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难产已是不争的事实。 按照中共官场近三十年惯例，每届中央委员会通常召开七次全会，每次全会各有侧重。一中全会一般选举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政治局常委以及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等。二中全会，则是在全国两会换届前召开，主要讨论新一届国家机构的人事问题。三中全会则在二中全会当年的第四季度召开，一般讨论“大题目”、重大决策，最受人关注。

然而，本应在去年10月或11月举行的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却一直拖到今日都不见召开，实属反常。有分析认为，三中全会难产，极有可能是习近平遇到了难题，而且很多难题他无法解决。比如在内外交困的当下，中共将往何处走的“大题目”、重大决策上，党内分歧严重。

凸显这种分歧的如2月22日刊登的《关于推进深层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几点认识和建议——建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新部署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文，该文间接批评了过去几年中共当局打压民企、与美国对抗等所为，将中共内部分歧曝光。

此文的作者是2013年曾撰写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文章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文章核心就是建议在三中全会上“以新姿态布局深层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并将之定义为新时期的二次改革”。

汪玉凯首先借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以及“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为引子，为文章定调，称自己撰写的文章是为了“把中央有关改革开放的最新精神落到实处”，而不是在唱反调。这是中国大陆学者特有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法。

如何落到实处呢？文章点出“需要重新审视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并明确当前改革开放急需解决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文章随后分三大部分加以阐述，每一部分其实都在曲笔批评当下决策上的失误。

第一部分是“用新的视角审视中国（中共）改革开放的成就”。汪玉凯认为“尽量准确地、而不是片面地解释事实”将是至关重要的。

汪玉凯认为有两点最为关键：一是战略方向上，中共从1978年后选择了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三个一”的方向，即“找到了改革开放一条道路，确立经济建设一个中心，构建起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二是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红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在汪玉凯看来，1978年中共的战略选择“首先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国家政治战略方向的重大转折”，这意味着中共必须同时抛弃另外三个政治战略，即抛弃闭关锁国、封闭保守的道路；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回到集中发展经济的轨道上来；抛弃了被实践证明是一种并不成功的计划经济体制。

因为这样的选择，才使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文章以198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最低的1.8%与2021年的18%做对比，来印证这一观点。

除了中共在战略上的转折外，汪认为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还有四个重要因素：一是建立经济特区和各类开发区，集聚产业和政策，逐步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二是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为中国带来了新技术、新理念和新的经营方式，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提供了示范；三是2001年加入世贸，加快融入世界经济；四是发达经济体也对中国开放了市场。

显然，汪玉凯认为中共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除了中共抛弃以往错误道路、理论外，更多的是享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便利。其潜台词就是中共当局正在推行的“与世界对抗”、“闭关锁国、封闭保守”的回头政策是行不通的，目前外资纷纷撤离、民营企业凋敝、西方与中国经济等各方面脱钩、将中共排除在几大经济体之外等，都是现当局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成功的真实原因而出炉一系列恶政引发的后果，如今中共已经自食其果。

第二部分是“需要正视改革开放面临的问题”。汪认为，“改革开放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

他首先表示，在国际上“与世界发达经济体脱钩、断链的风险在上升”，“如何防止中美步入新冷战是当务之急”，以防“欧盟及其它发达经济体出现抱团、甚至联合围堵中（共）国”。

其次在国内外资撤离、民营经济不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他建议要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的“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等。

其三是要恢复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汪在此还是在间接批评中共当局正是搞坏中美关系、搞垮民营企业、搞坏外贸的“祸首”，并希望现当局正视这些人所皆知的问题。

文章第三部分是重点，点出“深层改革和高水平开放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汪建议中共三中全会出台一系列列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举措，他称之为“二次改革”。

这些重大举措包括：一、“重申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真改革、真开放”，以此提振信心。

二、“通过真改革、真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经济建设中心不动摇。”
三、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上对民营经济形成的偏见，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为包括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

四、要有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目标和时间表。要高度重视“老百姓普遍关注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养老等民生问题，以及利益诉求、利益表达、民主参与、社会关切等”。

五、改革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

可以说，汪文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也不过是在老调重弹，也并未否定中共邪恶体制，但应该在中共党内、民间有相当多的认同者。其言论在今天还是有些不寻常的。

除了汪玉凯本身释放的信息外，笔者注意到他是应天道创服集团下属的天道产业研究院而发表的，而近期应天道产业研究院邀请，还有几名专家发表了类似文章，如《大力弘扬中国市场经济价值观》、《基础和主力——民营经济发展新定位》、《县域经济发展的“十个有利于”！ 》等。

此外，另一名中央党校原教授周为民在今年1月也在一个纪念改革的研讨会上发言，提到了“改革开放的十条经验”，并称“违背将中断现代化进程”。

另有最新未经证实的爆料称，刘少奇之子刘源与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将在三中全会重提“军队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中共三中全会前出现的党校教授的“大胆言论”、要求坚持改革开放的民间舆论，以及来自军队的“传言”，都在似乎印证三中全会迟迟未开，是因为会议上的大议题，即中共究竟往哪里走，中共内部仍在博弈，中共内部有相当一部分力量希望重回邓小平改革开放、重修中美关系、韬光养晦之路。

中共内部角力如何，三中全会自可见分晓。中共当局是否愿意改弦更张暂且不说，单从世界业已认清中共邪恶本质的背景下看，仍意图维护中共政权、避谈中共体制才是造成中国各类问题根源的中共内部改革派，真的以为重回邓时代的政策就可以解决中共目前的困境了吗？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2/26/n1418969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