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0日，中共官媒报导了一则消息，称上海出动一架救援直升机完成了从浦东机场至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手术室的器官转运任务，直升机参与转运器官使得效率倍增，汽车需用90分钟的转运时间，而直升机仅用了11分钟。

在 “人体器官转运绿色通道” 已遍布全国民航机场之后，救援直升机又在不遗余力地保障器官的快速转运，再一次引起民众的质疑：“又是民航，又是直升机！这个人体零件外卖订购的运输成本不低啊！普通老百姓谁有这么大财力支撑这种医疗方案啊！”；“能动用直升机，级别不低啊！”

是的，谁能动用城市应急救援体系的直升机参与器官转运？只能是中共的高官和权贵。

婴幼儿肾移植在中国已经见诸于报端。2023年2月27日，《新民晚报》报道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联合研究成果登上权威杂志”（《美国移植杂志》）。此联合研究成果就是：该医院将出生仅1天和3天的婴儿肾脏移植给了两位成年人。

据2023年追查国际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小孩器官用于成人移植在大陆多家医院早已普遍使用。中国国家器官分配原则虽有规定：小孩器官不可用于成人移植，否则违规。但违规的原因并非是有悖伦理道德，而是因为小孩做移植时器官不够用。大陆移植专家说，国家没说小孩器官不可以给成人用。

把器官来源投向婴幼儿，这极可能是为中共高官的“150岁”目标在作做努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婴儿器官中含有干细胞，对受体的排斥较低，可以减少或避免受体服用免疫抑制剂。因为免疫抑制剂也削弱了人本身对新冠病毒等新病毒的免疫力。面临随时爆发新疫情，换器官的高危群体在抓救命稻草。

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07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中国器官移植开始于1966年的第一例肾移植，而中国的肝移植则开始于1977年，到1983年为止，共做了57例肝移植，但由于其中54例都是晚期肝癌病人，所以术后效果不好，80%病人在手术中间或术后3个月死亡，最长的一个病人只活了264天。

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什么要给晚期癌症患者做器官移植，谁才有这个资格被死马当做活马医呢？那也只是中共的高官或家属。

这样的事例披露出来的不多，但仅知的几例就让人触目惊心。

用良心犯器官为高官续命是中共的一惯所为

胡平在《中国的眸子》一书中记载了文革时期因支持李九莲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钟海源被活摘肾脏的内幕。钟海源于1978年4月30日被执行死刑，在执行之前，她已经被选定为一个高干子弟更换肾脏的肾源，因此受到了惨无人道的处理：活体取肾。她先被用给牛马用的大金属针筒注射了三次进口药物抗凝血剂，在枪决时枪手开枪打其右背，在心脏并未死亡的情况下，遭到活体取肾。

《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也记载了1970年被活体取肾的黎莲，被按反革命分子处死的黎莲姑娘，在被送去刑场的囚车上，就被四个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肾，落在洁白的瓷盘上。医院的一间手术室急等这个肾，它将要马上移植到一位领导干部身上。”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美国作家、记者伊森・葛特曼的《屠杀：大规模杀戮、摘取器官和中国解决异见人士问题的秘密方案》一书中记载，1997年早秋，一名年轻的维族医生，被医院导师悄悄通知，“五位中国政府官员——大人物、共产党员，有器官问题，已住院就诊，要求他去乌鲁木齐监狱，政治犯那侧，不是刑事犯那边，抽取血液样本。”

这件事情的背景是，1997年2月5日，发生了伊宁事件，伊宁以及整个新疆地区发生了穆斯林抗议活动，中共进行了镇压并抓捕了很多人。葛特曼认为这个医生提供的证据非常有杀伤力，它直接证明了中共从政治犯身上摘取器官以供中共高官续命。在书中，他认为，中共从政治犯身上摘取器官的这种大规模的屠杀不仅存在过而且还在继续，他尤其提到了法轮功学员，说这是中共解决政治犯的秘密途径。

2000年是中共高官寿命增长的分水岭

2019年9月，大陆微信圈周日疯传一条“981首长健康工程”广告，介绍这项为中共最高领导层而设的医疗服务，广告视频说：“首长医疗保健工作，在6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获得长足进步……数据表明，中国领导人的平均寿命，远远高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的平均寿命”。

