在杂志上看到北京研究会的王治文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叫做《法轮旋转新天地》。看完了之后我说，哎呀这个功好！法轮24小时旋转，你不炼功功炼你啊。因为我以前接触的气功多，知道一些概念，觉得这个功太好了，就学这个。我就赶紧给王治文写了封信，问他这个功在哪能学？在哪能买到书？”
“王治文先生随后给我寄来一张单子，是94年上半年李洪志师父在国内传法的一个时间表，同时还邮给我一本《中国法轮功》和一盘炼功磁带。我又把钱给他邮去。”
“收到这张办班计划之后，我就计划着去参加学习班。转过年是一月份，到年根了火车票不好买，上哪去参加这个班呢？选来选去，我就选了一个离家（哈尔滨）近的小城市叫凌源（位于辽宁省）。”
“我有个亲戚在锦州，我就想先上亲戚家，然后再往那去。可到亲戚家之后才知道，那个地方非常小，没有快车，要坐十多个小时才能到。同时我大爷对我一通批，这年头你还敢一个人出来，多乱呢！怎么怎么地，吓了我一顿，硬把我给吓唬回去了。这个班我就没参加上。”
“回去后上朋友家喝了点酒，然后到家睡觉，睡到半夜三更我突然坐起来了——不行！把灯点上之后，我又把王治文给我邮来的那张单子找出来，我还得参加。一看，石家庄有一个，大城市有火车啊，坐到北京之后可以从北京转车过去。我就又开始计划买票，虽然买票也很困难，可是我的决心非常坚定，我就是要去参加，去学这个功，最后终于买到票了。”
终得大法
在石家庄的讲法班上，李洪志师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博大精深的道理，解答了栾元弘许许多多的疑惑。
“以前练气功都是祛病健身，并没有修炼的概念，听了李洪志师父讲法之后我才知道，噢，原来当人并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返本归真，尽管那时候认识的也很肤浅。”
“从石家庄听完课以后，我又参加了师父在其它城市的讲法班。因为我从事的是建筑工作，那年正好是基建下马（没有活儿），所以有时间。在94年整个一年中，我陆陆续续地参加了师父在八个城市的九次讲法班，按顺序分别是石家庄、长春、郑州、济南、大连、哈尔滨、延吉和广州。”
“既然在八个城市，为什么听了九次课呢？也很有意思。94年4月底，师父回家乡在长春讲法，长春当地的学员本来就特别多，外地又来了很多学员，而会场只能装1000多人，吉林大学的礼堂不是很大。没办法，只好分成两个班，师父上午给外地来的学员讲一次课，晚上再给长春当地的学员讲一次课，那次师父特别辛苦。”
“我是外地的学员，所以买的是上午的票，但是晚上没什么事就到会场去看看。我问研究会的人，他们说早就没票了，所以我只好站在门口。我正站着呢，忽然骑车过来一个人，我也不认识，他上来就问我‘你要不要票？’我一听乐得赶紧说，要啊要啊，买还买不着呢！我赶紧掏钱买了票，就这样上午听了一次课，晚上又听了一次课。就这样，随着不断的听师父讲法，我对法的理解就不断的在提高。”
“师父在初期讲法的时候，一个班大概有1000多人，但听课的人数不断增多，到后来没有4000人的会场根本就没法办了。94年12月在广州是师父最后一次在国内传法，我从哈尔滨坐火车过去，到那一看，人简直多的没有办法。会场在一个体育馆，后来经过多方协调，体育馆上面的座位全坐满了，下面是木地板也坐满了，还装不下，又把旁边一个房间作为分会场。分会场看不到师父的面，但是可以通过电视观看直播。”
“那是我在国内最后一次见到师父。”
慈悲的力量
在栾元弘的印象中，师父没有常人的架子，非常非常的随和，非常非常的慈善。“你站到师父跟前的时候就会想哭，有流泪的那种感觉。”在追随大法将近一年的过程中，栾元弘有幸和师父多次近距离接触。
“第一次是在石家庄学习班结束的时候，我从会场回招待所，大家都往外走，有一位老阿姨好像在问师父什么事，师父回头跟她说话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离的非常近。老阿姨的问题我没听到，就记得师父当时跟她说（不是原话）：你什么都能放下，我什么都管，你什么都放不下，我什么都不管。尽管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始终记得师父讲的这句话。”
“师父在哈尔滨传法的时候，我是工作人员，帮助维护秩序。师父讲完课出来，主席台的椅子下面坐了很多学员，我就在前面做手势，示意让大家别都站起来跟师父握手，人那么多不就乱了吗。可我回头看到师父的表情，好像告诉我不要那样，我心里头感到扑通扑通的…”
