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在北京机场第三候机大楼发生的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铃木英司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三十多年来一直为日中友好而奔忙，有一天会被当作“间谍”抓起来，在中国经受6年多的牢狱之灾。
以下是铃木英司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讲述的他在中共监狱中2279天的遭遇。
2016年7月15日，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铃木英司走出饭店，准备叫出租车去机场回日本。不凑巧，饭店前没有候客的出租车，但马路对面停着一辆白色的出租车，司机鸣笛，并向他招招手，调头把车开了过来。
“北京的出租车多为蓝色和绿色，白色出租很少见，而且司机主动和我招手，当时觉得有点奇怪。但那天气温有40℃吧，我只想赶快上车。”途中，司机没有走他要求的路线，虽然他几次提醒了司机，但司机没搭理他，还不时地拿出手机操作一下。
铃木曾经带领大大小小的访问团去过中国二百多次，并长年在中国大学任教。他说那天从他一出饭店开始，一切就变得很反常。
到达机场后，他一下车就被6个大汉团团围住。他们自称是“北京国家安全局”的，并亮出了拘留证，上面签着北京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名字“李东”，拘留理由是“间谍”。
7个月的监视居住 只见到15分钟的太阳“当时我脑袋一片空白，知道摊上了大事。”铃木说。手机、钱包等随身物品被没收了，皮带也被抽走了，被蒙上眼罩的他坐在行驶的车里，心中充满了不安，但也有一丝侥幸。“也许只是问问话就被放了。”他说。大约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停下来了，男子们让他在原地转了几个圈才让他进了一栋楼。
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北京国安局在丰台区一处不为人所知的招待所，他在这里接受了7个月的“监视居住”。在长达六年的关押生活中，他说这7个月的经历是最痛苦的。
铃木被监视居住时使用的房间的内部示意图。（铃木英司提供）
他被带进502房间。这里没有电视，没有钟，黑色的窗帘总是拉着，看不到外面，也不知道几月几号，电灯24小时亮着。房间看起来有点旧，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外，还设有洗脸池、厕所和淋浴，但都没有遮拦，一切都暴露在看守的眼下。四个屋角有摄像头。看管人员每天2人4班倒，坐在沙发上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审讯在斜对面的504房间，有三个人参与审讯，主审让铃木称他为“老师”。问话主要围绕铃木认识的中共高官和日本人的情况，“老师”对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做什么研究感兴趣，“老师”曾措辞严厉地说“中国问题不需要他们研究！”
近年来有多名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学者在中国被抓，有的至今没有被释放。
有一天，“老师”出去倒水时，一名审讯员问铃木，“你还认识我吗？”铃木一惊，这才认出对方是在2010年举办的日中植树活动时的志愿者。铃木回忆道：“没想到两国政府举行的日中友好活动，也有国安的人在监视。”
北京国家安全局拘留设施内的情景。（铃木英司提供）
整整7个月，他的活动范围就限于这两个房间之间。除了审讯，无人可以说话，终日看不到太阳。有一天，铃木终于忍不住了，要求让他晒晒太阳，请求得到了允许。他被带到走廊尽头离窗户一米远的地方，他想更靠近窗户一点，看看外面，看守制止了他，“他们怕我看到窗外的景象，暴露这个秘密招待所的位置”，他说。
他被允许晒了15分钟太阳，泪水止不住地流。这是他在监视居住期间唯一的一次见到阳光。
“我经历了监视居住、看守所、监狱这三个阶段。监视居住是最没有人性的，是对人权的最大侵犯。”谈起这段经历，他仍然按捺不住愤怒。
消失的外交官
“总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世界大国。”中学时代时的老师的一句话，让铃木英司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全国农林劳动工会工作，主要负责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流，于1983年8月第一次访问了中国，他与乔石等中共高层会面，并结识了当时的中联部副部长张香山。此后，通过与张香山的关系，他在中联部、共青团中央、文化部开拓人脉，和多名中共高官建立了联系。
他在中国的广泛关系让他在日本成为了一名“中国通”，驻华日本大使馆、媒体记者、国会议员都会就中国问题来咨询他的意见，其中也包括日本的情报机构。因为他在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上对日本持批评态度，这使得他在中国成为知名的“日本友人”。
为了了解真实的中国，他的足迹遍及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他不仅去省会城市，也去考察农村，他还资助了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他认为他比哪个日本人都了解中国。
