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命运多舛，不仅面临着在苏联支持下的中共长期的祸乱、割据，还要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侵略。 早在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后，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就意识到中日必有一战，因此开始多方备战，并尽量通过外交手段延迟全面战争的爆发。

1935年，随着中国四川和西南各主要省份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转向四川。当时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能长期支撑。

就在这一年的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并在随后的演讲中表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他还认为，即便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大有可为。

同年7月，蒋介石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再次指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而重庆作为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且有着四川天险作为屏障，成为了国民政府战时的首都。

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于1938年迁都重庆，是为重庆国民政府，此后所有围绕抗战的政治和经济政策都由此发出。而重庆国民政府辖制的包括云、贵、川、渝和藏、桂等地区在内的大西南，成为抗战的重要基地。

然而，抗战胜利后，在三年的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内战中，有着天然屏障，被蒋介石视为“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大有可为”的大西南却在1949年迅速被共军占领：1949年11月，共军一个月即进入重庆，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大为吃惊。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按照中共篡政后被授予元帅头衔的刘伯承的传记中所言：这是利用了蒋介石的错误判断。蒋公以为共军会从川北入川，先占领成都，然后进攻重庆，因此在北面做了重点防御，除配备主力部队胡宗南的14个军约16万人外，还将另一主力罗广文的三个军调此防御，因此导致南面出现空子，让共军取巧进入重庆。

而导致蒋公误判的罪魁是中共卧底、为中共拿下大西南所谓的“第一功臣”的时任国民政府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刘宗宽。

本为黄埔生 却受中共蛊惑

1924年，来自陕西的19岁的刘宗宽，从陕西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因深受中共邪说和“五四运动”影响，投奔到杨虎城部下。其后到广州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三期。蒋介石为首任黄埔军校校长。

在黄埔军校期间，本就被中共邪说蛊惑的刘宗宽，更加相信军校内的教员、中共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的洗脑。

1926年1月毕业时，蒋介石拟留刘在嫡系部队任职，刘宗宽却坚决要求返回杨虎城部。此后，在西北先后任上校参谋长、团长、少将副旅长。

1934年，杨虎城保送刘宗宽到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二期深造。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共的鼓动下，发动西安军事叛变。在叛变的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将刘宗宽等西北籍学员作为人质扣押，直到叛变和平解决才释放。

1937年8月，刘宗宽从陆大毕业，成绩名列榜首，被誉为“武状元”。蒋介石任命他为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谋兼驻汤恩伯部联络官，刘宗宽因不满蒋羁押张学良、挤走杨虎城，拒绝受命，回到陕西。此时的刘宗宽根本没有意识到西安军事叛变的严重后果，没有意识到中共“两面派”的嘴脸。

西北军东北军被整编后，刘宗宽历任国民政府第38军少将高级参谋、陕西省军管区参谋长、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总队长、暂编第15师师长。

在1941年任暂编15师师长时，与上司胡宗南出现矛盾。其后在驻合阳防守黄河河防时，刘宗宽发现手下团长带头走私贩毒，于是将其解送西安，交给胡宗南处置。按照大陆官方说辞，该团长是胡宗南的人，因此胡认为刘宗宽有意和自己作对，便反诬其“走私贩毒”，将其逮捕，押解重庆。蒋介石知其为杨虎城旧部，并且为杨虎城当过“说客”，所以没有听其辩解，而是将全案六人判为“一律枪决”。

该案具体情况如何，刘宗宽是否有罪，蒋介石是否真的只听信一面之词，在没有看到更多史料前，都是刘宗宽自己所言，笔者在此存疑。

其后在刘宗宽的老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成员韩兆鹗和陆大同学韩练成等人多方呼吁、营救，并找到冯玉祥将军出面说情，才免于一死，改判13年徒刑，关押在重庆陈家桥监狱。在狱中，刘再次受到被关押的中共党员的洗脑，以为中共才是“真爱国、真抗战”，因此决定出狱将远离国民党。

两年后，因抗战军事人才缺乏，刘宗宽被保释出狱，任重庆卫戍区参谋长，并在1943年秘密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亲共的国民党左派创办，是现在大陆农工民主党的前身。

1945年，刘宗宽还秘密见到了中共的高官周恩来和叶剑英。

1946年，刘宗宽被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推荐给了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代重庆行营主任的张群，张很器重他，任命他为重庆行营参谋处处长。此时刘想辞职，到延安工作，中共知道后，立即派人向他转达了意见，要求他要潜入敌营，埋伏待命。刘宗宽正式成为中共的一名卧底。

