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事件的前因
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他的接班人华国锋联合部分中共党内重量级人物，迅速逮捕了包括毛泽东妻子江青在内的所谓四人帮。随后，包括邓小平丶陈云在内的一大批被毛泽东打倒的中共元老级人物上台，并逐渐取代华国锋获得中国的最高权力。
邓小平等中共元老掌权之后，改变了毛泽东留下的既定政策，开始了所谓改革开放。改革，指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而开放，则是指经贸方面对外开放。这批中共元老级人物，并未直接掌握中共名义上的最高职位。当时中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是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总理丶后来接任总书记的赵紫阳。
邓小平提出了非常实用主义的政策，“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著石头过河”等。而胡耀邦则主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国大讨论，全国知识份子和有识之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期间，对中国未来的方向大胆讨论。尤其在大学中，青年精英们更是关心国事政事，当时学校中自由开放的气氛，远甚于今天的中国。
1986年底和87年初，中国爆发大规模学生抗议运动。这次运动首先由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发动，学生抗议目标直指官员越来越严重的贪污问题，也批评对政府完全无法进行监督的人大代表制度。随后，上海、北京、武汉、昆明、广州、天津等17个大中城市高校都有大批学生上街进行抗议。
这次学运，在中共当局软硬兼施的压力下很快结束，但当时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这是当时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所导致，胡耀邦被逼辞去总书记职务，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则被以“煽动学潮”的罪名开除党籍，中共并在全国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的运动。
然而令中共意外的是，仅仅一年半之后，另一次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影响更为久远深刻的民主运动，再次爆发。
1989年4月15日，已经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胡耀邦是参加过长征的中共早期干部。曾任中国共青团书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末期，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后改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胡耀邦主持了所谓“真理标准”大讨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中共摆脱毛泽东左倾僵化的政治经济路线提供了意识形态准备。胡耀邦在任期间，实行较为宽松的舆论控制，也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国策，尤其是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使得大量中共高级干部恢复职务，取消家庭出身社会歧视，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
因被党内元老指责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胡耀邦1987年被党内元老逼迫辞去总书记职务。
1989年4月下旬开始，北京天安门广场，向胡耀邦致送花圈的人潮不断。由于胡在知识份子心中的崇高地位，中国不少大学的学生自发参与悼念活动。并在悼念活动中对胡耀邦遭遇的不公待遇表达了不满。
4月17日，来自北京多家大学的学生举行了第一次游行示威，并在4月18日再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示威。示威的学生向全国人大提出了七条呼吁：
一丶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份子给予平反；
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
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份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分领导实行改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派出代表接受了请愿信，示威和平解散：
4月19日和4月20日，北京的大学生们在中南海的新华门前示威，并和武装警察发生冲突。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宣读了悼词。
在人民大会堂之外，数千名北京的大学生正在静坐请愿。此前，为了阻止学生的抗议活动，北京市当局宣布22日天安门广场关闭，但北京的大学生选择在前一天夜间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并一直静坐到追悼会举行。静坐学生选择三名代表递交请愿信，三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拜请愿”三个小时之后，请愿信才被一名大会堂职工收下。由于学生请愿并未获得接纳和重视，第二天，北京各大学学生开始罢课。大学生的抗议游行开始扩展到中国多个大城市。
