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8毒疫苗案再掀舆论惊涛，近些年来，毒疫苗案件频发，那么共产党统治的稍早时期，毛泽东时代有毒疫苗吗？那时的“低价医疗”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儿呢？

毛中国的公众医疗虽然没有实行“全免费”，但病人看病住院确然只需花很少的钱，绝大多数普通平民都能承担得起，不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改革开放中国弱势平民“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的“特色怪状”。

毛中国的多数城镇公民享受“公费医疗”；广大农村则纳入“合作医疗”体系。二者的诊疗付费都是象征性的。

病人看病住院只需花很少的钱是一回事，但病患者能否得到必需的诊治则是另外一回事。

毛中国的广大基层医疗机构，治疗药品的短缺匮乏程度远超今人的想像。

上世纪七十年代，像青霉素注射剂这样的普通抗生素，就是黑非洲的芝麻小国也能敞开供应，可在中国广大基层医疗机构却成了难得的奢侈品。

那时的基层卫生院，不但青霉素注射剂远远供不应求，连四环素片、土霉素片等毒性大，西方国家早就淘汰掉的广谱抗菌口服制剂，也成了必须通过关系后门才能买到的紧俏药品。

那年月每逢盛夏，农村小孩长“脓包”的特别多，本人头上每逢夏天就要长好几个大脓包，疼痛难忍彻夜号哭。此类皮下组织的“脓疡”只要注射一两支青霉素就能止痛消肿，可那年月青霉素对普通农民来说就像今天北京市平民青年眼中的商品套房，能得到的概率几乎等于零。结果无数长脓包的农家小孩只好连续十来天忍痛号哭，直到脓包成熟自动破溃流出脓血为止。

有一天我那受过中等教育的妈妈通过同学关系在卫生院买到了八粒四环素片，像中了大彩似的兴冲冲跑回家，当即让彻夜号哭的我服了两片，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消肿了，续服两片后剧痛就消失了……

我记忆中的基层卫生院能敞开供应的药品好像只有“阿斯匹林片”和治疗疟疾的药片。

那时大别山区每个万人左右的小公社有一个“卫生所”，每个千人左右的大队有一个“土药室”。公社卫生所和大队土药室主要的药品供应是当地自产的草药，从野外采挖回来用切药刀铡成小段，不经必要的炮制就直接供药用。这些自产草药的“疗效”多是“想像”的，对患者只能起“安慰”作用，实质疗效多数等于零。

大队医务室之所以称为“土药室”，顾名思义就是只有土产草药。

因为治疗药品极度匮乏，医生用于治疗普通疾病的药械主要是“银针”和“草药”，称为“一根银针治百病”；“一把草药走千家”。

那时的医生经常出诊，出诊箱里通常只备有阿斯匹林片和银针，无论患者得了什么病，首先就是给对方扎银针，关系好的则给几粒能退烧的阿斯匹林片。如果需要开处方去卫生所取药，基本上都是开的地产草药。

因为治疗药品的极端匮乏，除了官员以外的绝大多数普通平民患病后都得不到必需的医治，所以医院死人的概率特别高。当时病死率最高的是儿童，新生儿夭折则是普遍现象。在药品奇缺的广大农村，差不多有半数左右的家庭都发生过新生儿夭折或儿童病死惨剧。我童年的村庄有二十户人家，有几个小孩的家庭基本上都要病死一个或夭折一两个。

毛中国的广大农村公共卫生极端落后，多数农家儿童只进行了“天花”的预防接种，麻疹和腮腺炎则任其自生自愈。所以绝大多数儿童都要经历“出麻疹”和“腮腺炎”的劫难，不少儿童因此丧生或毁容致残。

因为公共卫生投入很少，千奇百怪的致病菌在农庄批量孳生，癞痢头、红眼病、粗脖子成为广大农村的普遍景观。

除了粗脖子、红眼病和癞痢头等普遍景观外，呆、傻、克汀病的患病率也特别高。我们大队有两千多人九个生产队近30个村庄，除了我们村外，其余各村都有呆傻，三队一个不到一百人的村庄有呆傻十多人，每天齐刷刷地站在村头过道两边对过往的行人傻笑，构成一道特别滑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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