视频中一张中、美、英三国领导人寿命曲线图表可看出，虽然中共延寿工程已开展了60多年，但在2000年以前中共领导人的寿命只领先于美国领导人2-3年，自2000年起，中共领导人的寿命曲线呈线型增长，到2010年已经领先于美国领导人寿命10年左右，这个优势一直保持至今。也就是说，2000年是中共领导人寿命显着增长的分水岭。

拥有世界最先进医疗条件的美国领导人为什么反而寿命赶不上中国领导人呢？有知情人透露，中共领导人的长寿秘诀在于随时更换年轻人的健康器官，并常年注射武警战士提供的血清来保持更换器官的活性。

视频中也提到了“981首长健康工程”的目标是将领导人的寿命延长至150岁，而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器官功能再生”。

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产业蹿升的起点

黄洁夫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从1977年到1999年7月的23年间，全国共完成肝移植228例次，相当于平均每年不到10例。

而国际组织“追查国际”提供的数据表明，2000年以后，中国器官移植数量呈指数增长，如2005年1月1日至2006年6月24日，1年半的时间，中国大陆肝移植登记例数为5644例，平均一年3000-4000例，是2000年之前平均每年肝移植数量的300-400倍。

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从2000年后中国大规模兴起了器官移植风潮。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呈爆炸性增长；各地大量器官移植中心和配型中心迅速建立；供体器官来源丰富，以至1-2周就可以给患者完成配型做手术；由于器官移植等待时间短，使得数以万计的外国人到中国做器官移植旅行等。

中国器官移植本来是权贵阶层独享的专利，几年间竟然能够成为有钱就可买到的医疗服务。这中间巨大的变化，均取决于突然增加的大量供体，而其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黑幕……

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1999年7月，江泽民执意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镇压。原因仅仅是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让其妒火中烧。很多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不知为何如此好的功法国家不让炼，因此纷纷来到北京上访，要告诉世人和中共高层法轮功是好的、正的。

江泽民将法轮功视为政治敌人，他在部署镇压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要求对法轮功学员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目前已知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上消灭”的措施，有江泽民给公安系统下达的“打死算自杀”，还有令人罄竹难书的人间蒸发罪恶和江泽民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命令。

在江的命令和暗示下，各种令人发指的刑罚，谷开来的大连尸体工厂，王立军的所谓专利“脑干损伤机”等等，无一不是盗取器官、虐杀法轮功学员的血腥手段。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中写道：“如果将来某一天，有人出来揭发，江泽民曾经利用军警，把500名法轮功修炼者集体投入某钢厂钢水沸腾的炼钢炉，看着这些个只想修心向善，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好人，走在道德升华的神路上的真正好人，被钢水活活烧死，500个鲜活的人被上千度的钢水灼烧每一寸肌肤和身体，直至从人间蒸发！真是这样的话，大家会惊讶吗？……以江泽民邪恶至极的本性，干出这种肆行暴虐、人神共愤的事，只有人想像不出，而没有它做不到的。”

在追查国际的电话调查中，时任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白书忠回答调查员：“当时是江主席啊。110有个批示，就是说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当时江主席批示以后，反法轮功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江当时在位的时候，很重视这个问题，都是有批示的。”

将杀人当做向江泽民效忠，“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将进京上访和在全国范围内被绑架、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由总后勤部统一分配，进行调度、运输、交接、警卫和核算。总后勤部下属上百家军兵种总医院、武警总医院、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七大军区总医院和诸多附属医院开展或者扩大器官移植规模，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庞大的杀人机构。”

中国器官移植已蹿升为世界第二移植大国，黄洁夫扬言，中国正在赶超美国居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众所周知，中国器官移植崛起的这些年，和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团体的时间完全吻合。今天的移植产业背后是中共多年大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这一滔天原罪，是中共永远无法抹去的。

犯有这种原罪的军队、武警、公安、法院、医院、医生、相关器械公司等等，都被绑架在了中共这部杀人机器上。而这部杀人机器在暴利的驱动下，还在疯狂运转。而且盗取器官的魔爪已经从法轮功群体延伸向了维族人、藏族人、家庭教会成员，异议人士，和像胡鑫宇这些青少年。

或者是跟中共沆瀣一气，杀人挣钱；或者是成为“人矿”，担忧自己或家人被中共收割。中共犯下的是反人类罪，必遭天惩，邪恶中共必须解体。到那时，所有主动退出中共组织的中国人，才能幸免祸殃，才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4/17/n1397497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