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在大陆长大的中国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共产党的洗脑教育。这种教育从你懂事那天起就开始了，从此日复一日无休无止，而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你反复学习所谓“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这种洗脑教育的力度之大影响之深，以至于时至今日我还能清楚的记得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与“事迹”，其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因被抓时身无分文震惊了国民党士兵，在狱中写下日后被选入大陆中小学课本的《清贫》和《可爱的中国》，被中共封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方志敏， 以一首“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就义诗》著称的中共早期农运领袖夏明翰，被捕后写过“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的《狱中诗》，之后在雨花台被国民政府枪决的中共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

照共产党的说法，这些“革命先烈”都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牺牲的，这一事业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也是世界上最“光荣伟大正确”的事业。

许多年里，我对共产党的这种宣传一直都信以为真，直到后来因为现实的惨痛教育，也因为接触到了越来越多有关所谓中共革命史的真实资料，才渐渐醒悟到这一切其实都是精心编造的谎言。事实上，方志敏、夏明翰、恽代英等一大批所谓 “革命先烈”投身的共产主义革命，压根就不是什么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是地地道道的将中国人民推向苦难深渊的一场大劫难。以方志敏、夏明翰、恽代英等人为代表的所谓“革命先烈”的所作所为，也根本不像他们自以为的那样是在救国救民，实际上完全是在祸国殃民。也就是说，是在作恶！

当然，我不否认，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像方志敏、夏明翰、恽代英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投身共产主义革命的初衷确实是为了救国救民；而且，在把共产主义这股祸水引入中国，以暴力手段颠覆当时的合法政府，直至最后为此搭上自己性命的整个过程中，他们自始至终都坚信不疑的认为自己的信仰是人世间最正确的信仰，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最伟大的事业，无论是方志敏的《清贫》、夏明翰的《就义诗》和恽代英的《狱中诗》，我想都足以充分表明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和事业的忠心不二。也就是说，在作恶时，他们是很虔诚的。

不过在我看来，这正是事情的可怕之处，也正是值得后人深思并吸取教训的地方。

说到恶，我们都知道西方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平庸之恶”。

什么是平庸之恶？简单地讲，就是在强权和体制之下，放弃道德责任和独立思考，无条件服从权力所犯下的罪恶。这样干的人并不以为自己是在做恶，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忠实的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是在恪尽职守。

除了这种恶，还有一种恶我称之为“功利之恶”。

与平庸之恶不同，在功利之恶中，作恶的人并非不知道自己是在作恶，他们知道的其实很清楚，但是照旧作恶。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赞同恶，而是因为作恶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且不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即使有代价也比收益要小得多。换句话说，他们才不在乎什么善恶不善恶呢，只要有利可图就行。今天作恶有利，他们就作恶；明天作恶无利可图，行善有利可图了，他们就会弃恶行善。这种人可以说是十足的投机者，眼里只有利益二字。

那么以方志敏、夏明翰、恽代英为代表的所谓“革命先烈”作的又是何种恶呢？我以为既不是平庸之恶也不是功利之恶，而是另一种恶，我称之为“理想之恶”。

如果说平庸之恶是因为放弃道德责任和独立思考盲从权力而作恶，功利之恶是因为追求个人私利无视善恶而作恶，那么理想之恶则是因为被乔装成真理和正义的邪恶所蒙骗，误将其当成造福人类的美好理想去追求，甚至为之献身所犯下的罪恶。换个角度讲，如果说平庸之恶是对善恶的回避或者悬置，功利之恶是善恶不分，那么理想之恶则是对善恶的颠倒，把恶当成了善，当成了美好的理想在追求。

拿以方志敏、夏明翰、恽代英为代表的所谓“革命先烈”来说，他们追求的理想是什么？是共产主义。而他们之所以要追求共产主义理想？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让劳苦大众获得“解放”，让中国变得独立富强自由。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业已证明，共产主义运动带给中国人民的并不是它曾经信誓旦旦许诺的什么美好生活，而是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和浩劫，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对无辜生命的虐杀，其惨烈程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仅在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盘踞的江西一地人口就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他们中许多人便是中共的刀下鬼。据专家估算，从1949年至今，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国人在6千万至8千万人左右，差不多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大大超过了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也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是希特勒纳粹所屠杀的犹太人总数的13倍。

