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长城，走向世界”——这是中国第一次用电子邮件和世界沟通，此后随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如今已经有了八亿网民，与此同时，中国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也横空出世。然而，中国（中共）政府在互联网监管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试运行的“网证”和“网号”制度。 这些新政策旨在加强网络实名制和信息追踪，但却引发了广泛的民间反对声浪。本文将探讨这些制度如何漠视和侵害中国公民的人权。

直接场景：所有（中国）人都是嫌疑犯网证网号制度这种对人们生活的干预程度，原本更该出现在对待涉嫌罪犯的身上，是对那些犯罪之人的一种刑侦措施。可《办法》实行之后，它们（中共）不需要任何审批，就能够在普通个人没有任何违法犯罪嫌疑的情况下，追踪其网络痕迹以及随时进行限制。

简单例子目前仅仅限于中国（中共）国安人员今年7月起可查个人手机或电脑，警方要查看个人的开房记录、微信记录，多少还是需要一定级别或者审批手续的，同时还要找几个公司进行调取。但有了网号和网证之后，就方便多了。这样仅作为部门规章的《办法》就是压根得不到上位法的依据支持，所谓抢婚入洞房，霸王硬上弓，不过如此。更有讽刺意思的是《办法》中提到了“自愿”，可若不办理网号和网证就无法得到网络服务，这种自愿又是否存在被架空的嫌疑？

网证网号简要科普

一、什么是“网证”和“网号”？

1. 网证（网络身份证）

-定义：类似于实体身份证，用户需要通过实名认证来获取一个唯一的网络身份标识。

-功能：用于登录各种在线平台和服务，以便政府能够更好地监控和管理网上行为。

2. 网号（网络号码）

-定义：每个上网设备或个人都被分配一个独特的编号，用于追踪其所有在线活动。

-功能：进一步细化到具体设备层面的监控，使得任何匿名行为变得几乎不可能。

二、侵犯隐私权

首先，这些制度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在没有充分法律保障和透明度机制下，强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并且将其绑定到具体设备上，无疑会导致大量个人数据泄露风险。一旦这些数据落入不法分子手中，将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此外，政府机构也有可能滥用这些数据进行非法监控，从而进一步威胁公民自由。

三、限制言论自由

其次，“网证”和“网号”的实施大大压缩了言论自由空间。由于每一条评论、每一次点击都能追溯到具体个人，人们在发表意见时将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不敢公开表达异议观点。这种自我审查现象不仅削弱了社会监督力量，还使得公共讨论环境更加单一化、不健康。

四、加剧社会不平等

此外，这些政策还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平等问题。经济条件较差的人群往往缺乏足够的信息保护意识，更容易成为受害者。而那些有能力使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的人则可以继续享受相对自由的信息交流环境。这种双重标准无疑会扩大数字鸿沟，加深社会矛盾。

五、改革开放转型期待灰飞烟灭

这一切在过去十年陷入凋零。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连带着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和人民对未来的信心也都随风而逝。人们也在猜测，在中共“十九大”后强行修宪和三年“动态清零”后，中国（中共）的极权主义还有多远？

六、国际影响与道德责任

最后，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中共）推行这种高压式互联网监管模式，也给全球范围内的数据安全与人权保护带来了负面影响。网证网号新规是违法性规章，不仅公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及如《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也违反了中国的宪法，滥职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通信和言论自由等。

推测网证网号落地路线图

首先是原理，网号是一人一号，相当于重新建了一个网络专用身份证。一方面隐私泄密泛滥到连倒车加速师一家的身份证号都全球公开了，现在网信办和公安部居然说新办网号就能防止身份证号泄露，滑天下大稽。

网证是基于网号和其他生物信息的网络凭证。这个东西说白了是一个生物特征Cookie，需要持续更新，类似定期捅喉咙测核酸，是可以被过期作废的。

今后登入特色流程：你先被分配一个新的身份证号，也就是网号，然后用这个网号登录中国的网络。登录的时候不一定需要输入密码（可能政府不会让你设置密码），取而代之的是刷脸认证、短信验证、指纹扫描、地址定位等，确保在生物体意义上的您本人完全可被追踪。通过登录后，系统给你发一个登录令牌，也就是网证。网证有有效期，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重新获取。电脑手机乃至延伸到您的所谓智能车，具备以上全部跟踪功能，你根本找不到借口。至于笔记本或台式机，只需要像微信桌面版那样通过QR绑定手机就行了，而且各种小区门禁也可以用这扫码确保给您查岗。

推广的第一步是以保护隐私的名义，结合赠与米面粮油让岁月静好日子人用户“欣然自愿”加入网证认证。等用户多了，就可以到第二步：勒令几大民生服务APP强制使用网证。用生活服务和社交关系挟制死扛抵抗者，这时你就被亲朋好友架着也得上贼船了。等绝大多数微信支付宝用户都有了网号网证以后，第三步是强制所有app和论坛改用网证，这一步就是极权政府有权对不顺从者做到一键全网封杀。

