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资本市场、基础设施或地理位置。其核心是一个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体系——对法治的信任、对制度的信任，以及对个人可以自由地说话、阅读、写作和思考而不必担心跨越无形政治边界的信任。
那时的香港，书店里摆满了各种意识形态的书籍。大学里会就敏感话题展开辩论。记者们会提出尖锐的问题。商界领袖们在一个信息自由且可预测的流动的环境中运作。这种开放性并非偶然，而是其基石。但是如今，这个基石正在悄然地、稳步地被重塑。
当一家书店成为目标
香港人庞逸明（Pong Yat-ming，音译）在全球政坛并非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他却象征着香港正在发生的深层次变革。庞逸明是一位自由奔放的人，我认识他近二十年了。他曾短暂涉足香港政坛，参加了2016年的香港立法会选举。然而，政治并非他毕生追求的目标。他真正的热情在于文化、人际交往和思想交流等。
2020年，他在香港深水埗开设了独立书店“一拳书馆”（Book Punch）。这家书店的理念是打造一个规模虽小却意义非凡的空间：一个社区中心，人们可以在这里聚会、浏览书籍、进行深入的交流。这并非什么新鲜事。在世界各地，独立书店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它们是思想自由呼吸的场所。
在一拳书馆，经常举办一些小规模活动，包括社会文化讲座、语言课程以及非正式研讨会和讨论会等。这些并非大规模集会或政治运动，而是亲密的、社区层面的互动。然而，在今天的香港，即使是这样的活动也越来越受到官方的关注。
据香港当地消息人士透露，3月24日前夕，庞逸明及其他三名员工因涉嫌“明知故犯地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出版物”而被捕。这违反了香港本土制定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通常被称为第23条）。
虽然细节仍在不断涌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次逮捕与马克‧克利福德（Mark Clifford）所著的香港知名民主人士黎智英（Jimmy Lai）传记《麻烦制造者》（The Troublemaker，2024）的中文翻译版和英文原版的销售有关。
这个事件其中的含义十分鲜明。一本记录香港一位知名人士生平的书籍，竟成为潜在刑事指控的依据。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警示信号。售书不再是中立的行为，而是一个可以被解读、被审视，并可能因人们臆测其意图而被定罪的行为。
庞逸明此前曾因在其书店举办讲座和研讨会而受到监管处罚。曾经可能被视为轻微许可问题的事件，如今已演变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总而言之，这些事态发展重新定义了书店的意义。它不再仅仅是思想的交流场所，更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空间。
总而言之，这些事态发展传递出一个清晰而令人不安的信息：书店不再仅仅是书店。它是一个可以被调查、监管，并在必要时被定为犯罪的场所。
当你的手机不再属于你时
如果说书店事件预示着对肢体表达的控制正在收紧，那么香港国家安全实施细则的最新修订则将这种控制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中最私密的角落——普通民众的私人电子设备。
3月23日，香港政府正式刊发宪报，修订《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Law）第43条实施细则，并立即生效。根据新规定，警员可要求任何“特定人士”（specified person）提供密码或以其它方式协助解密其电子设备。拒不配合者将构成刑事犯罪，最高可判处一年监禁及罚款10万港元。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若在提供此类信息时提供虚假或误导性资料，最高可判处三年监禁及罚款50万港元。
这并非仅仅是法律上的技术性问题——它代表着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界限的深刻转变。你的手机不再仅仅是你的手机。它是你的记忆库、你的通讯中心、你的个人档案库。信息、照片、联系人、浏览记录、财务记录——甚至草稿中未发送的想法——现在都可能在刑事处罚的威胁下被强制查阅。
2019年6月12日，香港警方於下午4時左右開始在夏慤道多次使用催淚彈驅趕示威者。(維基百科)
这个法律条文的颁布实施影响深远：隐私变得有条件，加密变得不确定，沉默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人们在输入信息、保存文档甚至保留联系人之前都会三思。曾经畅快淋漓的对话如今也蒙上了一层无形的沉重感。
在这种环境下，问题不再是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而是自己说过或存过的任何话或储存的信息是否会被解读为做错了事。而正是在那一刻，一个社会发生了改变——悄无声息，却又不可逆转。