就说方志敏、夏明翰、恽代英吧，哪一个人没有欠下血债？

以方志敏为例。据《轰动全球大事件 方志敏绑票砍头外国传教士夫妇》一文披露，1930年7月，面对财政上实在揭不开锅的困局，方志敏所部伪装成国军，两天之内夺取只有一个营守卫的景德镇。这次行动可谓斩获颇丰，景德镇富甲一方、也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家产被哄抢一空，本人也被方志敏无情的砍了脑袋。

1932年6月，方志敏故技重施，属下的广丰独立团带着大批“挑夫”，奔袭二八都，红军除了掠走大量食盐、布匹、现洋等数万元的财物，还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属共两百多人绑回根据地，同时将抓获的保长谢世仔放归，让其通知这两百多人的家人速将足额的“革命经费”送往苏区，根据《衢州文史资料》中的《红军攻打廿八都见闻》记载，事后谢盛仔带领本地一群青壮年，每人挑着八百块大洋去红军驻地赎人。但有些人赎回来了，有些人一如既往的被撕了票。最悲惨的是，两个月后，方志敏居然又再次洗劫惊魂未定的廿八都，再绑架地主和富绅三十多人为“肉票”。

可见，事情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夏明翰、方志敏、恽代英们把乔装打扮的罪恶错当成了美好的理想，自以为是在救国救民，是在为理想献身，哪里知道自己其实是在祸国殃民，是在为邪恶卖命。

在共产主义为祸中华将近一百年的历史里，这样的“革命者”岂止于夏明翰、方志敏、恽代英，说有成千上万恐怕都少了。

与平庸之恶和功利之恶截然不同的是，虽然方志敏、夏明翰、恽代英们实则是在祸国殃民，但却无一不自认为是在为真理和正义献身。这就决定了在“砸烂旧世界”的所谓“共产主义革命”中，他们既不是在机械的履行职责，更不是在看风使舵的进行投机，而是在全身心的投入，在满怀激情的进行着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因而他们的“革命”意志、热情、能量和效率都不可避免的远远超过了共产党队伍中那些平庸或投机的人。换句话说，共产党燃起的邪恶的“星星之火”之所以最终能够变成“燎原之势”，中共之所以能够从国民党手中夺得江山，起主要作用的既不是跟着共产党随大流走的人，也不是共产党里的投机分子，而是像方志敏、夏明翰、恽代英这样心甘情愿把性命豁出去的虔诚的理想主义者。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说，他们的江山是由无数这样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不过也正因为如此，理想之恶的罪恶要远远大于平庸之恶和功利之恶。

不仅如此。理想之恶还是一朵名副其实的“恶之花”， 一朵用受骗者和被害者的鲜血染红的艳丽迷人的“恶之花”。尽管它对社会的危害尤为巨大惨烈，不是小恶，而是大恶，但由于古往今来人们对宁死不屈舍生取义的理想主义者总是抱有敬意，却使得它对那些天真善良缺乏足够识别能力的热血青年格外具有吸引力和迷惑力。一代代的中国青年之所以被共产党成功洗脑，在很大程度上不正是因为被其所宣扬和渲染的方志敏的“清贫”、夏明翰的“大义凛然”和恽代英的“豪情”等等所打动进而心生敬意直至上当受骗吗？可叹的是，这样的剧情至今仍在上演。

善良的人们啊，请千万记住，并不是所有理想都是美好的，也并不是所有邪恶都是赤裸裸的。邪恶有时候是非常狡猾的，往往会千方百计乔装成美好的理想，甚至比理想更像理想。换句话说，理想的外衣之下也可能隐藏着十足的邪恶。如果你把邪恶当成了美好的理想去追求和献身，不管你有多大的豪情，如何清贫，怎么慷慨赴死，你也是在作恶害人。

方志敏、夏明翰和恽代英们不就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例子吗？！

（新唐人：http://www.epochtimes.com/gb/18/3/27/n102520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