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吴仁华，六四事件爆发时“在天安门广场度过最血腥的一夜”。 这一血的经历促使他写下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前夕，吴仁华曾出版了《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吴仁华说，为的是查清六四事件的真相。他认为六四事件最重要的真相就是屠杀的真相，它核心的问题，就是动用军队屠杀平民百姓。吴仁华以目击者和历史文献学者的双重身份，经过多年调查，终于查明了戒严部队的情况。他详细介绍了戒严部队的番号，进京路线，进京以后尤其在屠杀之夜执行了什么任务。存在不存在开枪命令，开枪命令下达的方式，军警死亡的情况等等。

六四事件的真相

六四事件所谓的真相是什么？吴仁华认为，最重要的真相就是屠杀的真相。它核心的问题就是动用军队屠杀平民的问题。《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详细讲述了1989年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进入北京的戒严部队的情况。全书35万字左右，把当时进京的每支戒严部队都以专门章节详加描述：包括戒严部队进京路线，进京以后做了一些什么？在屠杀之夜他们执行任务的情况。

戒严部队的番号

对于涉及六四血腥镇压的戒严部队的情况，中共官方在事后所谓平暴宣传的公开资料中，不仅对部队的番号保密，就是平时可以对外公布的部队代号也没有。

吴仁华经过多年搜集资料，利用考据学的专业知识，一一破解了戒严部队的番号跟代号，确定了戒严部队的驻地，进京的部队人数。

经吴仁华调查，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共有14个陆军集团军。包括北京军区的24集团军，27、28、38、63和65集团军；沈阳军区的三个集团军：即39、40与64集团军；济南军区的20、26、54、67集团军；南京军区的12集团军。总共14个集团军。还包括一个直属中央军委的空降兵第15军，这是当时中共唯一的空降兵军，是中共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包括北京军区的炮兵第14师；天津警备区的坦克第一师；北京卫戍区的警卫第一师跟警卫第三师；还有武警部队北京总队。14个集团军进京兵员并非全部，进京官兵人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

开枪杀人的主要是38军和空降兵第15军六月三号晚上到六月四号清晨，执行天安门清场任务的部队非常之多，由于担心部队会出问题，官方对此做了精心布置。戒严部队公开的任务当然是镇压学生运动，占领天安门广场，同时还要防止党内可能发生的政变跟部队的兵变。

开枪的部队一支是从西长安街进来的陆军第38军，还有从珠市口、天桥，前门向天安门南面进京的空降兵第十五军。其他的部队也开了枪，但杀人最多的是这两支部队。

谁下的开枪命令

许多人都非常关心六四之夜有没有开枪命令？开枪命令是如何下达的？吴仁华排除了各个陆军集团军擅自开枪的可能性，而是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开枪命令。吴仁华手头就有十一个具体的资料可佐证：包括陆军第四十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亲笔写的东西，都提到了开枪命令，而且具体写到开枪命令是怎么接到的。

关于开枪命令下达的层级，这一命令不是从陆军集团军军一级，也不是跟着集团军进军的大军区的前线司令部下达的。吴仁华经过调查，确定开枪命令一定是经过邓小平同意后下达的。一则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并担任戒严部队总指挥的刘华清本身就是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另外两名副总指挥一名是当时的总参谋长迟浩田，一位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他们完全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的直接领导之下。杨尚昆一直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实际上是作为邓小平的代理人来管理军队。况且，在八九年学生运动的前期和中期，杨尚昆一直同情学生运动，而且赞同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后来因为邓小平下了镇压的决心，杨尚昆当然是听邓小平的，就全力以赴执行戒严与清场的任务。所以，吴仁华认为，开枪命令是由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下达的。也就是经过邓小平的同意的。邓小平同意以后，经过中央军委，然后经过戒严部队指挥部，然后传达到各个集团军队军一级。