“还有一次在会场，师父往里走，入会场讲课的口，那天我正站在那里。一个像是居士的人，听课之后走过来问师父，‘我以后可不可以回家修？’师父回答了一句说：‘你回家修更好。’就那么几个字，我在旁边听到之后，忍不住就要落泪。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不容易理解，那种感觉你形容不出来，你只有亲自站在旁边才能感受到。那种东西你想表现是表现不出来的，只有修到那种境界，才能体现那种慈悲啊！”
“我们讲的话只是一句话，它没有背后的力量。而师父说出的话，有法的内涵在里面，不是字表面的含义了，所以听了之后你内心会震动的，一句话你就要落泪的。”
见证神奇
在师父传法的过程中，栾元弘也见证了不少神奇的景象，他略举几例。
“师父在郑州讲法的时候，由于有比赛占用会场，所以学习班临时挪到另一个体育场。那里没有椅子，只有一层一层的、水泥的楼梯凳，因为没有号码，所以可以随意坐。可能是大家都想离师父近一点，所以会场的下面、中间都坐满了人。那是一个椭圆形的会场，如果师父进入会场，就得绕一圈才能走到讲台。等师父进来的时候，只见大家“唰”的一下就让出一条道来，等师父走过去之后，“唰”的一下又合上了。特别快，也没人指挥，那感觉有点像去年香港反送中的时候救护车穿过人群的那一幕。”
“同样在这个体育场，到第三天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情况。当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师父正在给大家上课，就看到天阴下来了，又打雷又刮风。会场上面有个灯泡，忒——灭了，忒——亮了，忒——又灭了，忒——又亮了。这是一个废弃很久的体育场，很多玻璃本来都是碎的。只听窗玻璃被风吹的啪嗒啪嗒响，雨很大，雨水顺着窗户就流进来了，我们只好挪动挪动位置以免湿了衣服。”
“师父一看这种情形就暂停下来，先不讲法了。讲台上面不是铺了一层白布吗，师父双盘坐了上去，然后打起了大手印。我也不懂什么意思，但是坐在那里不住地流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等师父打完大手印之后，简单说了几句。我理解的大概意思是：另外空间有魔来干扰，师父已经把它们都给收拾了。处理完后，灯也亮了，天也晴了，雨也停了，师父又开始接着讲法。前后也就几分钟吧。”
“当天结束后，我们出来看到沿街到处都是被雷劈下来的树杈。当天的《河南日报》还报导了，说出现天灾，造成多少亿人民币的损失，这个事很多当地人都知道。”
哈尔滨第一个炼功点
栾元弘尽管从93年底就开始学炼法轮功了，但他很低调，从来不摆什么老资格，记者无意中发现，他竟然是哈尔滨第一个炼功点的组建者。
“在我得了法之后，我就想，应该去找一找过去练其它气功的朋友们，跟他们弘传弘传大法。我找到当年练其它功的一位老阿姨，跟她一说她就想学。她还有两个好朋友也是一说就想学，这样我们四个人决定组建一个炼功点。”
“哈尔滨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叫儿童公园，那里有很多晨练的，有练气功的，打太极拳的，跑步的，早晨起来的人特别多。大概是在1994年的4月份，我们就在那里建立一个炼功点，这应该是哈尔滨的第一个炼功点。”
“因为我年轻，动作相对来讲又做的标准一点儿，我就在那里教她们三个炼功。那时既没有横幅，也没有录音机，只能听我的口令。”
“在我教她们三个人炼功的过程中，就不断的有新人进来。其实根本没有人叫他们，他们只是看到我们的炼功动作就加入进来，我就教他们。当然炼完之后他们会问我，小伙子，这是什么功啊？我说这是法轮功，然后讲讲这功动作怎么样，最关键是这功注重心性的修炼，把我从书中学的道理介绍给他们。”
“等学员逐渐增多之后，我们不得不转移到一个更宽敞的地方，可是这附近还有另外一个功法。我们没有录音机，而他们的录音机开到最大音量，声音都失真了。但有趣的是，他们天天都有人过来学法轮功，所以他们的人越来越少，而我们这边越来越多。”
“师父来哈尔滨传法之后，哈尔滨成立了辅导站，我们这才买了录音机，后来我又从长春请来法轮功的横幅。到99年的时候，哈尔滨的炼功点几乎随处可见，整个哈尔滨有上万人在学法轮功。”
走上天安门广场
“从99年7.20后，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打压。全国各地抓捕了很多辅导站的负责人、辅导员，电视24小时滚动播放，造假污蔑法轮功，什么污水都往你身上扣。你打开电视，所有频道播的都是这个东西。突然面对这种压力，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最知道修炼法轮功的是什么样的人，电视里那些东西都是假的，所以看了这种东西内心是很痛苦的，同时又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那种压力是在精神层面的。”