音频：“六·四”25周年回顾（一）事件的前因
（二）胡耀邦逝世导致“六四”学潮
被中共元老认为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迫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突然病逝。民间自发的悼念活动，最后终于在北京演变成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并蔓延全国。就在北京大学生悼念胡耀邦，并开始游行静坐抗议的同时，上海也发生了一件影响甚大的事件，其后果对整个“六·四”事件的升温影响极大。
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得知消息后非常紧张，派出曾庆红对文章进行审查并要求删除部分激烈的文字。结果，在4月23日报纸出版当天，世界经济导报并未删改，而是全文刊发了原定文章。虽然上海市当局下令封杀报纸的发行，但仍有部分报纸已经出街。
海外媒体对当时中国自由派媒体《世界经济导报》没有正常出版做出了相当详细的报导。4月26日，江泽民在市委大会上宣布撤销钦本立的社长职务。而中国很多新闻工作者，包括当时在人民日报丶光明日报和新华社工作的编辑，则发表声明支持钦本立，并首次发出了新闻自由的呼吁。
4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文中用词强硬，定性学生的示威为“一小撮人发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动乱”。
4月27日早上，北京十多家大学的学生从校园出发游行，抗议人民日报社论的言论。非官方统计的数字，当天北京大约有近十万学生参加了游行，许多学生写下了血书，并做好了政府武装镇压的准备。在游行中学生们高喊反贪腐、反官倒的口号，并高喊“共产党万岁”，表达他们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只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整场游行长达十四小时，学生冲破了北京警方设置的多个封锁线，而政府在游行中表现克制，警方和学生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
当天，围观的北京市民人数超过一百万，这是自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的最大型群众游行。当天，一个全称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学生组织宣布成立，代表北京市所有大学的大学生。
4月28日，中共政权安排了一场和学生代表的对话。出席官员包括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学生方面约有四十人。但官方拒绝承认北京大学生的“北高联”，吾尔开希在会上被拒宣读“北高联”的七点声明后，进场不久便愤然离场。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三个小时的对话现场录影，以表示官方重视对话和诚意听取批评。两天后，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也和北京大学生举行对话，同样没有实质结果。随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访问朝鲜回国，气氛有所缓和。
5月1日，“北高联”召开中外记者会，发表一连串公开信，包括“告全国同胞书”、“告香港同胞书”、“告全国同学书”和“致领导人书”，呼吁人民团结一致争取民主自由。
5月3日，中共政权召开学运爆发以来第一次中外记者会，拒绝了学生的所有条件，并指责请愿书近乎威胁，所提条件，例如由普选产生和“非法”学生组织推选代表参加对话，政府难以接受。
袁木说：大学生“……就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而且要超越政府之上……不仅不合情理，还表现了青年学生的相当程度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袁木又在会上强调学运由一小撮“黑手”在策划。他点名以美国为基地的“中国民主联盟”及暗示方励之在背后出主意。
5月4日，学生再次上街游行。游行队伍在人民纪念碑下发表一篇《新五四宣言》，指出这次学运是七十年前“五.四”运动以来最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目的是争取“民主、科学、自由、人权和法治”，并宣布翌日开始复课。
当天，来自北京的三百多名新闻工作者和学生一道，举行自建国以来首次新闻界抗议游行，抗议“被迫造谣”，博得北京市民及学生热情及衷心的鼓掌。
中国各官方媒体的新闻尺度也在不断抗争中打开缺口，各种报纸甚至刊载了学生游行的过程和照片。
同一天，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亚洲开发银行年会开幕仪式，总书记赵紫阳在亚银年会开幕礼讲话。赵强调应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应透过改革和合符理性和秩序的办法解决。对于严重的贪污问题，赵直言是因为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公开化及透明度不够。赵紫阳希望与工人、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学生都广泛对话，交换意见，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基调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完全不同，显露中共中央对学运态度分歧，也成为日后保守派打击赵紫阳的“罪证”。