1949年春，重庆行营更名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依旧任主任，刘宗宽任中将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等职。虽然蒋介石和张群知道他是杨虎城的旧部，但并不知道他是亲共组织成员和中共卧底。

助力中共  误导蒋介石

投靠中共的刘宗宽做了哪些助力中共之事呢？首先是给中共通风报信。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对中共驻重庆等地派驻机构进行查封，以防范中共兴风作浪。1947年2月27日，重庆行营召开秘密会议，会议传达了蒋介石的密令：查封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驻重庆代表团。

作为重庆行营要员的刘宗宽，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却在会议后找借口离开了行营，驱车前往亲共的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章伯均的家，向秘密接头单线联系人、中共地下党郭则沉通报了情况。郭快速通知了中共四川负责人，销毁了密码和文件，人员选择撤离。重庆行营派出查封人员因此扑了个空。

此后一天，刘宗宽偶然听到重庆行营二处处长徐远举谈及要抓捕郭则沉，刘马上通知郭离开，使抓捕落空。在郭走后，刘宗宽再度冒出想到延安的念头，便找到农工党党员庄明远。庄对刘宗宽说：“你是中共预先埋伏下的一颗棋子，要等最后发挥作用，此事事关大局，不可轻举妄动，必须耐心坚守。”于是刘宗宽再次打消了去延安的念头。

1949年，战场局势发生了变化。在中共“第五纵队”的协助下，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大多被中共掌握，加上国民政府军一些亲共将领消极执行蒋的命令，战场形势对国民政府并不利。蒋介石因此更加重视西南的防务，这才有了刘宗宽误导蒋介石、葬送大西南的阴谋。

当时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报请国防部批准，调整了四川防务部署，新的防务部署正是刘宗宽亲自拟定的。为了让中共军队顺利进入大西南，刘宗宽在拟定防务部署时故意对四川第八专区长江以南地区不设防，留出空隙。最初该防御部署遭到了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质疑，询问其为何不在第八专区长江以南地区设防。刘宗宽暗自吃惊，但随口以计划还要修改为由搪塞了过去。

如何修改的呢？刘宗宽在不设防的地区假装成立了一个“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下辖不少部队，但实际上却是个空架子。所谓的指挥部司令即是该地区专员，所辖部队系地方保安团队，刘宗宽根本没有向这里派正规的一兵一卒，四川的门户依然是敞开的。而后来刘邓率领的共军确实就是在这里进入四川、直插重庆的。

暗中助共后，刘宗宽迫切想要联系上中共。1949年5月的一天，刘宗宽下班回家，发现多年未见的同乡好友房显志坐在客厅里。一对接头暗号，果然是中共方面派来同自己接头的情报员，同来的还有交通员黄克孝。于是，刘宗宽将亲手拟定的防御部署交通给房显志，还提供了国军在西南地区的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备、军队素质、训练程度，以及指挥官的特征和军队部署和胡宗南、宋希濂的电台密码等详细情报，并提出了共军进军西南的具体建议。

试问，有这样的人出卖国军，出卖蒋介石，蒋介石意图依靠西南与共军决战的想法，能实现吗？按照今天中共处理军中的高级将领徐才厚、何卫东、苗华等人的说辞，刘宗宽是妥妥的“两面人”，是“叛徒、国贼”。

在出卖国军后，刘宗宽还继续装模作样，诱骗国军高层和蒋介石相信自己的部署。1949年8月29日，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研究四川形势及对策。会议由张群主持，先由徐远举作“敌情报告”，然后由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作“情况判断”。

本该由代行参谋长刘宗宽做的“情况判断”，为何由沈策做呢？原来，这是刘宗宽为取得胡宗南的支持而设计的。该“判断”将胡宗南摆在主要防御方向上，由沈策出面报告，不但容易取得胡的同意，蒋介石也容易赞同。果不其然，沈策报告后，大家一致同意，蒋介石也没有丝毫怀疑。根据这个“情况判断”，蒋介石决定将防御的重点由川东转移到川西北，最终蒋是大意失荆州。

会议结束后，刘宗宽又及时将情报传递给中共。此外，还频繁调动以作风泼辣、英勇善战名重一时的罗广文部，意在削弱其战斗力，最后还将其送入共军的包围圈，一部分兵力被共军吃掉。