“2000年12月份，我决定去北京上访。在去北京之前，我心里头其实很矛盾，很煎熬。因为我知道大法好，而我却不能站出来，不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觉得心里头特别难受。在那种压力下，周围工作和生活的环境都令人恐慌，我知道我要是去了可能命都没了。”
“那时候我经常半夜睡着睡着觉就突然坐起来——哎呀我得上北京，可是当我真要走的时候我又迈不出这一步。就在思想斗争中挣扎着，我要去，还是不敢去。到后来，我终于坚定下来了——就是死我也要去！我必须上北京，上天安门，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大法给了我这么多好处，而如今大法遭受魔难，我连‘大法好’都不敢说，我这成了什么人了？我这还是人吗？！当我这个心一稳下来，晚上就睡的踏实了，不会半夜再坐起来了。”
“12月下旬，我和几个功友来到北京，来到天安门，因为信访办已经没有意义了。我站到金水桥那儿，事先在袖子里放好了横幅，黄色的横幅，上面写着‘真善忍’。我掏出来之后，高高举了起来，我站在那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话音刚落，周围的警察跑过来一拥而上，就把横幅抢走，把我塞到警车里了。”
“把我拉到前门派出所吧，进去之后，就看外地来的同修哪人山人海，一波走了又是一波，一波走了又是一波……”
艰难岁月
2012年7月，栾元弘被通缉七年之后离开中国。图为他在新加坡机场转机。（本人提供）栾元弘被遣返回去后经受了拘捕、殴打、关押，家庭被骚扰，随后又经历了抄家、通缉、流离失所，成了无法落户的黑户。
尽管家庭的担子、经济的来源全部压在妻子一人身上，但是共同的信仰使他们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共同走过艰难的岁月。
在多年的被通缉中，栾元弘的神经无时不刻地处于紧张状态，但他仍然承担着当地资料点的建设与维护工作。为什么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从还不放弃呢？
“因为站在修炼者的角度来看生命，人不只是一生，人的生命也不仅仅是你这一块肉，还有你精神方面的东西，你的灵魂，我们是追求那些东西。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他们当年也都遭受过权力者对他们打压。基督徒被罗马的王们迫害了300多年，你看基督教现在到处都是，可罗马帝国哪儿去了？在大瘟疫中没了。就是说，用暴力的方式镇压信仰者，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对于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什么都能放下，什么都能放弃的了，舍弃生命都不足惜，那你对他镇压有什么用呢？你还有什么可以威胁他呢？因为我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这就足矣了。”
感念师恩
栾元弘和妻子在新西兰近照。（大纪元）2012年7月，被通缉了七年之后，栾元弘和一家人走出国门，迈向自由的土地。他那每天绷紧的神经终于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中慢慢平复下来。
2017年，栾元弘到美国纽约，再次见到李洪志师父，心中百感交集，他使劲的看啊看啊……
回首前半生，栾元弘说：“从我93年开始接触大法，到94年真正参加李洪志师父的学习班，一晃到今天已经过去26年了。我从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到今天人到中年，走过了这么多年。自己在修炼上，和修的好的同修相比，尽管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我非常的荣幸。我在自己有生之年能接触到法轮功，能够在大法中修炼，真是祖上积德，三生有幸。我真的非常想念师父，谢谢师父救度我。谢谢！”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5/12/n1210117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