在“五.四”游行翌日，来自三十多间高校的学生代表选出“对话代表团”，继续贯彻学运的长期目的──透过与官方对话影响国策。
5月6日，代表团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丶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呼吁尽快对话，但不得要领，学生与政府关系进入胶着状态。
5月9日，北京逾千编辑记者联合签署一封请愿信送交全国记协，要求与官方对话，争取新闻自由及讨论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等问题。
5月10日，超过万名高校学生参与单车游行，在中央广播电视部及新华社门外高呼要求新闻自由，声援新闻工作者。
官方在此时亦破例地与新闻工作者对话，当时主管新闻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于五月十二日与《中国青年报》工作人员对话，表示中国新闻工作已到“不改革不可”的阶段。
中央更成立五人小组，有系统地与各种媒介工作者对话，但由于中苏高峰会议在即，预计对话须待五月下旬才开始。
五月初开始，大批外地大学生赶赴北京声援，再次鼓舞了北京学生心底不灭的激情。于是，各院校又相继宣布重新罢课。坚持得最彻底的北大同学表示，罢课是一种象征，借此表明民主要求的意愿，又认为运动尚未结束，同学们争取的目标尚未达到，他们表示为平等对话作准备，除非对话有合理进展，他们才考虑复课。政府对学生坚持罢课没有任何反应。
5月12日晚，政府的答复仍是限制对话人数和形式，另外只允许报导部分对话内容。
部分学生已决定采取较激烈的抗争手段，在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发起绝食行动。
5月13日，学生领袖王丹带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有2千多名大学生参加。由于广场上的气温很热，很多绝食学生不适而晕倒。在广场附近经常听到救护车的警号声。
5月15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访问。这是三十四年以来苏联首脑首次访问中国，原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临时改在机场举行。
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会面，在电视转播中，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表示，中共党内重大事情需要由邓小平拍板。
官方媒体开始出现同情示威学生的声音，中央电视台出现广场示威画面。
5月1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与北京的绝食学生代表对话，为时50分钟。李鹏与学生领袖吾尔开希等人在会面时针锋相对。
5月19日，名义上仍然是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到达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赵紫阳含泪对学生说他来晚了，“来日方长”，请同学们停止绝食。资料显示，当时赵紫阳已经在党内高层斗争中完全失势，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当时在全国，多个中国野战军部队频繁调动，当局暗中积极部署，北京的气氛日趋紧张，局势一触即发。
音频：“六·四”25周年回顾（二）胡耀邦逝世导致学潮
（三）“六四事件”运动的高潮
5月19日夜间，当时仍是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并呼吁学生停止绝食。
然而在5月20日，中共政权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当天北京召开党政军官员大会，国务院总理李鹏称北京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宣布当日上午10时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而北京市政府宣布禁止游行和中外记者采访。
愤怒的学生高呼“李鹏下台”，并且即时宣布广场20万人大绝食抗议。
当晚，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分批开入北京，但是遭到学生和市民堵截，戒严令无法执行。军人面对苦苦哀求的百姓及哭诉事件真相的学生并没有作出强制行动，只是原地待命。
5月23日，北京街头再次出现百万人大游行，各界民众高喊“李鹏下台”。
当天，三名来自湖南的抗议者用带染料的鸡蛋击中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在广场维持秩序的示威大学生纠察队把抗议者交送警方。
5月28日，全球很多地方举行声援天安门民主示威的游行，在香港，有上百万人参加了支持北京学生民主运动的大游行。
5月29日，中央美术学院等6所院校学生在晚上赶制成一座“民主女神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
6月3日早上，一辆军队越野车及后来运载军械的旅游巴士被民众发现，装备被没收。下午，为夺回旅游巴士上的枪械，北京武警和戒严部队在六部口新华门和人民大会堂西侧首次使用武力对付学生、工人和市民，有近百名市民受伤。
晚上大约10时，当局发布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将强行清场。军队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冲向天安门广场，沿途不断遭到民众阻拦。
