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年高考放榜前夕，当中国人对“状元”花落谁家以及他们会选择哪所大学、哪个专业抱有无限期待时，一篇发布于去年此时的旧闻似乎已露出了端倪。

该文开篇写道，“香港高考放榜，6位高考状元全部选读医科，这和内地高考状元无人报读医科形成强烈的反差”。在中国大陆，“2016年22个省份的36位状元中，无一人选择医学”； 即便“从1997年到2016年，各地区省级高考状元中，也只有1.31%选择学医”。《2016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指出，“从1952年到2015年，医科连热门专业的前10位都没进入”。

而在香港，除了2017年的6名状元全部学医之外，“过去五年诞生的27位高考状元中，也有16位选择了读医科，足见医科在香港受追捧的程度”。尽管大陆的医科录取标准也不低，且能读医科的也都是十分优秀的学生，但这些被视为“最优秀”的高考状元们却毫无学医的志向。在所有专业中，医科的吸引力甚至还不如数学，与20.4%的高考状元所选的经济专业相比，则更是相去甚远。

在香港受状元追捧的医科，在大陆不仅不受状元追捧，还差点儿成了冷门、偏门。这背后的原因，值得说道。

首先，作为医生，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过硬的医术，更重要的，还得有一颗救死扶伤的仁心。这颗仁心若放在“医生”这个职业上，就叫“医德”。要想学医，必须深谙“医德”的重要性。

有意思的是，香港立志学医的六名状元在接受采访时，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这一点。拔萃女书院状元林莉雯说，“她立志在香港修读医科，运用医学知识帮助别人”；皇仁书院状元蔡维泽“期望为市民，尤其底层民众的治疗尽绵力”；圣保罗男女中学的状元邓惠慈表示，“有关经历令她体会到医生的重要性，希望自己也能以专业医学知识帮助病人”；同校另一位状元李朗轩则认为，“医科能够融入科学知识，如参与科研工作研制新药物，能帮到有需要的人”；还有庇理罗女中状元施奕昕也表示，“见到医生照顾病人，认为工作富挑战、可帮助病人，就立志从医”。

不难看出，这些全港最优秀的高中生立志从医，不仅仅是为了医生这个职业所拥有的高薪酬；在按劳取酬、付出与回报往往成正比的香港，薪酬高会被人当成择业的必要条件，而非首要条件。这些孩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都深知，学医是为了“帮人”。正是这样的仁心、善念，让他们有动力成为未来的医者。

颇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所萌生的这颗心、这一念并非是出自于凭空想像，而是由于亲眼目睹了医生的真实工作状态。他们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正是基于怀着仁心、医德帮人、救人的香港医生的言传身教。而大陆学生自然也不例外，只是他们认识的医生决非如此。

说起大陆医生的真实工作状态，我们只需列出几个关键词就可见一斑，如“加班”、“过劳死”，又如“医疗事故”、“医疗纠纷”，以及由此矛盾激化而引发的“医闹”、“杀医”事件。相关的数据、案例经网络搜索便可得知，而医者的现身说法也并不少见。一条获赞率极高的评论说道，“我们医院的子弟，极少有学医的；从小在医院长大的孩子，怎么都不愿意学医；作为父母，我们也不赞同子女学医”。

个中原因除了“社会对医务工作者要求高”之外，恐怕更在于医务工作者自身的所作所为。大量的医生对患者开高价药、索要红包，对药企、厂商索取贿赂，更有不少医术精湛的医生在“活摘器官牟利”的非法勾当中扮演着主刀手的角色。正是由于大陆的医生普遍缺德，才导致“医生”这个职业从此不再崇高。

既然在中国大陆，医生已是劣迹斑斑、甚至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因此也就不难想像，愿意从医的人会越来越少。医生抱怨自己有付出、没回报、患者骂医生无良、无德，在这种氛围下，又有谁想要学医呢？

或许有人会问，难道几百万大学生中，就没有胸怀大志、想要用自己的言行来“扭转乾坤”的德才兼备者？但从经济学、工商管理以20%左右的高占比成为中国状元们的首选专业就可看出，中国经择优选出的“人才”，早已把钱看的比志向更重要了。即便有那1.31%的德才兼备者，也仍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此外，大陆医生地位不高、收入也高不到哪儿去。普通医务工作者收到的红包显然没有科室领导多，科室领导收取的贿赂自然也比不上医院院长和卫生部官员。更重要的是，整个医疗系统由上而下的集体腐败，全拜“体制”所赐。

要从体制上进行“结构性改革”，又岂能仅凭那“1.31%的德才兼备者”？但若从这个基点来反思中国大陆医德败坏、医科无人问津的没落景象，也就不难发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非中共莫属。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7/14/n1056319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