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选择了坏的信仰，也就步入了信仰的迷途，他越是为之牺牲，就越是损人害己。这样的邪恶信仰至诚愈深，悲剧愈烈，遗祸愈重。一个人如果选择了坏的信仰，也就步入了信仰的迷途，他越是为之牺牲，就越是损人害己。这样的邪恶信仰至诚愈深，悲剧愈烈，遗祸愈重。

共产主义在问世初期，利用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强国富民的理想与抱负，将专制与极权极力掩盖并包装成崇高信仰，众多满怀抱负的追随者被引入迷途，最终铸下了祸国殃民的罪憾。

旅美中国社会问题学者何清涟曾说过：所谓“革命信仰”的荒唐，以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谵妄：“革命”对人的吞噬不仅是肉体上的打磨，更是灵魂上的扭曲摧残。

“最大的共谍”郭汝瑰，就是这样一位“不忘初心”的共产主义牺牲品。

被共产主义假理迷惑，早年秘密入共

1907年9月15日，郭汝瑰出生于四川铜梁伊家市达昌池，父亲是当地的教员，郭家的小块土地由佃农耕种，按照中共日后土改划成分，应该是小地主了。

1919年，郭汝瑰父子投靠在川军中任职的堂兄郭汝栋，并在成都高等师范小学及成都联合中学就读。五四运动爆发后，郭汝瑰受到教员胡子霖的影响开始对社会主义产生好感，对运动式救国感到新鲜。

因时任校长张铮推行严格的传统教育教学方法，不符合五四新潮，郭汝瑰等学生代表发动学潮，赶走了张铮，新任校长挥霍贪腐，教学品质下降，引学生们迁怒当初带头闹事的学生代表，郭汝瑰感觉“内心不安，非常尴尬”，在毕业前离开了学校。

1925，在郭汝栋建议下，郭汝瑰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进行学习，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中共那时也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实行新三民主义口号。郭汝瑰按照吴玉章的安排，回到四川涪陵策反堂兄、川军师长郭汝栋。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团副袁镜铭介绍，在四川秘密宣誓入共，埋下了祸乱中华的千古罪孽之根。

郭汝瑰任第20军政治部科员、连长、营长等期间，多次发动小规模兵变未遂。1930年，郭汝栋部被国民政府调往湖北，并被要求进行清（共）党，郭汝瑰被堂兄安排去日本留学避难，进入了日本士官学校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自此与中共失联。

九一八事变后，郭汝瑰退学回国，并在郭汝栋安排下顶替一名学历不合格的学员被陆军大学入取，成为陆军大学第十期学员。陆大毕业后，郭进入陈诚18军。蒋介石时任陆军大学校长，郭汝瑰贵为天子门生，自此结下了与蒋公、中华民国之间的难解恩仇。

抗战显谋略奇才，成民国政府红人

郭汝瑰在黄埔五期、日本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经过专业训练，亲历过战场，当过教官，对军事理论深有研究，精通日文、德文，比起打家劫舍出身的中共匪将，堪称文武全才，是学者型将军。

1937年抗战爆发，郭汝瑰被调到陈诚的18军14师任参谋长，参加淞沪会战。当时因日机密集型狂轰滥炸，面对79师重大伤亡和动摇的斗志，郭汝瑰代替42旅旅长曾粤汉主动请缨，并立遗嘱，率领两个团与日军拼死冲杀，七天七夜，八千多人剩下两千余人，坚守了阵地。

在遗书中，郭汝瑰写道：“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革。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一战成名，郭汝瑰自此成为全军著名战将，受到陈诚的赏识和蒋公青睐。此后数年，一路晋升。郭汝瑰本人身材并不高大，他最为显著的军事能力并不是他的生威英猛，而是他运筹帷幄的军参谋才。

武汉会战备战之初，在陈诚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师参谋长郭汝瑰直言德国顾问的防御计划“实际上步南京保卫战后尘。一点突破，必然全军崩溃，其惨景与南京战役相比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并提出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消耗日军的设想。陈诚采用了郭的军事方案，武汉虽然最终失守，但达到了消耗日军的目的，国军没有重大损失，日军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抗日进入相持阶段。

在长沙会战中郭汝瑰又受到薛岳的器重，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后陈诚调郭任国防研究院委员，蒋介石任命郭为中央训练团的副大队长，郭一度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

1944年郭汝瑰以副武官名义去英国考察，1945年3月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日本战败后，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1946年2月，郭汝瑰任张治中随员。1946年6月，受国防部长白崇禧赏识任中华民国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之后升任陈诚的总参办公厅主任，次年3月，升任作战厅厅长。

此时的郭汝瑰已授国民党中将军衔，党国元老们的红人，备受国民党的信任和重用。“历史有时捉弄人，可一些人也在捉弄历史。”（铁流：“‘最大的共谍’右派郭汝瑰的难解人生”。）如日中天的郭汝瑰继续为党国出谋划策，但曾几何时起，他谋划的基本都是里通共匪的歪主意，导致国军莫名其妙的每战必败，直至丧失政权，因为他那时已经完全站到中华民国的对立面。

红色初心死灰复燃，颠覆国家成民族罪人

重庆市北碚区环保局工程师，郭汝瑰之子郭相操曾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43年，父亲由抗战前方回到重庆，曾多次欲尝试联系（中共）党组织，然因没有门路屡次无果。抗战胜利后，父亲通过关系终于联系上了共产党地下组织，董必武后来在重庆石灰市的一个教堂里秘密接见了父亲两次。”