凌晨三点左右，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戒严的军队达成协议，从广场东部撤离了天安门广场。
从深夜11时起至6月4日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各地段与没有武装的学生与市民激烈冲突。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血流遍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6月4日凌晨，一队坦克开出天安门广场，向广场东部的东长安街驰去。一位市民独自一人站立在坦克之前阻挡坦克前进。这段持续三分钟的场面，被位于北京饭店的外国记者全程拍下向全球播报。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挺立在一队坦克之前的这个画面，因此成为“六·四”事件的一个标志性画面。
音频：“六·四”25周年回顾（三）运动的高潮
（四）“六四事件”当事人的回忆
1989年6月3号深夜到6月4日凌晨，荷枪实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以坦克和装甲车开路，分多个路线冲入北京市中心，对天安门广场强行清场。沿途路上，军队向拦阻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射击，造成了严重的死伤。
中国官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RADIO BEIJING，也在凌晨的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军队镇压民众的消息。
一些驻北京的外国外交人员估计，当夜约有两千人死亡，受伤者更是无以计数。
6月5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通过电视向全世界介绍了“六·四”凌晨军队进城过程中造成的死亡情况。
在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联系着一个个充满爱意温馨的家庭。
音频：“六·四”25周年回顾（四）当事人的回忆
当时的北京市民，后来移居美国的张利民，6月3号深夜和弟弟、妹妹正在天安门广场。他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介绍了当时坦克冲进广场的情景。
张利民的妹妹张向红，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的二年级学生。张利民含泪谈及他妹妹当时中弹身亡的情况。
“这个时候就突然看到坦克冲过来，和平门的方向从西向东往前门方向冲过来，坦克开得很猛，猛烈地撞路中央的路障，火星的都溅起来，继续又冲向路中央的人群，吓得人们尖叫着四处逃。坦克过去以后大批的军队就冲过来，特别是从前门南侧冲过来的军队，他们一边开枪一边往前冲，当时红色的子弹天上地下往人群里乱打，枪声响成一片很乱。人们有跑的有叫的，很多人就奋起反抗，很多人就用砖瓦回击，军队很密集的射击，很突然的时间里我和我的家人就冲散了。
张向红被打中了，被枪打中了，背上有一个大洞血不注的往外冒，我看到流这么多血我就求医生，我说‘抽我的血救她’。当时医生无奈的说‘没有办法了’。她是我最小的妹妹，我看着她成长起来的，看着她上大学为她高兴、为她自豪，我试图唤醒她，我就叫她‘宝贝’，所有的医生和围拢过来的学生和我们的家人都哭着告诉我‘她真的死了’。”
原北京航天部的干部张先玲女士，在那一天失去了她十七岁的儿子。
北京市民黄金萍女士的丈夫杨彦生，三十岁，是中国体育报的记者，也在当天中弹死亡。黄女士描述了他寻找丈夫的经历。
“协和医院我就看那个楼道上、地上铺着布子，躺着好多受伤的，大概有20～30人那样，我就挨个找，没有。到了3楼以后，我就看到一个护士，好像护士趴到一个大夫身上说：‘这回送来的更惨’，说完她就哭了，摞在地下死尸罗在上面有两摞，每一摞有7～8个，旁边地上有2～3个在那儿躺着，我又找还是没有。
我说你上哪儿找去了，她说我去了协和什么同仁什么都没有，她说‘这回他们开枪用那个炸子弹’，xx人当时中弹，由于是炸子在体内炸开了以后流血过多，她说这人就肯定不在了，这时候也说不下去了。”
在当天中弹死亡的，还有十九岁的中学生叶伟航。他的母亲伊敏女士本人是医生，她向自由亚洲电台讲述了儿子身中三枪身亡的情况。
“去了以后，我那儿子干干净净的穿的非常漂亮，躺在太平间的床上，脸还是那么白，一点都没变样。后来我仔细的看了看，后来医院的xx告诉我，一个贯通枪前胸一个子弹没打出去中了两枪。后来我在看他的时候，我就摸他的时候摸到他的头部，后脑勺有一个窟窿有一枪，那一枪这孩子马上就不行了。”
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凌晨，从北京城外通往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的多条道路上，军队向围堵军车的市民和学生开枪射击。其中，从北京城西部六部口、木樨地一带伤亡最为惨重。这支部队在推进途中不断开枪，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是“六·四”事件中造成死亡最多的部队。这支部队，是号称中国军队王牌部队的北京军区下属第三十八集团军。
据透露，当时任三十八集团军军长的徐勤先少将，拒绝在部队调兵令上签字被即时剥夺指挥权。接任的副军长指挥军队执行戒严镇压命令。
“六·四”事件之后，徐勤先被开除党籍，并被军事法庭判处五年徒刑，在公安部秦城监狱服刑。他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表示已作了杀头的准备，表示：“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
（五）“六四事件”的后果