表面平静却意味深长的回应
这些变化的影响已在与香港有外部联系的人们的行为中显现出来。一场悄无声息却意义深远的转变正在发生。
海外高管越来越多地使用“一次性手机”（burn phones）出行，手机中只携带极少或不携带个人数据；在抵达目的地之前，Signal或WhatsApp等社交平台上的通讯记录会被删除；敏感信息会被刻意删除，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的泄露风险。
这些并非生活在高度信任环境中的个人的习惯，而是人们对全新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所做出的适应。即便此类预防措施并非法律强制要求，但其日益普遍反映出一种更深层次的认知：调查权力的范围已扩张到隐私不再可得的地步。
从法治到不确定性统治
香港的声誉曾经建立在清晰、可预测且值得信赖的法律体系之上。如今，人们的担忧不再局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是延伸至法律的解释和执行范围。当书店销售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私人设备可能被强制获取，日常活动被置于国家安全视角下审视时，其结果并非仅仅是执法——而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
不确定性会重塑人们的行为。个人开始自我约束，组织也变得更加谨慎。国际信心也会随之调整，这种调整往往悄无声息却又果断有力。
香港的转型并非由单一的重大事件所定义，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一系列规模虽小却意义深远的改变构成。一次逮捕，一项新规，一项权力扩张，单独来看，这些改变或许都显得有限，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条发展轨迹。这座城市正在从开放走向谨慎，从自信从容走向精于算计，从自由走向受限。
一座正在形成的监控城市
总体而言，这些发展表明香港正在演变成一座高度监控的城市，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都日益受到监管。这种对比越来越难以忽视。在中国大陆，新疆和西藏等地区长期以来一直与广泛的监控系统以及对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严格控制联系在一起。
香港曾经一度独树一帜，受制于不同的法律和制度框架。然而如今，其发展轨迹指向的是融合而非分离。手段或许有所不同，力度或许有所差异，但是方向却毋庸置疑：监控、准入和控制机制正稳步扩张。
对于那些在香港早期就了解这座城市的人来说，这种转变是切身相关的。它不仅仅关乎法律条文或执法行动，更关乎日常自由的逐渐丧失，例如不能安心地逛书店，不能毫无顾虑地进行私密交流。
能够自由思考、表达和参与，而无需顾虑那些看不见的界限——这并非奢侈品，而是自由社会的基石。当这些权利开始受到侵蚀时，其影响不仅体现在新闻头条，更会渗透到人们每天做出的每一个细微决定中。
显而易见的警告
香港的故事仍在继续，但方向却日益清晰。从书店老板因涉嫌出售“煽动性”出版物而被捕，到当局对个人数码设备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自由的边界正在不断收窄。
这种转变并非总是剧烈的，也并非总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却是稳步且影响深远的。香港正逐渐变成一座监控融入日常生活的城市——谨慎取代了自信，隐私不再是理所当然，而是有条件的。在许多方面，它开始变得像中国体制内其它高度监控的地区一样。
在这样的城市里，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虚构的反极权主义小说《1984》（1949）描述的场景曾经看似遥远，现在正逐渐成为现实：老大哥正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作者简介：
钱志健（Edward Chin），曾任英国一家上市对冲基金的香港区负责人，该基金按资产管理规模计算是同类基金中规模最大的。在对冲基金领域之外，他是“2047香港观察”（2047 Hong Kong Monitor）组织的召集人，也是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资深顾问。他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主修演讲传播学，并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
原文：Hong Kong: A City Where Even Books and Phones Are No Longer Saf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4/3/n14734069.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