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当时的惨况究竟如何？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裴毅然曾举例，有一个在公共食堂工作的生产队队长，每次都把米饭带回锁在柜中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父亲置之不理，小儿子活活饿死。”“另有一个姑娘饿死，许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尸为名，把姑娘腿上肉割了回去吃，而且很多饥民在打听，谁家最近死人，把坟挖开，把那个死尸刨出来吃。

1959年冬季到1960年春季，青黄不接，大饥荒进入最严重阶段。农民吃土，吃草根树皮，吃粪便，吃饿死者的遗体，甚至直接杀人食肉的报告也大量出现，甚至发生数起杀死亲生子女吃下肚的天伦惨案。

据报导，四川、河南、贵州、安徽、广西等大饥荒重灾区，尤其信阳、通渭、凤阳、馆陶、亳州、无为、罗定、济宁等地，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有些全家都饿死了，不少村庄渺无人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河南信阳地区死绝了5万多户，村庄毁灭1万多个，仅光山县就有5,647户死绝。

因中共当局刻意掩盖事实，关于这场大饥荒的历史研究并不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饥荒饿死约四千万中国人，而且当时基本是正常年景，所谓“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是共产党的谎言，饥荒完全是一场人祸，是上个世纪饿死人数规模最大的惨案。

饥荒罹难四千万人 南京大屠杀133倍

根据中共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 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另据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关于大饥荒的权威研究表明，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4,000万人，两者共计7,600万人。

对比之下，依据“抗战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死亡约2,062万多人；换句话说，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以4,000万计算）约等于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日本军杀害的2倍，南京大屠杀的133倍，而这些人是被中共蓄意谋杀的。

再者，在中共建政之前，中国历朝历代中，发生“万人以上饿死”的记录有203次，估计总和也才2,991.8万人。共产党建政后，只计1959到1962年这三年，饿死的人数就超过中国历朝历代的总合。

发生饥荒 中共高层自始知情

有人为中共辩护，认为共产党高层不知道各省市的实际状况，无法采取行动，然而，事实与此相反，中共高层一开始就知道发生大饥荒。

据《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中共高层对大饥荒完全知情。仅1959年4月6号，中共国务院秘书厅就报告5省缺粮，4月9号，再次报告15省缺粮，2,517万人无粮可食。
中国人权律师郭国汀进一步指出，一开始中共就封锁信息，如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于1961年访问中国，毛泽东对他说，“我再重复一遍，中国没有饥荒”。

对此，郭国汀痛批中共“欺骗国际社会，断绝外国人援助中国的任何可能。中共明知大跃进导致极为严重的大饥荒，但是却开足马力向全世界宣传大跃进的丰功伟绩，让他们学习中国道路，组织大规模公社，推行农业集体化。”

见死不救 不开粮仓不准逃跑

更为残忍的是，中共不但知情，还不开粮仓赈灾。

当时中共控制的国家粮仓里有大量库存。杨继绳调查中共粮食部资料，显示1959年11月，中国粮食库存887亿斤，1960年4月，库存403亿斤。但中共没有开仓全面救灾。1959到1960年，大量粮食被用来出口，在千万中国人被饿死的这二年，中国粮食净出口竟达到680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购买原子弹、导弹等相关设备材料。郭国汀律师表示，

700万吨粮食已足够向3,800万人每人每天提供840热卡，如果不出口粮食，中国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是中共中央有令，由军队和民兵把守，饿死人也不开仓。“在人类历史上，在中国历朝历代都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只有中共，包括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在饥荒期间饿死人不开粮仓。所以中共是蓄意谋杀性的大饥荒。”

共产党的统治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在民众饿到难以忍受，要自己在家里开伙时，居然因为只能到公共食堂吃饭而遭到禁止。如广西环江县驯乐区委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更丧心病狂的是，当大批农村民众无法生存，要逃亡到邻近县市时，共产党政府出于政治理由，害怕饥荒讯息传出，竟然禁止人们自救，阻断人民最后一线生机。

杨继绳研究指出，“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 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

这份文件语气强硬，制止民众外逃，“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

至此，民间自救之路断绝。各地政府严防饥民逃跑，设立“检查站”，民兵持枪拦截饥民，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被毒打虐杀者众。可怜的农民只能坐以待毙，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交待，全地区被抓进监狱的吃人肉者“上千人”。

“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

对毛泽东来说，饿死几千万人不算什么事，“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饿死的4,000万人就成了毛泽东口中可随意牺牲的一半，这种对死亡毫不在乎、对生命冷漠的无人性态度，是标准的“中共特色”。

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负责任的。”毛泽东不以为然。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只是被迫空洞承认了一下，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承认过错误。一个指头问题，九个指头成绩，是毛泽东一贯的论调。毛泽东后来还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说：“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

而紧随毛泽东大跃进的中共官员同样没有受到什么严厉处置。

四川饿死人最多，大约为1,000万人。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1960年出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1965年担任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安徽饿死500万至600万人。1960年，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还兼任了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调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1965年，调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谁造成了大饥荒？

中国著名水利环保生态学专家王维洛在其文章《天问－“三年自然灾害”》中指出，这三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

共产党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要“超英赶美”，开始“全民炼钢”。当时，中国各行各业民众都一心投入土法炼钢运动，据郭国汀律师表示，每个单位在自己的后院，每个公社、每个大队都搞土高炉炼钢铁。没有燃料就大砍森林树木，甚至把农民家家户户木制的门窗都当燃料；没有铁矿石家家户户就把锅碗瓢杓，甚至门铃，任何含铁的东西全部拆下来充数。而这种土法炼钢炼出的钢铁都是废钢烂铁。大炼钢铁对森林、生态的破坏永远也无法恢复，而大片农田无人照顾，庄稼无人采收。

加上当时党文化社会风气崇尚战天斗地，人们高唱“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实施 “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各地争相响应中共政策，浮报农作产量，人们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农作物高产量的“卫星”谎言层出不穷。之后发生饥荒，中共当局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于1958年4月发起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建立后，小至锅、盆、桌、椅，大至土地房产，所有人民的财产全部充公，人们的生活也全都受到共产党控制。如此一来，个人的努力所得必须和所有人分享，无论每天工作多少都没有相应的回报，因而人们工作意愿低落，尽可能地偷懒，粮食随之大幅减产。

于是，在中共的残暴统治下，四千万中国人活活饿死，成为共产主义的祭品，这着实是上个世纪的最大悲剧之一。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国际间“反人类罪”的定义：“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实施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及其它任何非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实施迫害，不论其是否违反犯罪地之国内法律。”

在这三年中，共产党大面积残害中国人的生命，已确实犯下反人类罪。这四千万饿殍以生命控诉的血泪教训，我们怎可轻易遗忘？

(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1/1/n1082317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