1949年11月1日，刘邓大军突然出现在川东。宋希濂急电重庆：“秀山发现共军主力！”此时人们才惊觉，本该重兵布防的川北毫无战事，而“天险”川东竟门户洞开。当时中共二野将士回忆：“我们像回家一样顺利，老乡连狗都不叫。”

在共军入川后，11月中旬，蒋介石赶到重庆亲自坐镇，准备以大西南为根据地，抵抗共军，并成立了杨森为总司令的重庆卫戍区总司令部。蒋介石令罗广文率部迅速从贵州的娄山关折向南川地区，企图迟滞共军进占重庆，还亲自密令给第4补给区下令紧急抽调800辆汽车，将在川北地区设防的胡宗南部的王牌部队第一军星夜车运重庆。

刘宗宽马上将这一重要情报送给刘邓率领的二野，刘邓遂加快了进军的速度，使胡宗南的第一军11月28日刚到重庆，还未展开行动，就被共军第3兵团主力部队和暂归第二野战军指挥的第47军击败。

蒋介石保卫重庆失败，29日蒋介石率领国民政府要员由重庆前往成都。直到11月28日，蒋介石和张群仍不清楚军队惨败的原因是出了内鬼，还将率领西南军政官署官兵的任务交给了刘宗宽。刘命令总务处长率领队伍出发，自己则躲了起来，迎接共军。

11月30日，共军占领重庆，刘宗宽出面迎接，蒋介石才知道他的真实面目。12月1日，刘伯承紧握刘宗宽的手：“你给的情报，让西南少流了十万人的血！”的确，在刘宗宽的助力下，中共二野伤亡仅2000余人，并使中共获得了没有被损坏的重庆工业基础。

文革家破人亡

这个被刘伯承称其作用“胜过十万雄兵”的刘宗宽，在1949年中共篡政后，先是被聘为中共第二野战军及西南军区高级参议，后又出任西南监察委员会委员、川东行署委员，为中共进军西藏、绞杀国军残余部队等出谋划策。

1950年底，刘伯承创办了南京军事学院，特邀刘宗宽任该院合同战术教授会副主任。1956年，因学院内部掀起了旨在批判刘伯承等人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与刘伯承关系密切的刘宗宽被处理被迫转业，回到四川工作。

文革爆发后，刘宗宽的家庭成为重庆市首批被抄家的，红卫兵从他家中抄出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凭、奖状、国旗、手枪之类物品，随即他被以“反革命”、“妄想变天复辟”等罪名抓捕，关押至1967年3月下旬才获释出狱。

据何蜀撰写的《文革中重庆的“一号专案”》一文披露，当年不少投共的国军将领、民主党派成员在文革中都没有逃过被抓、被打的厄运，有的是家破人亡。

该文称，文革爆发后，重庆市革委会管训队挖出了一个所谓的“反到底派黑高参团”和“反革命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炮制出重庆文革“一号专案”——即所谓《“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嫌疑案》大冤案，涉及重庆市委市政府参事室的大批参事和民革重庆市委的许多成员，他们中很多是亲共、投共的民主人士和国民政府军中、高级军政人员，其中包括名将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和刘宗宽。他们被关被押进管训队，进行学习洗脑，饱受折磨。

尽管1970年10月，管训队得出结论“反革命组织”是不成立的，但仍认为某些人是“敌视我党，恶毒攻击我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变天复辟”，并称“有个别人，具有特务潜伏的重大嫌疑”，而这个“个别人”就是指刘宗宽。

资料显示，刘宗宽在文革中先后被隔离审查五年半之久，其时任农工民主党重庆市委常委兼宣传处长的妻子崔东亚也被迫害致死。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中共高层生变，被关进管训队的这些人才陆续被释放，文革后相继被中共“平反”。被“平反”后的刘宗宽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等。

可叹的是，被中共铁拳暴打、导致家破人亡的刘宗宽却依旧热爱这个邪恶的党。他在1984年还写了入党申请书，其中有这样的表述：“虽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遭受过这样那样的折磨，特别是十年浩劫中，遭受严重的冲击，以致家破人亡，然而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没有失去，相反更加坚定了。”

继续相信一个让自己家破人亡的政党，这是怎样受虐的心理啊。令人感叹的是，对于刘宗宽这样的信徒，中共却始终没有同意其入党，直到他1992年7月去世前才同意。

走过了87年人生的刘宗宽，到地下是否会愧对那些被其戕害的国军将士呢？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1/9/n1467264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