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籍广东的王先生（化名）2019年，在大纪元网站实名退党。近日因工作赴美，王先生接受了大纪元新唐人的采访，谈起他自己一家四代人受中共迫害，以及自己为何退党的心路历程。

一胎化的受害者

王先生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在中共计划生育的政策下，母亲为了让他平安出生，付出了辛苦的代价。想起产后体弱，时常卧床的母亲，王先生难掩哽咽，他说：“我母亲为了生我，躲到了山里。身体出现很多问题。她现在还常常一生病就在床上躺好几天。”因为中共的一胎化政策，王先生的母亲在超生后不只要罚款还被强制结扎，从此落下病根。自他有记忆起，就常陪母亲去医院看病。

王先生说：“相较现在中共鼓励民众多胎，真的特别讽刺。”或许是因为生命差点遭中共扼杀，王先生觉得自己天生对中共“免疫”，他认为中共就像病毒，依附寄宿在中国大陆的百姓身上，人们需要对中共产生抗体。

入党后更厌恶中共

但人在中国，想要脱离中共的影响非常难。王先生毕业后进入单位，他当时年轻，想在工作上发展、做点事，于是家人、亲友都鼓励他“入党”。尽管王先生认为基于中共的思维方式很难推展工作，但在众人要求下，也递交了入党申请。

递交申请不久后，王先生就收到学习要求，他很无奈地去参加学习课程。他通常都是点名以后就离开。王先生说：“点名走人，大家都很懒散，根本没人管。哪是什么学习？都是捂着良心，上网抄了几篇范本交差了事。”结业后，他还得去参加“红色之旅”，参观中共所谓的革命圣地。他当时去了贵州，感到整趟旅程都让人不舒服，甚至感到恶心。

他说：“到了景点拿出旗子拍照，然后回旅馆就打牌赌钱。”这些中共党员，对共产党根本也没有崇敬的心，正是因为入了党，王先生更讨厌这个组织了。

曾经从事城市计划工作的王先生认为，大陆的经济其实已面临崩溃。在广东一代，很多人买土地、建厂房，但几乎都是赔本。他说：“根本没有企业赚到钱，谁要租你的房子？”并且在中国，各部门单位不停换岗，送礼、公关繁忙；但人事变动以后，过去说的话就都不算了。很多中小企业主收不回欠款，被坑的血本无归。

王先生说：“你不送礼，别人就不理你。”但送礼了也不一定会有好结果。1990年代，承包工程项目的小商人一顿饭应酬可能就得花一千多人民币；当时大陆中学教师的基本薪资只有70元人民币左右，若是刚毕业的教师薪资则更低；可见应酬之奢糜与腐败。王先生的父亲当时承包工程项目，常常要参与应酬；尽管外表看起来很风光，但实际上也经营得很辛苦。

广东人的香港经验

2012年、2013年之交，王先生去了一趟香港。他说：“很多广东人看香港新闻，不看北京新闻。”以前他觉得可能是粤语与普通话的差别，但后来他发现，是因为香港有很“民生”的新闻节目，人们想看柴米油盐，而不是样板新闻、八股报导。

如同许多广东人一样，王先生也有亲戚在香港。因为亲戚常常来访，他对香港并不向往，只是觉得熟悉。当他第一次亲赴香港时，却发现大陆与香港完全不同，他认为香港人很谦卑、很认真工作，完全没有中共体制下那种官僚的散漫与差别待遇，香港经验让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加入了共产党，但王先生仍不习惯单位里的风气，也无法融入圈子里。很多看不惯的事情，让他感到工作无法施展，最后只能选择离职，同时也申请退党。王先生经营一个淘宝店，一开始业绩还不错，但后来销量下降。因为经手商品质量相同、定价也没有很大变化，理论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王先生开始研究原因。2018年年底，他就警觉到中国的经济越来越疲乏，也在思考国内的各种问题。他说：“国内新闻是一定找不到讯息的，翻墙看了很多新闻，发现问题越来越大。”

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让王先生对中共彻底绝望，也打开他多年来抑郁的死结。其实很久之前，王先生就注意到香港新建筑的质量特别差，他说：“早期盖的很好，但新建的很糟，可见（香港）被同化得很严重。”他发现有些香港后期的建筑，与中国的豆腐渣工程相去不远，因而默默为香港人担忧。

王先生说：“香港是中国跟世界接轨的转换插头，我不明白中共政府为什么要来这一手。中国没有与世界接轨的可能，上海、深圳、海南都不可能成功。”他并没有从反送中事件初期、百万港人大游行开始关注香港的社会运动，但他全程关注了香港中文大学与理工大学的抗争。那几天王先生彻夜未眠，仿佛进入不一样的状态。

他说：“好像多年来的心结打开了，裹着自己的问题松开了。”

父母从不说的家族往事

母亲总说王先生长得像外公，但他从未见过外公，他强烈地想了解自己家族与长辈们故事。

一位远房的叔公告诉王先生一些零星的家族往事。

王先生的曾祖父是在江边做挑沙的苦力，眼睛因受风沙侵蚀后来视力受损，几乎是全盲的 状态。但曾祖父却不因此放弃努力，而是开起小卖部，用“摸秤”的方式经营。因为诚信、童叟无欺，多年后他成为当地仕绅，拥有多家店铺与土地。但1949年后，中共土改，王先生曾祖父的土地、商铺遭没收。曾祖父因受不了屈辱，最后自杀身亡。

王先生的祖父很年轻时就开始经营药材铺，他吃饭时会放下碗筷出门看诊，也常常为了去采购药材错过吃饭时间。中共治理下，家族的药材铺收归国有，王先生的爷爷成为自己药材铺里的一名普通工人。

文革期间，他的家族被扣上“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王先生的祖父天天被批斗。王先生说：“只因为我爷爷说一句‘自己都吃不饱，哪有什么资本家？’”

王先生的父亲不断地写上诉的文件，但没有任何人搭理。爷爷遭批斗后，积郁成疾。为了医治爷爷的病，家里又欠下了很多债务。病了一年多后，王先生的祖父含恨撒手人寰。

母亲的家族也是类似的背景。王先生的外祖家产、土地遭中共没收。王先生的母亲身为长姐，从小就被迫做很多家务，从事很多劳动。王先生说：“我母亲是很聪明的人，但她没有钱、没时间学习，吃了没文化的亏，是个文盲。”他认为若没有中共强制征收家产，以母亲的勤奋与智慧，一定会成为特别厉害的那种人物。

王先生说：“我不知道怎么经营？没有办法获得指点、智慧，没有人敢将家族的故事告诉我，好像血脉就断了代。”后来做生意的王先生，特别想知道那些父母从不提及的家族故事。若没有中共各种倒行逆施的政策，王先生认为自己将能获得祖辈的帮助与教诲，家族也不会凋零败落。

王先生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因为他知道在中国生活压力有多大。在中国长大的小孩，需要去面对艰钜的学习、考试压力，长大后要面对买房、养老等问题。他说：“中国的房地产是很变态的现象，我坚决不炒房。”

王先生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合法、合理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恶魔。它是现在世界上的新冠病毒，所以我早就退出中国共产党。”他希望现在仍是中共党员者看清时事与中共的真面目，不要被中共卷进巨大的漩涡，成为陪葬品。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2/3/n1341585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