为什么中共后来把接头地点选在了教堂呢？郭相操解释“因为当时任廉儒有很深厚的社会上层的背景，他在基督教会里面，他有很多朋友，而这个基督教会里面，是最不容易被军统特务、中统特务怀疑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

维琪百科记载，郭汝瑰在四年的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与中共间谍任廉儒接头一百余次，将国军的大量军事机密泄露给共产党；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

郭相操则说，“他（郭汝瑰）有八本日记，八本日记上面全部都是记的国军大事，开什么会呀，任廉儒来呀，他就在底下记着‘廉儒来’三个字，起码是两三百次呀，那就是说任廉儒来一次那就是传达一次共产党的指令或者带走一次情报。”

1947年5月12日8时30分，郭汝瑰到蒋介石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回来后，郭第一时间将蒋的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任廉儒，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第74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 这导致孟良崮战役，国军王牌部队第74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英勇就义。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提出“守江必守准”的作战主张，集中优势兵力于徐蚌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方案尚未下达到军队，就被郭汝瑰通报中共。郭汝瑰后又诱骗蒋介石改在徐州周边作战，增加了国军被歼的险情。徐蚌会战开始前，邱清泉在徐州花园饭店军事会议上对郭汝瑰警告说：“你今天这个部署就等于当年项羽在垓下的部署”。

三大战役后，郭汝瑰担心间谍身份暴露，想逃到“解放区”，因为杜聿明已经深度怀疑他是共产党，只是苦无证据。中共仍然要求郭留在国民军政内，叫他控制一支军队，好在蒋介石退守大西南时继续做内应策反。

1949年7月，郭汝瑰被任命为新组编的72军中将军长，他立刻在四川招兵买马，组建自己信得过的队伍。与此同时，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公开身份来到四川，中共”解放军“二野联络部赵力钧，也来到重庆，被郭汝瑰安插在72军重庆办事处。

三大战役后，蒋介石对郭有过怀疑。蒋制定了对抗中共的江南作战计划，郭汝瑰欲传给中共，任廉儒下线陈家康碰巧不在，改由线人王葆真转交，王葆真突然被捕。但王葆真没有供出郭和任。蒋介石将疑虑搁浅。

随后郭升任国军第22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21军、第44军、第27军和3个独立师。负责保卫四川。1949年12月，郭汝瑰在宜宾率部投降，彻底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1997年郭汝瑰去世后，其子郭相操曾收到了郭汝瑰当年国民党老同学、老同事来信，有好几个人的信封里面都是一张白纸，“当时我没有理解，后来就懂了，父亲在陆军大学与他的同学分手时曾相互赠言道：一切尽在不言中。多年来，大家的立场和观点不同，在他们眼里，我父亲害得他们两百万人都跑到台湾去了，他们对我父亲是很恨的。但他们通过一张白纸，却又道出了大家相互间挥之不去的同学情谊。”

在当今的台湾人乃至更为广泛的中国人眼中，张学良、傅作义、韩练成、郭汝瑰等人无论个人情操如何，在国家命运、民族兴亡的大义面前，他们无疑是千古罪人，挥不去的同学情谊比起历史的伤痛何足挂齿矣！

难解的晚年：右派 著书 车祸身亡

郭汝瑰的一生却也淡泊名利，不贪不腐。在现有的中共话语系统中，刻意重抹郭汝瑰的清廉，以此反讽国民党当时的腐败，并把郭通共的理由归咎于郭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

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这是中共混淆是非的宣传手段。中华民国是合法政权，郭汝瑰的行为首先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其次，国共两党的本质不是在于腐败和不腐败，而是在于是否还政于民，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蒋经国先生进行了政治改革，开创了台湾的民主制度。

中共窃政后只给了郭汝瑰一个川南行署交通厅长一职。而中共的阶级斗争铁拳，也无情的砸向了郭汝瑰。在“肃反”运动中被作为特务关押审查。其在宜宾率部起义的队伍中，从师长到班排长，多遭杀戮。

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他因一句发言：“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从善入流，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几百年。我们要力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农场改造，“文革”中，备尝抄家游街辛酸。

“一个傅作义手下的王姓的少将，四九年被迫起义。文革时这位王将军也被流放到成都。他曾于批斗郭汝瑰时冲到台上，痛打郭鬼子，边打边骂：“你个狗特务，我要报仇！”至于王将军要为谁报仇，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老灯文集：间谍将军》）

被中共平反后的郭汝瑰编写了两本书：《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战 记》，书中还原了被中共掩盖了多年的历史事实：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 阵亡、负伤、失踪321万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

1997年，郭汝瑰在送女儿到机场的路上车祸身亡。

此前夕，郭汝瑰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碍社会进步。”

结语：党对“自己人”比对敌人还要残忍

中共以“信仰”为名，逆反人性，折腾社会、折腾所有中国人，最后也让所有中国人互相折腾不息，中共“革命史”就是一部集恶与污秽于一体的斗争史。

据学者傅国涌先生考证，中共当政后不久，康生曾向毛泽东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毛批示了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导致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在1949年后历经人生的磨难。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

我们无从考证，郭汝瑰的车祸纯属偶然，还是背后有真相。但这代人的命运无不证明了一点——把生命交给共产党无异于交给魔鬼。党对“自己人”比对敌人还要残忍，任你如何信仰、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也无法保证到头来能躲过它的迫害。

(大纪元 :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9/11/n10705738.htm )