他行走于日中政界，为推动日中交流奔忙，成为日中友好协会最年轻的理事长，被看作是日中友好工作的新星，备受期待。
铃木英司2016年在北京以间谍罪被抓，被判刑6年，于2022年被释放回国。（大纪元）
2013年12月的一天，他和原驻日中共大使馆的参赞汤本渊在北京见面进餐。汤本渊那时已经结束了在大使馆的工作，回到北京，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席间，他问汤本渊是否知道有关金正恩杀害他的姑父张成泽一事，汤回答说“不知道”。没人想到，就是这段茶余饭后的闲聊在几年后令两人身陷囹圄。
2017年2月16日，铃木英司以间谍罪被正式逮捕，被关在北京国家安全局的看守所。调查人员问他和汤本渊见面时是否打听了有关张成泽的情报。铃木回答说，“当时日本媒体已经报导了张成泽被杀的消息，这不是什么机密。”但调查人员说，“新华社没报导的消息就是机密！”
在一次去法院的警车里，铃木意外地碰见了汤本渊。汤也被逮捕，时间早于铃木。汤告诉铃木，中国（共）有秘密警察，“这太可怕了！”并请他回到日本一定要把这个事实公布出来。汤还告诉他，日本情报机构“安全调查厅”里有中共间谍，“不是一般的间谍，是高级间谍”。汤说他和安全调查厅人员的来往全部被中方掌握。
调查人员在审讯铃木时，也问到他和“安全调查厅”的关系，并拿出该厅工作人员的证件照片，让他指认。铃木告诉大纪元记者，这也佐证了安全调查厅里有中共特务，“要不他们手里怎么会有工作人员的证件照呢？”
2017年5月，铃木被起诉。起诉书称，铃木利用中日友好人士的身份，受日本情报机关“安全调查厅关东公安调查局”的委托，与汤本渊及驻名古屋中共领馆的总领事葛广彪等频繁会面，收集情报。汤本渊和葛广彪被另案处理。
根据公开资料，葛广彪2014年1月，出任中共名古屋领事馆总领事，2016年8月离任。
铃木认为他被中共盯上是因为卷入了中共的权力斗争。他的人脉主要在团派，习近平上台后清洗团派导致了他的被捕。“把我弄成间谍，当局就可以以团派内部有人和间谍来往为由，打击团派。”
而汤本渊则认为中共国家安全部的目标是外交部，他和铃木在审讯时都被问到一名中共外交高官的情况。“当局在清洗外交系统，这名高官应该是肃清对象，外交部和中联部会有更多人被逮捕”，汤在从法庭回去的车里这样告诉铃木。
铃木回到日本后，在网路上没有找到有关汤本渊的任何消息，他是不是被起诉了？被判了多少年？更重要的是，他还活着吗？无人知晓。被关押期间，狱中流传着驻爱尔兰中共大使因间谍罪一审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在中国，间谍案的审判和结果都不会被公开。汤本渊也很可能被判了死刑。不知他现在如何，想起这些，我至今都很难过。”他说。
狱中见闻
在看守所的时候，和铃木关在一起的有腐败高官、外交官、外籍嫌犯、新疆人、外籍人士，航空专家，形形色色。通过和这些人的接触，铃木得以一窥中共鲜为人知的一面。
一名中共国家安全部的职员也被关在这里。他表面上是澳门一家公司的社长，后来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反，成为一名双面间谍，因此被抓。他告诉铃木，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附近活动的中国渔船上其实都是中共军人，而不是大家所认为的民兵。
也有被当作恐怖分子送进来的新疆人，都是年轻人，有的还是大学生。新疆人的到来令看守很紧张，铃木他们的所持物品这时也被严格检查。新疆人被关押的时间通常都很短，一两天后就被转走了，不知去向。
让铃木印象最深的是和原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的交往。王林清2018年底在互联网发布影片，称他参与审理的“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被盗，他录制影片是为“免遭不测”。2019年2月，中共中央政法委的联合调查组认定案卷丢失为王林清“自导自演”，随后他被立案审查，以“受贿罪”等被判处14年刑期。
王林清告诉铃木，在被抓之前他认为中国的法律很完善，但现在他认为“中国没有法律可言”“依法治国都是骗人的”“在中国没有人权”，他希望出狱后能去美国告诉世界中国的人权状况，为此他在狱中学习英文。
被正式逮捕后，铃木被关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在那里外籍囚犯要学唱中共歌曲和中共国歌，每天被迫看央视的英文节目，周六则是看中共党史的录像，狱中还经常播放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电影。
每个月铃木可以给家人打一次电话，90岁的老父亲总是鼓励他，让他保重身体。父亲的话给了他无比的慰藉。“我不是间谍，我要活着见到父亲。”靠着这一信念，铃木熬过6年的牢狱生活，于2022年10月11日回到日本。
其他在中国被抓的日本人回国后都选择了沉默，但铃木不同，他把他的遭遇写成书，积极地接受媒体采访，发表演讲，讲述他的经历，他说不希望再有日本人重蹈他的覆辙。
“中共治下的中国没有人权，我希望能为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尽一臂之力，我将为此倾注余生。因为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人，这点一直没有改变，但我现在不喜欢中共。”他说。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8/31/n14064522.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