军警死亡的人数

关于军警死亡的人数，官方的说法就发生了三次变化。在1989年六月初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做了一个报告，他提到军警死亡人数是23人，其中武警10人，军人13人。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但是很奇怪，几天后，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受中共中央委讬，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北京动乱和暴乱的处理报告，报告中提到的军警死亡情况反而变得很模糊了。他说军警死亡数十人。紧接着，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袁木在六月六号的记者会上连这个模糊的军警死亡数字也不提了。他说军警和群众总共死亡了216人。就是说军警死亡数字从具体变模糊，最后干脆同死亡群众混合起来。

吴仁华表示，自己为什么要研究军警死亡的问题呢？这是因为中共政府在六四以后一直说，因为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军队才不得已开枪镇压。吴仁华对军警死亡数字的研究结论是：军警总共死亡了十五人，其中有两个武警。吴仁华分别列出了他们的军衔、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

军警死亡的几种情况

十五名军警死亡的情况并不相同，第一种情况：三十八集团军炮兵旅的六个士兵，在六月三号夜里接到紧急命令，前往天安门广场运送防暴器材，由于车速过快在翠微路路口翻车，结果油箱爆炸，无法挣脱出来而丧生。

第二种情况：第二十四集团军少尉王景生，在1989年七月四号，也就是六四镇压一个月以后，在部队巡逻途中突然病发死亡。他的死亡通知书上清楚地记载着心力衰竭是造成死亡的重要死因。他的死也跟“暴徒”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种情况：三十九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于景禄是被戒严部队自己打死的。他是在1989年六月三号晚上跟着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前进的时候，部队受到了群众的阻拦。作为宣传干事的于景禄急于想到天安门广场拍摄清场照片，要对清场过程做一个记录。由于他立功心切，不听别人的劝阻，换穿了便装，独自向天安门方向前进，结果在途中中弹受伤，被群众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

以上八人的死亡根本与所谓的“暴徒”没有关系。另外只有七个人跟所谓的“暴徒”有关系。

北京不存在“反革命暴乱”

吴仁华对军警死亡情况的研究说明：第一，当时北京并不存在反革命暴乱。如果存在反革命暴乱的话，军警死亡的数目就远远不止这些。因为当时北京处于全民“截”兵的状态，就是无数平民上街拦截军队。在六月三号晚到六月四号凌晨，至少有一百万民众在北京市各个地方拦截向天安门广场前进的部队，在这么多“暴徒”截兵的情况下，部队死这么几个人是很难想像的。吴仁华举了一个例子：在六月三号晚间，六四凌晨左右，陆军第二十集团军步兵173团880名官兵被拦截在天坛公园东大门，其中有300名左右的官兵被拦截在这座公园东大门的一堵墙壁下面。当时该集团军当事人朱双喜署名文章写到：当时把300名官兵围堵在围墙下面的群众有六万多人。试想，六万多民众，如果说他们在暴乱，300名官兵的结局难以想像。而且在173团团长陈荣富上校的要求下，民众把进军途中受伤的11名官兵送到医院急救。吴仁华认为，这个例子反映了当时北京的基本情况：只要军队停止前进，老百姓不仅不会对他们施之暴力，而且会非常友善地对待。

开枪镇压在前 部分民众以暴易暴在后

那么，由此得出第二个结论：军队开枪镇压在前，部分民众以暴易暴在后。吴仁华说，他一直不否认，在六四镇压过程当中，有部分民众以暴易暴，用砖头，石块，木棍来对付那些杀人的士兵。但大家要认识到因果关系跟时间先后的关系。首先是因为军队开枪屠杀民众，那种伤亡惨重的场面激怒了部分民众，因为人毕竟是有血性的。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个情况是：这十五个军警死亡的时间，没有一个早于1989年六月三号晚上十一点。绝大部分都是在1989年六月四号凌晨左右。这就很明确地说明，这些军警是死在戒严部队开枪屠杀之后。

吴仁华指出：戒严部队开枪是在1989年六月三号晚上十点钟。第一个死亡者叫宋晓明，他是中国航天部第三研究院的一个技术工人。他是在1989年六月三号晚上十点钟在五棵松附近中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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