第四步：推广终端路由设备强制网证认证，没有网证，你连一个IP包都发不出去。翻墙的小朋友想伪装流量难度增大。最近几年运营商提供的光猫其实早已出厂时预装反诈主题插件。

至于反诈电话自动拨号（或者弹窗告知您翻墙违规行为已经被记录）怎么准确联系到你？其实三家运营商都对外提供使用ip+端口+时间三要素查询所属用户实名信息使用人信息联系人号码的接口，而且运营商也是知道您家门牌号，既然能把编程随想博主都捉到了，读者您就莫要心怀侥幸了。

第五步：结合数字人民币钱包，蚂蚁金服信用分数评级。例如这时候，如果你的流量有异常，只需要暂时吊销网证，你就自动社会性失联了。其实只要网证过期时，或者被判定为高危红码，将对应网号绑定的运营商电信端口全都冻结就行了。警察可以弹窗提示：请您体验数字化办理“喝茶”流程写保证书，以及数字钱包直接缴纳罚款，请去就近派出所解释为何有异常的流量，或者刷脸沉浸式体验云端再教育营特色在线培训，您的电子钱包支付考试费培训费，也省了网监民警叔叔给您费口舌。

第六步展望，网证是网络监控的最终形态了？No，极权无止境。从历史源头上，问您还记得胡温时期的绿坝花季护航吗？当时强迫台式机出厂安装这种垃圾软件就是一个笑话，此刻这个绿坝梦正成为现实。最近几年，河南储户维权斗争中遭遇集体被红码，您苹果隔空投送抵制清零政策，或者您参加“白纸运动”，隔几天就被捉。未来您的网号网证会和电信基站监控结合，也会与路边智能摄像头隔空对话，您想浪迹天涯躲起来？无所不在的僵尸复活版绿坝护航正在注视着您。

清华大学校友斗争

就在中共为了重启市场经济、重振民众信心而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个月，三月份“两会”上的一份立法提案以立法草案方式被公布，要求建立“国民网证”制度。一时舆论哗然，几位公开反对的知识分子也随即被禁声。这令中国公众以及国际社会愕然，他们并不奇怪如此种种强行通过的恶法，而是突然意识到这几位发声的知识分子可能是中国的最后的吹哨人。

这几位“最后的公知”，就是清华大学的劳东燕和黄裕生，分别来自北京清华的法学院和哲学系。他们在微博发出抗议“网证”草案的意见书后，微博账号都被永久封禁。中国（中共）的网络管理当局还对劳东燕组织了文革“大字报”风格的网络攻击，将劳教授称为“反贼公知”。还有民间的力量从司法制度越权的角度在试图起诉公安部和网信办，这个话题刚冒头就毫无意外的被销声匿迹了。

如果算上稍早被当局禁言、剥夺教职的另外两位清华学者，出自法学院和政治系的许章润和吴强，他们同样在过去几年分别以对政治恶化的连续批评和对社会运动的研究招致当局打压，堪称新时代的清华吹哨人。因为，面对“网证”制度的逼近，他们都意识到了空前的危险和自身的责任，犹如2019年12月底武汉的李文亮医生，在感知到一场危险的未知瘟疫到来前在职业伦理的驱动下发出了报警。

譬如劳东燕教授，虽然已经在压力下暂避加拿大访学，但是出于“让制度良性发展”的初心最大限度地保持学术真诚而说出对网证制度的反对意见。致力于权利哲学的黄裕生教授，在评论网证制度的小文章里非常克制地规劝中国统治官僚，现代化的本义是促进自由而非压制，搞秦制编户齐民模式的网证制度，都是与人民为敌，与现代化为敌。

这些批评的声音，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那么理性、温和、富有建设性，都是从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出发对中共当局做某种意义上“最后的规劝”，却不见容于中国的官僚体制。无须中国最高领导批示，官僚机器即应激式地发起了反击，组织攻击劳东燕的正是“网证”立法建议人贾晓亮所在的黑龙江省公安厅政治部以个人名义开设的微信公号。

区区地方网警竟敢对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做如此网络封杀、如此侵犯言论自由，可以想像，劳东燕教授已经难以体面地返国任教。而清华大学几年前就取消了许章润教授的退休金，对吴强设置了民事官司陷阱，并且要求当地派出所对他实行24小时全天候的监视。

百年前清华前辈王国维身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自由主义薪火堪堪将灭；而他们所在的北京清华大学却在自取其辱，成为网络警察和政治警察的帮凶，沦为思想警察单位。特别点名臭名昭著GFW奠基人和领军者，所谓清华著名校友方滨兴。此人2005年增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信息网络与信息安全专家。1984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又红又专的弗兰肯斯坦怪恶势力缔造者，由此清华大学校友两派势力形成鲜明的对抗。

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试图向市场、向人民缓和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国（中共）官僚体制内的反动力量，无视苦心劝谏的经济官僚们的艰辛成果，轻易扑灭了“三中全会”百般扭捏、试图撩起的中国社会精英们的最后一点儿信心。