中共政权事后的公告则表示，整个“六·四”事件死亡人数约三百人，受伤人数则高达七千人左右。一些外国驻北京的外交人士估计，1989年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凌晨，北京大约有两千人遇难。6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将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被当局称为“黑手”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妻子李淑娴教授逃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
6月9日，中共实际的最高领袖邓小平在中南海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军官。
6月12日，当局陆续宣布通缉方励之夫妇和王丹、吾尔开希、柴玲、李录等21名学运领袖以及工人抗议领袖韩东方和知识份子严家其、包遵信等多人，在北京和各地逮捕了大批参加示威的人士。
6月24日，中国官方正式宣布罢免赵紫阳职务，原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随后，中共政权在全国展开大规模秋后算账，全国约有两万人被捕，其中1.5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判刑，70多人被判死刑和死缓，在北京市至少有10名市民被以“反革命暴徒”罪名公开执行枪决。
从1989年4月到6月期间，由于有亚银理事会会议和戈尔巴乔夫访华，大批海外媒体记者聚集北京，并把整个事件向全世界及时播报。由于电视的普及，“六·四”事件成为世界全球数十亿观众第一个看到的现场报导的政府镇压民众事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中共政权的声誉在全球急剧下跌，大量亲中共媒体倒闭。如在香港，由中共政权资支持的文汇报，在“六·四”当天以“痛心疾首”四个字作为当天的社论。随后，该社社长李子诵、总编辑金尧如、副总编辑程翔和多位采编人员辞职。
6月25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6月9日在中南海的讲话。
邓小平认为，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决定“六·四”事件必然会发生，迟早要来。事实上，“六·四”事件本身只是国际上僵持三十多年的冷战格局发生巨变的开始。
1989年6月，波兰反对派组织在议会和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巨大成功。1990年12月，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在全国大选中当选为波兰总统，团结工会踏上执政道路，而波兰统一工人党失去政权，从此未能返回政治舞台。
1989年11月9日，分隔东西德国的标志柏林墙被民众推倒，次年，原属共产主义阵营的东德和资本主义阵营的西德合并，使得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两个德国成为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统一德国。
1989年9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反对派达成协议，删除宪法中 “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是社会的领导力量”等条款；改国名“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为“匈牙利共和国”。
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爆发超过十万人的游行抗议，要求结束共产党统治。在随后的大选中，反对派“公民论坛”获得胜利，刚刚刑满出狱的著名剧作家哈维尔担任总统，完成该国政权的和平转移。
1989年1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辞职。1990年2月，共产党自行放弃一党专政体制，党名也改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同年6月，保加利亚举行了首次自由选举，保加利亚成为多党制国家。同年11月，国名改为保加利亚共和国。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和警察部队爆发冲突。由于军队拒绝镇压普通民众，导致罗马尼亚共产党内部分裂，反对派成立了救国阵线。12月25日，救国阵线临时军事法庭判决齐奥塞斯库夫妇犯有屠杀罪和非法拥有大量来源不明财产罪，并于当日执行枪决。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正式倒台。
1990年3月，阿尔巴尼亚实行首次多党参加的全国选举，产生了第一个选举产生的政府，近五十年的由阿尔巴尼亚工人党一党专政的局面结束，工人党改名为社会党。
1991年12月25日晚，全世界所有的人注视着莫斯科红场上发生的苏联历史上的最后一幕：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饰有镰刀斧头和红色五角星的苏联国旗缓慢降下，宣告这个世界上历史最长面积最大的共产党专制国家彻底消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石山先生所制作的五集特别节目，客观回顾了25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音频：“六·四”25周年回顾（五）“六·四”事件的后果
（转自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