Cyber 1984 降临在2024

不过，这股反动力量的始作俑者，不是来自互联网发达的南方沿海地区，而是来自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来自省厅网安局的一位处级官员也是本届全国“人大代表”贾晓亮。他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提出了网证制度立法建议，后经由中国公安部的网安机构起草了法案，7月底向公众公布。如果没有遭遇重大阻力，按照通常程序年内就将提交人大常委会一读，年底或者明年初可能通过生效。

这在明眼人看来，只要该法通过，中国可能在几乎一夜之间就可能以公民网证的数字极权主义方式建成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或者叫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遥遥领先于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现代化。相比过去十二年的无数次倒退，网证制度一旦通过立法，只有六年前中共通过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对共和国的破坏堪比。

因为，在权利层面，网证制度是对中国宪法有关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性破坏，也是对联合国关于上网权作为基本人权的限制。此例一开，后患无穷，所有中国公民和在中国旅游居住的外国公民和所有社会组织都面临着随时可能发生的针对性断网，从而被隔离在互联网之外，也被事实上剥夺了言论权利。在1949年后一直苦于现代治理技术不足的中国，终于通过所谓后发优势第一次前所未有地逼近了阿伦特意义上的现代极权主义制度的全面实施。这对任何保有良知和常识的普通人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显而易见的灾难。何况这么重要的综合平台数据，居然做技术外包为首就给百度这个臭名昭著的诈骗广告云集公司，不敢奢想后续场面。

事实上，在过去五年，中国社会几经反复，进两步退一步地在全面建成极权主义的边缘试探，也已经爆发了相当程度的反抗。中共急于推行网证制度，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大范围反抗的预防。因为，首先，中国在三年的“动态清零”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类似“网证”的全民经验，即健康码和电子哨兵为中心的监控体系，辅以行政体系的总动员，足以建设一个超级的社会控制体系，而其中唯一缺陷就在于互联网。

在中国（中共）官僚们看来，正是互联网的存在聚合了人民的不满，导致动态清零功败垂成，最终以触发“白纸革命”而仓皇结束。这一失败，无疑强化了中国（中共）最高统治者2014年有关“互联网这一关一定要过的”训示在官僚体系中的效力。我们看到，新冠（中共病毒）疫情结束之后，首先在上海，当地公安机关大大加强了人脸识别摄像头的街头按照规模和后台处理能力；各地公安对“反诈APP”的推广几乎疯狂，如同几年前强迫接种新冠疫苗一般强迫中国公民安装这种超级特洛伊木马，以利监控。

其次，作为“动态清零”的另类替代，新冠（中共病毒）疫情后，北京当局再度强化所谓“枫桥模式”，强化基层公安派出所的权责，以类似“动态清零”期间贯彻的“守土有责”的责任制要求基层公安和各级党政机构在各自层级内解决所有涉及“维稳”的问题。理论上，这是一种分隔包围、就地解决、充分放权的策略，在“枫桥模式”的名义下，地方当局获得了极大权限处理几乎任何问题。

结果，一方面，人们看到体制外，普通人的银行账号和社交媒体账号动辄被封；另一方面，体制内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地方党政机关和公检法机构的公务员纷纷以网络实名举报的方式在微博、抖音、微信上举报伸冤，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向公众求助，利用公众影响和中国（中共）的网络监督机制扣动体制的纠错机制。一时间，人人皆成“小白菜”，充分暴露了中国（中共）党政官僚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无能、僵化和失灵，或许已近崩溃边缘。

然而，所有这些危险的结构性信号似乎都被忽略了。在中国（中共）领导人“既要安全第一、又要经济过得去、还要像继续改革开放的样子”的驱动下，多重目标的追求其实充满矛盾和冲突，根本难以同时实现，但是并未为最高层所能觉察。以致于，在官僚机构内部安全驱动才是压倒一切的，安全机关对自身存在感和权力扩张的追求完全不顾及社会经济部门和目标。就是在这一官场逻辑下，中国（中共）的网络警察部门试图通过建立网证制度实现对国民的全面控制，从现有的网管部门那里夺取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实际控制权，毫不顾及这一制度对国民信心的打击、对宪法体制的破坏、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冲击。

结束语：数字极权新时代正在拉开帷幕

本届三中全会后，所谓“新政新风”的美好梦幻都在这急风骤雨的网证网号以及电子钱包制度的落地中被粉碎泡影。尤其对那些身处百业凋零、人口流失的满洲边陲的中国（中共）网络警察们，除了“编户齐民”的治理经验再无其它可以显示政绩和能力的，似乎意识不到他们正在极力建设的网证制度在全世界人民看起来，正是乔治・奥威尔1984的降临。

也因此，当北京清华大学最后几个尚有勇气的公共知识分子为此“小声”疾呼却面临“消失”之际，中国人民正在失去她的思想能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也距离极权主义只剩一步之遥了。

作者钟山（zu wang），硅谷湾区的通讯网络工程师，毕业于信息电子相关专业。他作为“觉醒的工程师”，长期反抗中国网络防火墙GFW，利用自身技术特长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呼吁墙内海外技术工程阶层有所担当，协力拆墙，“用魔法打败魔法”。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8/13/n1431063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